蔡先生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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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時候，空氣突然緊張，蔡先生離京南下，此後他便有十年沒有到過北平。
大約是民國二十一年的春天，蔡先生到武昌珞珈山住過幾天。
武漢大學的同人給他一個很熱烈的歡迎。
可是那時候我正病卧在床上，不能夠行動。
倒是蔡先生走上百餘級石級，到我住的高高在山坡上的家，作病榻前的慰問。
對于一個後輩，而且實在是很少見的人，看做親切的朋友，這是蔡先生待人接物的本色，是他所不可及的一個特點。
就是這一年的夏末——還是次年？暑假時我從南昌去北平，因平津路突然不通，乘船到南京，改由津浦路北上。
到南京後得知蔡先生正在此時北上，出席中華文化基金董事會一同相約同行。
在車上除了一位基金會的美國董事外，沒有什麼很熟識的人，所以有一天以上的朝夕相處。
這時與倫敦旅館中大不同了。
自己沒有了拘束的感覺，沒有話的時候也并不勉強的想話說。
可是這一次蔡先生談話很多，從中國的政治教育到個人瑣事。
特别是過泰安附近時，我們在窗口憑吊志摩遇難的地點，談了不少關于志摩的回憶。
蔡先生帶了幾瓶南京老萬全的香雪酒，是朱骝先送他在車上喝的。
第一天晚餐時我們兩人喝了一瓶——應該說是蔡先生一人喝一瓶，因我隻能陪二三杯。
那晚上蔡先生雖沒有醉，臉卻紅得厲害。
第二天中晚兩餐喝了一瓶。
蔡先生說這樣正好，聽說他每餐得喝一點酒，但并不多。
車快到北平時，他對我說，中央委員乘車是不用花錢的，所以這一次一個錢也沒有花。
心裡覺得有些不安，飯車的賬請我讓他開銷了罷。
他說得這樣誠懇委婉，我覺得沒有什麼話可說。
可是第二天早晨發現不僅飯費，連睡車上茶房的小費他都付過了。
車到站時，他又說他帶了一個當差，而且有人來接，行李有人招呼，我的行李也不如放在一處運去。
所以這一次與蔡先生同行，一個年輕三十多歲的我非但沒有招呼蔡先生，而且反而受他招呼，這表示自己的不中用，但也可以看到蔡先生待人接物的和藹體貼的風度。
蔡先生這一次到北平，是十年後重遊舊地，盛受各團體、各個人朋友的歡迎招待。
常常一餐要走兩三個地方。
他到一處，一定得與每一客對飲一杯，飲完方離去，所以每晚回家時大都多少有了醺意了。
他對一切的興趣都很厚濃。
故宮博物院歡迎他去參觀時，他進去看了一天。
他的腳有病，走路不大方便，可是毫無倦容。
我們從遊的年輕些的人，都深為驚異。
那時候我們認為蔡先生享八九十以上的高齡，應當是不成問題的事。
那一年以後，除了某年暑假，我與叔華在上海經過到愚園路進谒一次蔡先生蔡夫人而外，更沒有再會見過了。
追想過去，自己與蔡先生接觸的次數實在并不多，但是他在我生命中所給予的影響，卻異乎尋常的大，異乎尋常的深刻。
是怎樣來的呢？仔細分析起來，并不是由于蔡先生的學問文章。
蔡先生的書我一本不曾讀過。
他講演辭和文章，也隻偶然的讀到。
對于他的學問文章我沒有資格說話。
也不是由于蔡先生的功業。
他辦理北大，以緻有五四，有新文化運動；他辦理中央研究院，使中國在科學各有各種貢獻，但是這種種可以使人欽佩，卻不一定使人師法，使人崇拜。
蔡先生的所以能給予我以不可磨滅的印象，推求起來，完全是由于他人格的偉大。
他應小事以圓，而處大事以方。
他待人極和藹，無論什麼人有所請托，如寫介紹信之類，他幾乎有求必應，并不詢問來人的資格學問經驗。
可是到了出處大節，國家大事，他卻決不絲毫含糊，而且始終如一，不因事過境遷而有遷就。
他是當代最有風骨的一個人。
我與他接觸的機會雖不多，但是先後有二三十年。
我無論在什麼時候見到他，蔡先生始終是蔡先生，猶之吳先生始終是吳先生，并不因環境的不同，時運的順逆，而舉止言語有什麼不同。
這是說來容易，卻極難做到的一件事。
孟子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蔡吳兩先生才可以當大丈夫的名稱而無愧了。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原載１９４０年３月２４日重慶《中央日報》） 【點評】 陳西滢（１８９６—１９７０），江蘇無錫人，原名陳源，字通伯，筆名西滢。
１９１２年去英國讀中學，後入愛丁堡大學和倫敦大學，１９２２年獲博士學位，回國後任北京大學外文系教授。
１９２４年在胡适支持下，與徐志摩等人創辦《現代評論》周刊，任文藝部主編。
１９２７年與女作家淩叔華結婚，１９２９年到武漢大學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１９４３年到倫敦中英文化協會工作，１９４６年出任國民黨政府駐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首任常駐代表。
１９６６年退休僑居倫敦，１９７０年因病去世。
著作書目：《西滢閑話》《西滢後話》。
《關于蔡先生的回憶》：随着時間的推移，我和蔡先生從相見到相識再到相知，蔡先生給作者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質樸、親切、平易近人，待人接物和藹體貼。
從生活的細節中可以看出蔡先生是一個應小事以圓，大事以方的人，在大是大非面前是一個原則性很強的人，并且始終如一，決不含糊遷就。
蔡先生就是這樣一位心胸寬廣，又很有原則性的值得尊敬的人。
大約是民國二十一年的春天，蔡先生到武昌珞珈山住過幾天。
武漢大學的同人給他一個很熱烈的歡迎。
可是那時候我正病卧在床上，不能夠行動。
倒是蔡先生走上百餘級石級，到我住的高高在山坡上的家，作病榻前的慰問。
對于一個後輩，而且實在是很少見的人，看做親切的朋友，這是蔡先生待人接物的本色，是他所不可及的一個特點。
就是這一年的夏末——還是次年？暑假時我從南昌去北平，因平津路突然不通，乘船到南京，改由津浦路北上。
到南京後得知蔡先生正在此時北上，出席中華文化基金董事會一同相約同行。
在車上除了一位基金會的美國董事外，沒有什麼很熟識的人，所以有一天以上的朝夕相處。
這時與倫敦旅館中大不同了。
自己沒有了拘束的感覺，沒有話的時候也并不勉強的想話說。
可是這一次蔡先生談話很多，從中國的政治教育到個人瑣事。
特别是過泰安附近時，我們在窗口憑吊志摩遇難的地點，談了不少關于志摩的回憶。
蔡先生帶了幾瓶南京老萬全的香雪酒，是朱骝先送他在車上喝的。
第一天晚餐時我們兩人喝了一瓶——應該說是蔡先生一人喝一瓶，因我隻能陪二三杯。
那晚上蔡先生雖沒有醉，臉卻紅得厲害。
第二天中晚兩餐喝了一瓶。
蔡先生說這樣正好，聽說他每餐得喝一點酒，但并不多。
車快到北平時，他對我說，中央委員乘車是不用花錢的，所以這一次一個錢也沒有花。
心裡覺得有些不安，飯車的賬請我讓他開銷了罷。
他說得這樣誠懇委婉，我覺得沒有什麼話可說。
可是第二天早晨發現不僅飯費，連睡車上茶房的小費他都付過了。
車到站時，他又說他帶了一個當差，而且有人來接，行李有人招呼，我的行李也不如放在一處運去。
所以這一次與蔡先生同行，一個年輕三十多歲的我非但沒有招呼蔡先生，而且反而受他招呼，這表示自己的不中用，但也可以看到蔡先生待人接物的和藹體貼的風度。
蔡先生這一次到北平，是十年後重遊舊地，盛受各團體、各個人朋友的歡迎招待。
常常一餐要走兩三個地方。
他到一處，一定得與每一客對飲一杯，飲完方離去，所以每晚回家時大都多少有了醺意了。
他對一切的興趣都很厚濃。
故宮博物院歡迎他去參觀時，他進去看了一天。
他的腳有病，走路不大方便，可是毫無倦容。
我們從遊的年輕些的人，都深為驚異。
那時候我們認為蔡先生享八九十以上的高齡，應當是不成問題的事。
那一年以後，除了某年暑假，我與叔華在上海經過到愚園路進谒一次蔡先生蔡夫人而外，更沒有再會見過了。
追想過去，自己與蔡先生接觸的次數實在并不多，但是他在我生命中所給予的影響，卻異乎尋常的大，異乎尋常的深刻。
是怎樣來的呢？仔細分析起來，并不是由于蔡先生的學問文章。
蔡先生的書我一本不曾讀過。
他講演辭和文章，也隻偶然的讀到。
對于他的學問文章我沒有資格說話。
也不是由于蔡先生的功業。
他辦理北大，以緻有五四，有新文化運動；他辦理中央研究院，使中國在科學各有各種貢獻，但是這種種可以使人欽佩，卻不一定使人師法，使人崇拜。
蔡先生的所以能給予我以不可磨滅的印象，推求起來，完全是由于他人格的偉大。
他應小事以圓，而處大事以方。
他待人極和藹，無論什麼人有所請托，如寫介紹信之類，他幾乎有求必應，并不詢問來人的資格學問經驗。
可是到了出處大節，國家大事，他卻決不絲毫含糊，而且始終如一，不因事過境遷而有遷就。
他是當代最有風骨的一個人。
我與他接觸的機會雖不多，但是先後有二三十年。
我無論在什麼時候見到他，蔡先生始終是蔡先生，猶之吳先生始終是吳先生，并不因環境的不同，時運的順逆，而舉止言語有什麼不同。
這是說來容易，卻極難做到的一件事。
孟子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蔡吳兩先生才可以當大丈夫的名稱而無愧了。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原載１９４０年３月２４日重慶《中央日報》） 【點評】 陳西滢（１８９６—１９７０），江蘇無錫人，原名陳源，字通伯，筆名西滢。
１９１２年去英國讀中學，後入愛丁堡大學和倫敦大學，１９２２年獲博士學位，回國後任北京大學外文系教授。
１９２４年在胡适支持下，與徐志摩等人創辦《現代評論》周刊，任文藝部主編。
１９２７年與女作家淩叔華結婚，１９２９年到武漢大學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１９４３年到倫敦中英文化協會工作，１９４６年出任國民黨政府駐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首任常駐代表。
１９６６年退休僑居倫敦，１９７０年因病去世。
著作書目：《西滢閑話》《西滢後話》。
《關于蔡先生的回憶》：随着時間的推移，我和蔡先生從相見到相識再到相知，蔡先生給作者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質樸、親切、平易近人，待人接物和藹體貼。
從生活的細節中可以看出蔡先生是一個應小事以圓，大事以方的人，在大是大非面前是一個原則性很強的人，并且始終如一，決不含糊遷就。
蔡先生就是這樣一位心胸寬廣，又很有原則性的值得尊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