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人教育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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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亦即知的教育固不僅為知識的授給，而尤且着意智慧的啟牖。
然實則論如何，知識的授給，終為知的教育最重要之一端；此則與情意的教育截然不同之所在也。
智慧的啟牖，其辦法與情意教育或不相遠；至若知識的授給，其辦法與情意教育乃全不相應。
蓋情意是本能，所謂不學而能，不慮而知的：為一個人生來所具有無缺欠者，不同乎知識為生來所不具有；為後天所不能加進去者，不同乎知識悉從後來得來（不論出于自家的創造或承受前人，均為從外面得起的，後進去的）。
既然這樣，似乎情意既不待教育，亦非可教育者。
此殊不然。
生活的本身全在情意方面，而知的一邊——包括固有智慧與後天的知識——隻是生活之工具。
工具弄不好，固然生活不好，生活本身（即情意方面）如果沒有弄得妥帖恰好，則工具雖利将無所用之，或轉自殆戚，所以情意教育更是根本的。
這就是說，怎樣要生活本身弄得恰好是第一個問題；生活工具的講求固是必要，無論如何，不能不居于第二個問題。
所謂教育不但在智慧的啟牖和知識的創造授受，尤在調順本能使生活本身得其恰好。
本能雖不待教給、非可教給者，但仍舊可以教育的，并且很需要教育。
因為本能極容易攪亂失宜，即生活很難妥帖恰好，所以要調理它得以發育活動到好處；這便是情意的教育所要用的工夫、——其工夫與智慧的啟牖或近，與知識的教給便大不同。
從來中國人的教育很着意于要人得有合理的生活、而極顧慮情意的失宜，從這一點論，自然要算中國的教育為得，而西洋人忽視此點為失。
蓋西洋教育着意生活的工具，中國教育着意生活本身，各有所得，各有所失也。
然中國教育雖以常能着意生活本身故謂為得，卻是其方法未盡得宜。
蓋未能審察情的教育與知的教育之根本不同，常常把教給知識的方法用于情意教育。
譬如大家總好以幹燥無味的辦法，給人以孝弟忠信等教訓，如同教給他知識一般。
其實這不是知識，不能當作知識去授給他；應當從怎樣使他那為這孝弟忠信所從來之根本（本能）得以發育活動，則他自然會孝弟忠信。
這種幹燥的教訓隻注入知的一面、而無甚影響于其根本的情意。
則生活行事仍舊不能改善合理。
人的生活行動在以前大家都以為出于知的方面，純受知識的支配，所以蘇格拉底說知識即道德；謂人隻要明白、他做事就對，這種思想，直到如今才由心理學的進步給它一個翻案。
原來人的行動不能聽命于知識的。
孝弟忠信的教訓，差不多即把道德看成知識的事。
我們對于本能隻能從旁去調理它、順導它、培養它，不要妨害它、攪亂它，如是而已。
譬如孝親一事，不必告訴他長篇大套的話，隻須順着小孩子愛親的情趣，使他自由發揮出來便好。
愛親是他自己固有的本能，完全沒有聽過孝親的教訓的人，即能由此本能而知孝親；聽過許多教訓的人，也許因其本能受妨礙而不孝親。
在孔于便不是以幹燥之教訓給人的；他根本導人以一種生活。
而借禮樂去調理情意。
但是到後來，孔子的教育不複存在，隻剩下這種幹燥教訓的教育法了。
這也是我們以後教育應當知所鑒戒而改正的。
還有教育上常喜歡借賞罰為手段，去改善人的生活行為，這是極不對的。
賞罰是利用人計較算賬的心理而支配他的動作：便使情意不得活動，妨害本能的發揮；強知方面去做主，根本攪亂了生活之順序。
所以這不但是情意的教育所不宜，而且有很壞的影響。
因為賞罰而去為善或不作惡的小孩，我以為根本不可教的；能夠反抗賞罰的，是其本能力量很強，不受外面的攪亂，倒是很有希望的。
（選自《梁漱溟教育文集》，江蘇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點評】 梁漱溟（１８９３—１９８８），中國思想家。
原籍廣西桂林。
畢業于直隸法政專門學校。
辛亥革命後潛心于佛學。
１９１７年被聘為北京大學哲學系講師，主講印度哲學，１９２２年發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提出東西文化比較觀。
１９２４年辭去北京大學教職，先後到山東、河南從事“鄉村建設”，自辦教育。
著有《中國文化要義》、《印度哲學概論》、《朝話》、《漱溟卅前文錄》、《漱溟卅後文錄》等。
《東西人的教育之不同》：從學習的内容來看，西方人學的是知識，而中國人所學的則是君子之道。
中國教育重在情意方面，而西方的教育則是偏重于“知”的方面。
中西教育的不同究其根源其實是中西文化的不同。
西方人注重遵循知識的路徑而中國人則更喜歡遵從個人的經驗、意見、心思和手腕。
其實根本所在就是西方人關注的是生活的工具而中國人關注的則是生活本身。
其實中西方的教育和文化如果能夠相互借鑒，相互學習、促進才是最佳的途徑。
然實則論如何，知識的授給，終為知的教育最重要之一端；此則與情意的教育截然不同之所在也。
智慧的啟牖，其辦法與情意教育或不相遠；至若知識的授給，其辦法與情意教育乃全不相應。
蓋情意是本能，所謂不學而能，不慮而知的：為一個人生來所具有無缺欠者，不同乎知識為生來所不具有；為後天所不能加進去者，不同乎知識悉從後來得來（不論出于自家的創造或承受前人，均為從外面得起的，後進去的）。
既然這樣，似乎情意既不待教育，亦非可教育者。
此殊不然。
生活的本身全在情意方面，而知的一邊——包括固有智慧與後天的知識——隻是生活之工具。
工具弄不好，固然生活不好，生活本身（即情意方面）如果沒有弄得妥帖恰好，則工具雖利将無所用之，或轉自殆戚，所以情意教育更是根本的。
這就是說，怎樣要生活本身弄得恰好是第一個問題；生活工具的講求固是必要，無論如何，不能不居于第二個問題。
所謂教育不但在智慧的啟牖和知識的創造授受，尤在調順本能使生活本身得其恰好。
本能雖不待教給、非可教給者，但仍舊可以教育的，并且很需要教育。
因為本能極容易攪亂失宜，即生活很難妥帖恰好，所以要調理它得以發育活動到好處；這便是情意的教育所要用的工夫、——其工夫與智慧的啟牖或近，與知識的教給便大不同。
從來中國人的教育很着意于要人得有合理的生活、而極顧慮情意的失宜，從這一點論，自然要算中國的教育為得，而西洋人忽視此點為失。
蓋西洋教育着意生活的工具，中國教育着意生活本身，各有所得，各有所失也。
然中國教育雖以常能着意生活本身故謂為得，卻是其方法未盡得宜。
蓋未能審察情的教育與知的教育之根本不同，常常把教給知識的方法用于情意教育。
譬如大家總好以幹燥無味的辦法，給人以孝弟忠信等教訓，如同教給他知識一般。
其實這不是知識，不能當作知識去授給他；應當從怎樣使他那為這孝弟忠信所從來之根本（本能）得以發育活動，則他自然會孝弟忠信。
這種幹燥的教訓隻注入知的一面、而無甚影響于其根本的情意。
則生活行事仍舊不能改善合理。
人的生活行動在以前大家都以為出于知的方面，純受知識的支配，所以蘇格拉底說知識即道德；謂人隻要明白、他做事就對，這種思想，直到如今才由心理學的進步給它一個翻案。
原來人的行動不能聽命于知識的。
孝弟忠信的教訓，差不多即把道德看成知識的事。
我們對于本能隻能從旁去調理它、順導它、培養它，不要妨害它、攪亂它，如是而已。
譬如孝親一事，不必告訴他長篇大套的話，隻須順着小孩子愛親的情趣，使他自由發揮出來便好。
愛親是他自己固有的本能，完全沒有聽過孝親的教訓的人，即能由此本能而知孝親；聽過許多教訓的人，也許因其本能受妨礙而不孝親。
在孔于便不是以幹燥之教訓給人的；他根本導人以一種生活。
而借禮樂去調理情意。
但是到後來，孔子的教育不複存在，隻剩下這種幹燥教訓的教育法了。
這也是我們以後教育應當知所鑒戒而改正的。
還有教育上常喜歡借賞罰為手段，去改善人的生活行為，這是極不對的。
賞罰是利用人計較算賬的心理而支配他的動作：便使情意不得活動，妨害本能的發揮；強知方面去做主，根本攪亂了生活之順序。
所以這不但是情意的教育所不宜，而且有很壞的影響。
因為賞罰而去為善或不作惡的小孩，我以為根本不可教的；能夠反抗賞罰的，是其本能力量很強，不受外面的攪亂，倒是很有希望的。
（選自《梁漱溟教育文集》，江蘇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點評】 梁漱溟（１８９３—１９８８），中國思想家。
原籍廣西桂林。
畢業于直隸法政專門學校。
辛亥革命後潛心于佛學。
１９１７年被聘為北京大學哲學系講師，主講印度哲學，１９２２年發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提出東西文化比較觀。
１９２４年辭去北京大學教職，先後到山東、河南從事“鄉村建設”，自辦教育。
著有《中國文化要義》、《印度哲學概論》、《朝話》、《漱溟卅前文錄》、《漱溟卅後文錄》等。
《東西人的教育之不同》：從學習的内容來看，西方人學的是知識，而中國人所學的則是君子之道。
中國教育重在情意方面，而西方的教育則是偏重于“知”的方面。
中西教育的不同究其根源其實是中西文化的不同。
西方人注重遵循知識的路徑而中國人則更喜歡遵從個人的經驗、意見、心思和手腕。
其實根本所在就是西方人關注的是生活的工具而中國人關注的則是生活本身。
其實中西方的教育和文化如果能夠相互借鑒，相互學習、促進才是最佳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