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先生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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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先生的回憶
陳西滢
蔡先生與稚晖先生是我生平所師事的兩個人。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這幾句詩，完全可以表出我對于兩位先生的情緒。
在黑暗中摸索前進的人生的旅途上，他們是懸在天際的巨大的兩顆明星，所以雖然有時會迷途，有時不免腳下絆倒，可是由于星光的照耀，仍然可以起來，仍然可以向正确的方面前進。
蔡先生與吳先生，在我心中，常常是連系在一起，不容易分開的。
蔡先生去世的消息傳出後，有一天夜間不能入睡，回想起蔡先生與自己的關系，處處地方便連帶的想到吳先生。
可是很奇怪的，蔡先生與吳先生雖同樣的給我以不可磨滅的印象而細細追想起來，我與蔡先生的接觸，實在是很少。
知道蔡先生卻很早。
因為在六七歲的時候，曾經在上海泥城橋愛國學社裡上過幾個月學，可以說是蔡先生與吳先生的學生。
那時候住在吳先生的家中，天天見到，可是蔡先生卻隻聽到過名字。
至于是不是認識，甚至于是不是見過，現在已經完全想不起來了。
以後看到蔡先生的名字，是在吳先生自英法寫給先父等幾個老朋友的數千字長信裡面。
這樣的長信，一連大約有兩封或三封，裡面叙述事物很多，所以也當常會提到蔡孑民在柏林怎樣，怎樣。
那時候的“蔡孑民”還隻是一個名字。
武昌起義之後，吳先生與蔡先生都是先後回國。
在他們未到以前，他們的一位朋友，商務印書館主編“辭源”的陸炜士先生，常常對先父等說，将來修清史，隻有“稚晖與鶴卿”。
那時候已經十五六歲了，知道鶴卿就是以翰林公而提倡革命的蔡孑民。
聽了陸先生的談話又知道蔡先生是文章家。
蔡先生回國後住在上海的時候，似乎曾經跟了吳先生到他的府上去過。
但是除上一所一樓一底的房子之外，什麼也不記得。
也許這一樓一底的房子還記憶的錯誤，實在不曾去拜訪過也說不定。
但是那時候一個印象是相當清楚的。
也可以說是蔡先生給我的第一個印象。
大約是在張園舉行的許多群衆大會之一吧，蔡先生的演講是在那裡第一次聽到。
他的演講，聲音不高，而且是紹興口音的官話，内容是樸質的說理，不打動聽衆的情感，所以他在台上說話，台下的人交頭接耳的交談，甚至于表示不耐煩。
所以演講辭更不能聽到。
蔡先生的演說也就很快的完畢了。
十年以後聽衆對蔡先生的态度不同了，演辭不至于聽不見，然而他演說态度，聲音，與内容似乎與我第一個印象沒有多大的出入。
蔡先生不能說是一位雄辯家。
再會見蔡先生，是在十年後的倫敦。
那時候蔡先生是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北京大學校長，到歐洲去遊曆。
在倫敦攝政街的中國飯店裡，北大學生開了一個歡迎會。
名義上雖是北大學生，可是原先與北大沒有關系的也多人在場，我自己便是一個。
此外記得起的還有張奚若，錢乙藜，張道藩。
在場的北大教員有章行嚴與劉半農兩位，學生則有傅孟真，徐志摩，徐彥之，劉光一等。
那時我新買了一個照相機，初學照相。
即在中國飯店的樓上照了兩張團體相。
這相片到抗戰以前還存在，現在可無法找得到了。
蔡先生在倫敦時的故事，現在隻記得二三個，大約因為稍微帶些幽默，所以至今沒有忘掉。
有一次倫敦大學政治學教授社會心理學者懷拉斯請蔡先生到他家去茶叙，座中有他的夫人與女兒。
陪蔡先生去的是志摩與我兩人。
起先我們任翻譯。
忽然志摩說蔡先生在法國住好久，能說法語。
懷夫人與小姐大高興，即刻開始與先生作法語談話。
一句句法文箭也似的向先生射去，蔡先生不知怎樣回答。
我為了解圍，說蔡先生在法國隻是作寓公，求學是在德國，所以德文比法文好。
懷夫人、懷小姐不能說德語，隻好依舊作壁上觀。
懷拉斯說他從前到過德國，可是德話好久不說已不大能說了。
他與蔡先生用德文交談了幾句話。
我記得懷指窗外風景說ＳＣＨＯＮ，蔡先生說ＩＥ—ＢＲＡＣＢＯＮ，可是這樣的片言隻字的交換，沒有法子，懷先生說還是請你們來翻譯吧。
一次我與志摩陪蔡先生參觀一個油畫院。
裡面有約翰孫博士的一張油畫像。
我與志摩說起約翰孫博士的談吐，骨氣，生活狀态，很像中國的吳先生。
在出門的時候，蔡先生選購了幾張畫片，微笑着的說“英國的吳先生的畫像也不可不買一張”！ 最難忘的一次是某晚在旅館中蔡先生的房間裡。
一向總是有第三人在一處。
此時第三人卻因事出去了，房内隻有我與蔡先生兩個人。
那時與蔡先生還不知己，自己又很怕羞。
要是他做他自己的事倒好了。
可是蔡先生卻恭恭敬敬陪我坐着，我提了兩三個談話的頭，蔡先生隻一言半語便回答了。
兩個人相對坐着，沒有談話。
心中着急，更想不出話來。
這樣的坐也許不到半點鐘，可是在那時好像有幾點鐘似的。
幸而第三人來了，方才解了當時的圍。
民國二十一年冬與吳先生同船由法回國，到了上海，得北大之聘，又與吳先生同乘津浦北上。
拜訪蔡先生後沒有幾天，蔡先生即在一星期日中午在香廠的菜根香請吃飯。
吳先生坐首席，同座都是從前在英國的熟朋友。
飯後一幹人一同步行從先農壇走到天橋。
當時感覺到一種北平閑暇的趣味。
可是沒有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這幾句詩，完全可以表出我對于兩位先生的情緒。
在黑暗中摸索前進的人生的旅途上，他們是懸在天際的巨大的兩顆明星，所以雖然有時會迷途，有時不免腳下絆倒，可是由于星光的照耀，仍然可以起來，仍然可以向正确的方面前進。
蔡先生與吳先生，在我心中，常常是連系在一起，不容易分開的。
蔡先生去世的消息傳出後，有一天夜間不能入睡，回想起蔡先生與自己的關系，處處地方便連帶的想到吳先生。
可是很奇怪的，蔡先生與吳先生雖同樣的給我以不可磨滅的印象而細細追想起來，我與蔡先生的接觸，實在是很少。
知道蔡先生卻很早。
因為在六七歲的時候，曾經在上海泥城橋愛國學社裡上過幾個月學，可以說是蔡先生與吳先生的學生。
那時候住在吳先生的家中，天天見到，可是蔡先生卻隻聽到過名字。
至于是不是認識，甚至于是不是見過，現在已經完全想不起來了。
以後看到蔡先生的名字，是在吳先生自英法寫給先父等幾個老朋友的數千字長信裡面。
這樣的長信，一連大約有兩封或三封，裡面叙述事物很多，所以也當常會提到蔡孑民在柏林怎樣，怎樣。
那時候的“蔡孑民”還隻是一個名字。
武昌起義之後，吳先生與蔡先生都是先後回國。
在他們未到以前，他們的一位朋友，商務印書館主編“辭源”的陸炜士先生，常常對先父等說，将來修清史，隻有“稚晖與鶴卿”。
那時候已經十五六歲了，知道鶴卿就是以翰林公而提倡革命的蔡孑民。
聽了陸先生的談話又知道蔡先生是文章家。
蔡先生回國後住在上海的時候，似乎曾經跟了吳先生到他的府上去過。
但是除上一所一樓一底的房子之外，什麼也不記得。
也許這一樓一底的房子還記憶的錯誤，實在不曾去拜訪過也說不定。
但是那時候一個印象是相當清楚的。
也可以說是蔡先生給我的第一個印象。
大約是在張園舉行的許多群衆大會之一吧，蔡先生的演講是在那裡第一次聽到。
他的演講，聲音不高，而且是紹興口音的官話，内容是樸質的說理，不打動聽衆的情感，所以他在台上說話，台下的人交頭接耳的交談，甚至于表示不耐煩。
所以演講辭更不能聽到。
蔡先生的演說也就很快的完畢了。
十年以後聽衆對蔡先生的态度不同了，演辭不至于聽不見，然而他演說态度，聲音，與内容似乎與我第一個印象沒有多大的出入。
蔡先生不能說是一位雄辯家。
再會見蔡先生，是在十年後的倫敦。
那時候蔡先生是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北京大學校長，到歐洲去遊曆。
在倫敦攝政街的中國飯店裡，北大學生開了一個歡迎會。
名義上雖是北大學生，可是原先與北大沒有關系的也多人在場，我自己便是一個。
此外記得起的還有張奚若，錢乙藜，張道藩。
在場的北大教員有章行嚴與劉半農兩位，學生則有傅孟真，徐志摩，徐彥之，劉光一等。
那時我新買了一個照相機，初學照相。
即在中國飯店的樓上照了兩張團體相。
這相片到抗戰以前還存在，現在可無法找得到了。
蔡先生在倫敦時的故事，現在隻記得二三個，大約因為稍微帶些幽默，所以至今沒有忘掉。
有一次倫敦大學政治學教授社會心理學者懷拉斯請蔡先生到他家去茶叙，座中有他的夫人與女兒。
陪蔡先生去的是志摩與我兩人。
起先我們任翻譯。
忽然志摩說蔡先生在法國住好久，能說法語。
懷夫人與小姐大高興，即刻開始與先生作法語談話。
一句句法文箭也似的向先生射去，蔡先生不知怎樣回答。
我為了解圍，說蔡先生在法國隻是作寓公，求學是在德國，所以德文比法文好。
懷夫人、懷小姐不能說德語，隻好依舊作壁上觀。
懷拉斯說他從前到過德國，可是德話好久不說已不大能說了。
他與蔡先生用德文交談了幾句話。
我記得懷指窗外風景說ＳＣＨＯＮ，蔡先生說ＩＥ—ＢＲＡＣＢＯＮ，可是這樣的片言隻字的交換，沒有法子，懷先生說還是請你們來翻譯吧。
一次我與志摩陪蔡先生參觀一個油畫院。
裡面有約翰孫博士的一張油畫像。
我與志摩說起約翰孫博士的談吐，骨氣，生活狀态，很像中國的吳先生。
在出門的時候，蔡先生選購了幾張畫片，微笑着的說“英國的吳先生的畫像也不可不買一張”！ 最難忘的一次是某晚在旅館中蔡先生的房間裡。
一向總是有第三人在一處。
此時第三人卻因事出去了，房内隻有我與蔡先生兩個人。
那時與蔡先生還不知己，自己又很怕羞。
要是他做他自己的事倒好了。
可是蔡先生卻恭恭敬敬陪我坐着，我提了兩三個談話的頭，蔡先生隻一言半語便回答了。
兩個人相對坐着，沒有談話。
心中着急，更想不出話來。
這樣的坐也許不到半點鐘，可是在那時好像有幾點鐘似的。
幸而第三人來了，方才解了當時的圍。
民國二十一年冬與吳先生同船由法回國，到了上海，得北大之聘，又與吳先生同乘津浦北上。
拜訪蔡先生後沒有幾天，蔡先生即在一星期日中午在香廠的菜根香請吃飯。
吳先生坐首席，同座都是從前在英國的熟朋友。
飯後一幹人一同步行從先農壇走到天橋。
當時感覺到一種北平閑暇的趣味。
可是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