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 餘情能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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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拿起筆的動力和緣由。
雖然父親離去已近二十年，但提起往事，那樣一位真性情的父親還時時讓她沉浸于快樂、憂傷和懷念交織的複雜情感中。
少年梁實秋 多少年來，我始終忘不了那個場景：一九八二年夏，父親最後一次到西雅圖來探望我，有一天，父親坐在書桌前，我斜倚在床頭，夕陽從白紗窗簾中照進來，屋子裡顯得很安靜，但也不知為什麼，我總感覺又有那麼一點點凄涼的味道。
我當時正處于博士論文的最後階段。
&ldquo我發誓，寫完這篇論文，一輩子再也不寫文章了。
&rdquo我有些發洩地抱怨。
&ldquo不行，你至少還得再寫一篇。
&rdquo父親很平靜地回答我，好像在凝視很遠的一個地方，片刻，他說，&ldquo題目已經給你出好了。
&rdquo &ldquo什麼題目？&rdquo &ldquo梁實秋。
&rdquo父親直視着我，慢慢地說出了這三個字。
我立刻明白了父親的意思，一時無法控制自己，失聲痛哭起來，而父親也沒有再說一個字，隻是默默與我一起掉淚。
我明白這是父親對我的最後期待。
我明白，他是希望我這個小女兒來寫一個生活中真實的父親，不是大翻譯家，不是大學者，而就是一個普通的&ldquo爸爸&rdquo。
父親祖籍浙江餘杭，一九〇三年生于北京。
祖父梁鹹熙是前清秀才，同文館英文班第一班學生。
家境還算優越，所以可以不仕不商讀書為樂。
梁家是一個傳統的中式大家庭，父親很小的時候，祖父便請來一位老先生，在家裡教幾個孩子，後來又将父親送到私立貴族學校，這些都為父親打下了很好的古文功底。
很多讀者都喜歡他的《雅舍小品》，我想原因之一就在他把文言和白話結合在一起，既清新雅緻，又有幽幽古意，用典多而不生澀。
父親十四歲，祖父的一位朋友勸告他投考清華。
雖然同在北京城，但在那時是一個重大決定，因為這個學校遠在郊外，而且在這個學校經過八年之後便要漂洋過海背井離鄉到新大陸去求學。
我想清華八年對父親一生的影響是持久而深遠的。
清華那時叫&ldquo清華學堂&rdquo，這所留美預備學校，完全是由美國人進行的西式教育，所以在課程安排上也特别重視英文，上午的課，如英文、作文、生物、化學、政治學、社會學等一律用美國出版的教科書，一律用英語講授&mdash&mdash林語堂先生還曾教過父親英文；國文、曆史、修辭等都放在下午，畢業時上午的課必須要及格，而下午的成績則根本不在考慮之列，所以大部分學生都輕視中文課程，但因為父親一直很喜歡中國古典文學，所以下午的課他也從不掉以輕心。
在清華上學時，父親與梁啟超的兒子梁思成是同班同學，梁思永、梁思忠也都在清華。
畢業前一年，他們幾個商議請梁啟超來演講。
當天梁啟超上講台時，開場白隻有兩句，頭一句是：&ldquo啟超沒有什麼學問──&rdquo眼睛向上一翻，又輕輕點一下頭，&ldquo可是也有一點喽！&rdquo演講的題目是《中國韻文裡表現的情感》，父親回憶說，梁先生情感豐富，記憶力強，&ldquo用手一敲秃頭便能背誦出一大段詩詞&rdquo；講到動情處，悲從中來，竟痛哭流涕不能自已。
父親晚年回憶，他對中國文學的興趣，就是被這一篇演講鼓動起來的。
清華對體育特别重視，畢業前照例要考體育，跑步、跳高、跳遠、标槍之類的父親還可勉強應付及格，對他來說，最難過的一關是遊泳。
考試那一天，父親約好了兩位同學各持竹竿站在泳池兩邊，以備萬一。
他一口氣跳進水裡馬上就沉了下去，喝了一大口水之後，人又浮到水面，還沒來得及喊救命，又沉了下去&hellip&hellip兩位同學用竹竿把他挑了起來，成績當然是不及格，一個月後補考。
雖然苦練了一個月，補考那天他又開始一個勁地往下沉，一直沉到了池底，摸到了滑膩膩的大理石池底，好在這次稍微鎮靜些，在池底連着爬了幾步，喝了幾口水之後又露出水面，在接近終點時，從從容容地來了幾下子蛙泳，把一旁的馬約翰先生笑彎了腰，給了他一個及格。
父親後來回憶，這是他畢業時&ldquo極不光榮&rdquo的一個插曲。
負笈美國 一九二三年八月，清華這一級畢業生有六十多人從上海浦東登上&ldquo傑克遜總統号&rdquo遠赴美國。
其實父親對去美國并不是那麼熱衷，一是因為那時他已經與母親偷偷戀愛；二來對完全陌生的異域生活多多少少會有些恐懼心理。
聞一多是父親在清華時結識的好友兼詩友，未出國時兩人還商量，像他們這樣的人，到美國那樣的汽車王國去，會不會被汽車撞死？結果比父親早一年去美國的聞一多先生，來信第一句話便是：&ldquo我尚未被汽車撞死！&rdquo随後勸他出國開開眼界。
我從小就知道聞一多是父親的好朋友。
因為他老提聞一多，還喜歡說些和聞一多在美國時的趣事。
一九四六年夏，父親在四川北碚的雅舍獲悉聞一多遇刺，他當時的悲恸讓我終生難忘。
在那艘開往美國的輪船上，除了清華這批學生外，還有來自燕京大學的許地山和謝婉瑩（冰心）。
冰心當時因為《繁星》與《春水》兩部詩集，在全國已經很有名，而父親此前在《創造周報》上發表評論，認為那些小詩理智多于情感，作者不是一位熱情奔放的詩人，隻是泰戈爾小詩影響下的一個冷峻的說理者。
結果文章發表後沒幾天，他們就在甲闆上相遇。
經許地山介紹，兩人寒暄一陣，父親問冰心：&ldquo您修習什麼？&rdquo&ldquo文學。
你呢？&rdquo父親回答：&ldquo文學批評。
&rdquo然後就沒話說了。
因為旅途漫長，不暈船的幾個人，父親、冰心、許地山等人興緻勃勃辦了一份壁報，張貼在客廳入口處，三天一換，報名定為《海嘯》。
冰心的那幾首著名的《鄉愁》《惆怅》《紙船》就在這時候寫的。
冰心當初給父親的印象是&ldquo一個不容易親近的人，冷冷的好像要拒人千裡之外的感覺&rdquo。
但接觸多了，父親逐漸知道，冰心不過是對人有幾分矜持而已。
冰心後來寫首小詩戲稱父親為&ldquo秋郎&rdquo，父親很喜歡這個名字，還以此為筆名發表過不少作品。
後來成為冰心丈夫的社會學家吳文藻是父親在清華時的同學，他與冰心、吳文藻的友誼也維持一生。
&ldquo文革&rdquo中，父親在台灣聽說&ldquo冰心與吳文藻雙雙服毒自殺&rdquo，非常悲痛，寫了一篇《憶冰心》。
文章見報後，女作家淩叔華給父親寫信，告知這一消息是誤傳，父親雖然覺得有些過意不去，但總算由悲轉喜。
一九八一年，我第一次回大陸。
臨行前，父親囑咐我替他找三位朋友──冰心、季羨林和李長之。
我如願地找到了前兩位，最後一位一直下落不明。
是一直留在北京的大姐梁文茜帶我見的冰心，當時她正在住院，雖然一直躺在那兒，仍能感覺到她的風度和優雅。
我送給她父親的一本書，我說：&ldquo爸爸讓我帶句話，&lsquo他沒變&rsquo。
&rdquo冰心開心地笑了說：&ldquo我也沒變。
&rdquo我并不清楚他們之間傳達的是什麼意思，但我相信，他們彼此都明白那份友誼的力量，是足以超越時間和空間的。
在科羅拉多大學獲得學士學位後，一九二四年秋，父親進哈佛大學研究院學習。
那時候在哈佛和麻省理工有許多中國留學生，經常走動。
父親性格溫和，朋友很多，他的公寓也成了中國學生活動的中心之一。
有一次父親正在廚房做炸醬面，鍋裡的醬正撲哧撲哧地冒泡，潘光旦帶着三個人闖了進來，他一進門就聞到炸醬的香味，非要讨頓面吃，父親慷慨應允，暗地裡卻往小碗炸醬裡加了四勺鹽，吃得大家皺眉瞪眼的，然後拼命找水喝。
父親敢這樣惡作劇，也是因為他和潘光旦在清華時就是互相熟識的好朋友。
一九二五年，中國學生會要演一出英語的中國戲，招待外國師友，籌劃的責任落到父親和顧一樵身上。
父親平時就喜歡話劇，他經常和顧一樵省吃儉用跑到波士頓市内的一個戲院裡看演出。
顧一樵選了明朝高則誠寫的《琵琶記》編成話劇，劇本則由父親譯成英文，他還親自演戲中男主角蔡伯喈，冰心演丞相之女。
上演前，父親他們還特地請來波士頓音樂學院專任導演的一位教授前來指導。
這位教授很是認真，演到父親扮演的蔡伯喈和趙五娘團圓時，這位導演大叫：&ldquo走過去，親吻她，親吻她！&rdquo但父親無論如何鼓不起勇氣，隻好告訴那位盡職的導演，中國自古以來沒有這樣的習慣，導演隻好搖頭歎息。
動蕩歲月 父親在美國待了三年，獎學金還沒有用完就回國了。
他急着回國，是因為我母親。
母親自幼喪父，和她的叔叔們住在一起，在那個時代，不經媒妁而自由戀愛可是件驚世駭俗之事。
眼看年紀一天天大了，家裡的叔父張羅要給她定親，父親在美國着了急，學習一結束趕緊就回國了。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一日，父親與母親在北京南河沿的歐美同學會舉行了婚禮。
結婚後，父親與母親在上海生活了三年，父親教書為生。
在上海時，他們與羅隆基、張舜琴夫婦為鄰，這對夫婦時常在午夜爆發&ldquo戰争&rdquo，張舜琴經常哭着跑到我家訴苦，每次都是母親将她勸回去。
那一段時間，父親與胡适、徐志摩等人過從甚密，都是&ldquo新月派&rdquo的人，父親與徐志摩管胡适叫&ldquo大哥&rdquo。
後來各自忙各自的事情，來往不多。
父親也是在那段時間，與魯迅先生爆發了著名的&ldquo論戰&rdquo。
父親生前不大提他與魯迅的是非，那時我們在台灣，魯迅的書與毛澤東的書一樣，都屬禁書，所以年輕時我并不知道他們有什麼&ldquo過節&rdquo。
直到後來到了美國，我才陸續讀到他們當年的文章。
有一次我問父親：&ldquo你當年和魯迅都吵些什麼？&rdquo父親回答很平靜，他說，他們之間并沒有什麼仇恨，隻不過對一個問題的看法不同，其實他還是很欣賞魯迅的。
魯迅認為文學是有階級性的，而父親更強調文學的人性，比如母愛，窮人有，富人也有，不論階級，不管窮富，母愛不是政治的工具，它是永恒的人性，這就是父親的信念。
一九三〇年，父親又帶着我們全家來到青島教書。
我就是一九三三年在青島出生的，但不到一歲時，因為父親被胡适先生邀到北大教書，我們一家又回到了北京。
其實我對青島沒有任何印象，但一九九九年我特地到青島，回到我的出生地、當年我們生活過的地方，一看石碑上刻着的&ldquo梁實秋故居&rdquo幾個字，我還是忍不住潸然淚下。
北京的生活沒安定多久，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戰爆發，聞聽自己上了日本人的&ldquo黑名單&rdquo，父親當即寫下遺囑，孤身逃離北京。
父親也是第一批從北京逃出來的學者之一。
在天津的羅隆基家借住幾天後，父親又輾轉到了南京、重慶，自此與我們分離了六年之久。
一九四四年，母親隻身一人，帶着我們三個孩子十一件行李，從北京南下，借助各種交通工具，一路跋涉到了重慶北碚，與父親團聚。
我還能記起到達的那一天，母親帶着我們站在屋子裡，有人去辦公室喊父親，父親進門後跟母親說了句什麼，然後父親緊盯着我們三個孩子，激動地說：&ldquo這就是我的孩子，這也是我的孩子！&rdquo 在很多人眼裡，父親是個&ldquo洋派十足&rdquo的人，這可能歸根于父親在美國留學時養成的一些習慣。
但骨子裡，父親絕對是一個有很深中國文化情懷的人。
他從美國回來立即抛開鋼筆用起了毛筆，直到抗戰結束後，才不得不又用起鋼筆。
很多人問我：&ldquo你父親英文那麼好，是不是在家裡整天和你說英文？&rdquo恰恰相反，父親在家從來不跟我說一句英文，他隻說北京話，穿那種手納的千層底布鞋。
從美國回來教書時，他口操英語，卻總是長袍馬褂，千層底布鞋，疊裆褲子還要綁上腿帶子，經常引得時髦男女竊笑。
抗戰結束後，我們一家又回到了北京。
但戰火并沒有就此熄滅，一九四八年底，形勢已經開始不穩，父親帶我和哥哥先從北京趕赴天津，想搶購船票去廣東。
母親留在北京處理親戚的房産，準備第二天去天津與我們會合。
不料當天晚上鐵路中斷，我們父子三人進退維谷。
母親急電，囑我們立即南下，不要遲疑。
第二天，我們三人惶恐不安地登上了輪船，卻不知以後會怎麼樣。
當我們漂泊了十六天到達廣州後，得知母親成了北京城最後起飛的兩架客機上的乘客之一。
那時北京還沒有天安門廣場，就是把東長安街上的樹砍倒，作為臨時跑道，母親乘坐的飛機擦着樹枝尖起飛。
我們一家人在廣州又團聚。
當時大姐文茜已從北大畢業，因為結婚嫁人，沒有同我們一起走。
而哥哥文骐正在北大讀書，到了廣州後，哥哥覺得台灣沒有什麼好大學，最後決定回北京繼續上學。
結果我們自此與哥哥、姐姐生死不明地分隔了幾十載。
當時沒有人會預料到分隔得那麼久，如果預料到那種結果，我想我們一家死也不會分開的。
漂泊台灣 初到台灣時，我們可以說是&ldquo無立錐之地&rdquo。
離開大陸時，母親讓我們每個人準備一個小箱子，怕兵荒馬亂時一家人一旦分散，隻要抓住這個小箱子就還能有一點點生存的資本。
那個小箱子除了幾身換洗衣服，幾本破書外，别無他物。
台灣那時也有&ldquo白色恐怖&rdquo，報紙、雜志都是被控制的，父親在台灣時，交遊不廣，為了謀生，教書、寫文章。
有一天，突然來了三五位便衣敲門，聲稱親
雖然父親離去已近二十年，但提起往事，那樣一位真性情的父親還時時讓她沉浸于快樂、憂傷和懷念交織的複雜情感中。
少年梁實秋 多少年來，我始終忘不了那個場景：一九八二年夏，父親最後一次到西雅圖來探望我，有一天，父親坐在書桌前，我斜倚在床頭，夕陽從白紗窗簾中照進來，屋子裡顯得很安靜，但也不知為什麼，我總感覺又有那麼一點點凄涼的味道。
我當時正處于博士論文的最後階段。
&ldquo我發誓，寫完這篇論文，一輩子再也不寫文章了。
&rdquo我有些發洩地抱怨。
&ldquo不行，你至少還得再寫一篇。
&rdquo父親很平靜地回答我，好像在凝視很遠的一個地方，片刻，他說，&ldquo題目已經給你出好了。
&rdquo &ldquo什麼題目？&rdquo &ldquo梁實秋。
&rdquo父親直視着我，慢慢地說出了這三個字。
我立刻明白了父親的意思，一時無法控制自己，失聲痛哭起來，而父親也沒有再說一個字，隻是默默與我一起掉淚。
我明白這是父親對我的最後期待。
我明白，他是希望我這個小女兒來寫一個生活中真實的父親，不是大翻譯家，不是大學者，而就是一個普通的&ldquo爸爸&rdquo。
父親祖籍浙江餘杭，一九〇三年生于北京。
祖父梁鹹熙是前清秀才，同文館英文班第一班學生。
家境還算優越，所以可以不仕不商讀書為樂。
梁家是一個傳統的中式大家庭，父親很小的時候，祖父便請來一位老先生，在家裡教幾個孩子，後來又将父親送到私立貴族學校，這些都為父親打下了很好的古文功底。
很多讀者都喜歡他的《雅舍小品》，我想原因之一就在他把文言和白話結合在一起，既清新雅緻，又有幽幽古意，用典多而不生澀。
父親十四歲，祖父的一位朋友勸告他投考清華。
雖然同在北京城，但在那時是一個重大決定，因為這個學校遠在郊外，而且在這個學校經過八年之後便要漂洋過海背井離鄉到新大陸去求學。
我想清華八年對父親一生的影響是持久而深遠的。
清華那時叫&ldquo清華學堂&rdquo，這所留美預備學校，完全是由美國人進行的西式教育，所以在課程安排上也特别重視英文，上午的課，如英文、作文、生物、化學、政治學、社會學等一律用美國出版的教科書，一律用英語講授&mdash&mdash林語堂先生還曾教過父親英文；國文、曆史、修辭等都放在下午，畢業時上午的課必須要及格，而下午的成績則根本不在考慮之列，所以大部分學生都輕視中文課程，但因為父親一直很喜歡中國古典文學，所以下午的課他也從不掉以輕心。
在清華上學時，父親與梁啟超的兒子梁思成是同班同學，梁思永、梁思忠也都在清華。
畢業前一年，他們幾個商議請梁啟超來演講。
當天梁啟超上講台時，開場白隻有兩句，頭一句是：&ldquo啟超沒有什麼學問──&rdquo眼睛向上一翻，又輕輕點一下頭，&ldquo可是也有一點喽！&rdquo演講的題目是《中國韻文裡表現的情感》，父親回憶說，梁先生情感豐富，記憶力強，&ldquo用手一敲秃頭便能背誦出一大段詩詞&rdquo；講到動情處，悲從中來，竟痛哭流涕不能自已。
父親晚年回憶，他對中國文學的興趣，就是被這一篇演講鼓動起來的。
清華對體育特别重視，畢業前照例要考體育，跑步、跳高、跳遠、标槍之類的父親還可勉強應付及格，對他來說，最難過的一關是遊泳。
考試那一天，父親約好了兩位同學各持竹竿站在泳池兩邊，以備萬一。
他一口氣跳進水裡馬上就沉了下去，喝了一大口水之後，人又浮到水面，還沒來得及喊救命，又沉了下去&hellip&hellip兩位同學用竹竿把他挑了起來，成績當然是不及格，一個月後補考。
雖然苦練了一個月，補考那天他又開始一個勁地往下沉，一直沉到了池底，摸到了滑膩膩的大理石池底，好在這次稍微鎮靜些，在池底連着爬了幾步，喝了幾口水之後又露出水面，在接近終點時，從從容容地來了幾下子蛙泳，把一旁的馬約翰先生笑彎了腰，給了他一個及格。
父親後來回憶，這是他畢業時&ldquo極不光榮&rdquo的一個插曲。
負笈美國 一九二三年八月，清華這一級畢業生有六十多人從上海浦東登上&ldquo傑克遜總統号&rdquo遠赴美國。
其實父親對去美國并不是那麼熱衷，一是因為那時他已經與母親偷偷戀愛；二來對完全陌生的異域生活多多少少會有些恐懼心理。
聞一多是父親在清華時結識的好友兼詩友，未出國時兩人還商量，像他們這樣的人，到美國那樣的汽車王國去，會不會被汽車撞死？結果比父親早一年去美國的聞一多先生，來信第一句話便是：&ldquo我尚未被汽車撞死！&rdquo随後勸他出國開開眼界。
我從小就知道聞一多是父親的好朋友。
因為他老提聞一多，還喜歡說些和聞一多在美國時的趣事。
一九四六年夏，父親在四川北碚的雅舍獲悉聞一多遇刺，他當時的悲恸讓我終生難忘。
在那艘開往美國的輪船上，除了清華這批學生外，還有來自燕京大學的許地山和謝婉瑩（冰心）。
冰心當時因為《繁星》與《春水》兩部詩集，在全國已經很有名，而父親此前在《創造周報》上發表評論，認為那些小詩理智多于情感，作者不是一位熱情奔放的詩人，隻是泰戈爾小詩影響下的一個冷峻的說理者。
結果文章發表後沒幾天，他們就在甲闆上相遇。
經許地山介紹，兩人寒暄一陣，父親問冰心：&ldquo您修習什麼？&rdquo&ldquo文學。
你呢？&rdquo父親回答：&ldquo文學批評。
&rdquo然後就沒話說了。
因為旅途漫長，不暈船的幾個人，父親、冰心、許地山等人興緻勃勃辦了一份壁報，張貼在客廳入口處，三天一換，報名定為《海嘯》。
冰心的那幾首著名的《鄉愁》《惆怅》《紙船》就在這時候寫的。
冰心當初給父親的印象是&ldquo一個不容易親近的人，冷冷的好像要拒人千裡之外的感覺&rdquo。
但接觸多了，父親逐漸知道，冰心不過是對人有幾分矜持而已。
冰心後來寫首小詩戲稱父親為&ldquo秋郎&rdquo，父親很喜歡這個名字，還以此為筆名發表過不少作品。
後來成為冰心丈夫的社會學家吳文藻是父親在清華時的同學，他與冰心、吳文藻的友誼也維持一生。
&ldquo文革&rdquo中，父親在台灣聽說&ldquo冰心與吳文藻雙雙服毒自殺&rdquo，非常悲痛，寫了一篇《憶冰心》。
文章見報後，女作家淩叔華給父親寫信，告知這一消息是誤傳，父親雖然覺得有些過意不去，但總算由悲轉喜。
一九八一年，我第一次回大陸。
臨行前，父親囑咐我替他找三位朋友──冰心、季羨林和李長之。
我如願地找到了前兩位，最後一位一直下落不明。
是一直留在北京的大姐梁文茜帶我見的冰心，當時她正在住院，雖然一直躺在那兒，仍能感覺到她的風度和優雅。
我送給她父親的一本書，我說：&ldquo爸爸讓我帶句話，&lsquo他沒變&rsquo。
&rdquo冰心開心地笑了說：&ldquo我也沒變。
&rdquo我并不清楚他們之間傳達的是什麼意思，但我相信，他們彼此都明白那份友誼的力量，是足以超越時間和空間的。
在科羅拉多大學獲得學士學位後，一九二四年秋，父親進哈佛大學研究院學習。
那時候在哈佛和麻省理工有許多中國留學生，經常走動。
父親性格溫和，朋友很多，他的公寓也成了中國學生活動的中心之一。
有一次父親正在廚房做炸醬面，鍋裡的醬正撲哧撲哧地冒泡，潘光旦帶着三個人闖了進來，他一進門就聞到炸醬的香味，非要讨頓面吃，父親慷慨應允，暗地裡卻往小碗炸醬裡加了四勺鹽，吃得大家皺眉瞪眼的，然後拼命找水喝。
父親敢這樣惡作劇，也是因為他和潘光旦在清華時就是互相熟識的好朋友。
一九二五年，中國學生會要演一出英語的中國戲，招待外國師友，籌劃的責任落到父親和顧一樵身上。
父親平時就喜歡話劇，他經常和顧一樵省吃儉用跑到波士頓市内的一個戲院裡看演出。
顧一樵選了明朝高則誠寫的《琵琶記》編成話劇，劇本則由父親譯成英文，他還親自演戲中男主角蔡伯喈，冰心演丞相之女。
上演前，父親他們還特地請來波士頓音樂學院專任導演的一位教授前來指導。
這位教授很是認真，演到父親扮演的蔡伯喈和趙五娘團圓時，這位導演大叫：&ldquo走過去，親吻她，親吻她！&rdquo但父親無論如何鼓不起勇氣，隻好告訴那位盡職的導演，中國自古以來沒有這樣的習慣，導演隻好搖頭歎息。
動蕩歲月 父親在美國待了三年，獎學金還沒有用完就回國了。
他急着回國，是因為我母親。
母親自幼喪父，和她的叔叔們住在一起，在那個時代，不經媒妁而自由戀愛可是件驚世駭俗之事。
眼看年紀一天天大了，家裡的叔父張羅要給她定親，父親在美國着了急，學習一結束趕緊就回國了。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一日，父親與母親在北京南河沿的歐美同學會舉行了婚禮。
結婚後，父親與母親在上海生活了三年，父親教書為生。
在上海時，他們與羅隆基、張舜琴夫婦為鄰，這對夫婦時常在午夜爆發&ldquo戰争&rdquo，張舜琴經常哭着跑到我家訴苦，每次都是母親将她勸回去。
那一段時間，父親與胡适、徐志摩等人過從甚密，都是&ldquo新月派&rdquo的人，父親與徐志摩管胡适叫&ldquo大哥&rdquo。
後來各自忙各自的事情，來往不多。
父親也是在那段時間，與魯迅先生爆發了著名的&ldquo論戰&rdquo。
父親生前不大提他與魯迅的是非，那時我們在台灣，魯迅的書與毛澤東的書一樣，都屬禁書，所以年輕時我并不知道他們有什麼&ldquo過節&rdquo。
直到後來到了美國，我才陸續讀到他們當年的文章。
有一次我問父親：&ldquo你當年和魯迅都吵些什麼？&rdquo父親回答很平靜，他說，他們之間并沒有什麼仇恨，隻不過對一個問題的看法不同，其實他還是很欣賞魯迅的。
魯迅認為文學是有階級性的，而父親更強調文學的人性，比如母愛，窮人有，富人也有，不論階級，不管窮富，母愛不是政治的工具，它是永恒的人性，這就是父親的信念。
一九三〇年，父親又帶着我們全家來到青島教書。
我就是一九三三年在青島出生的，但不到一歲時，因為父親被胡适先生邀到北大教書，我們一家又回到了北京。
其實我對青島沒有任何印象，但一九九九年我特地到青島，回到我的出生地、當年我們生活過的地方，一看石碑上刻着的&ldquo梁實秋故居&rdquo幾個字，我還是忍不住潸然淚下。
北京的生活沒安定多久，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戰爆發，聞聽自己上了日本人的&ldquo黑名單&rdquo，父親當即寫下遺囑，孤身逃離北京。
父親也是第一批從北京逃出來的學者之一。
在天津的羅隆基家借住幾天後，父親又輾轉到了南京、重慶，自此與我們分離了六年之久。
一九四四年，母親隻身一人，帶着我們三個孩子十一件行李，從北京南下，借助各種交通工具，一路跋涉到了重慶北碚，與父親團聚。
我還能記起到達的那一天，母親帶着我們站在屋子裡，有人去辦公室喊父親，父親進門後跟母親說了句什麼，然後父親緊盯着我們三個孩子，激動地說：&ldquo這就是我的孩子，這也是我的孩子！&rdquo 在很多人眼裡，父親是個&ldquo洋派十足&rdquo的人，這可能歸根于父親在美國留學時養成的一些習慣。
但骨子裡，父親絕對是一個有很深中國文化情懷的人。
他從美國回來立即抛開鋼筆用起了毛筆，直到抗戰結束後，才不得不又用起鋼筆。
很多人問我：&ldquo你父親英文那麼好，是不是在家裡整天和你說英文？&rdquo恰恰相反，父親在家從來不跟我說一句英文，他隻說北京話，穿那種手納的千層底布鞋。
從美國回來教書時，他口操英語，卻總是長袍馬褂，千層底布鞋，疊裆褲子還要綁上腿帶子，經常引得時髦男女竊笑。
抗戰結束後，我們一家又回到了北京。
但戰火并沒有就此熄滅，一九四八年底，形勢已經開始不穩，父親帶我和哥哥先從北京趕赴天津，想搶購船票去廣東。
母親留在北京處理親戚的房産，準備第二天去天津與我們會合。
不料當天晚上鐵路中斷，我們父子三人進退維谷。
母親急電，囑我們立即南下，不要遲疑。
第二天，我們三人惶恐不安地登上了輪船，卻不知以後會怎麼樣。
當我們漂泊了十六天到達廣州後，得知母親成了北京城最後起飛的兩架客機上的乘客之一。
那時北京還沒有天安門廣場，就是把東長安街上的樹砍倒，作為臨時跑道，母親乘坐的飛機擦着樹枝尖起飛。
我們一家人在廣州又團聚。
當時大姐文茜已從北大畢業，因為結婚嫁人，沒有同我們一起走。
而哥哥文骐正在北大讀書，到了廣州後，哥哥覺得台灣沒有什麼好大學，最後決定回北京繼續上學。
結果我們自此與哥哥、姐姐生死不明地分隔了幾十載。
當時沒有人會預料到分隔得那麼久，如果預料到那種結果，我想我們一家死也不會分開的。
漂泊台灣 初到台灣時，我們可以說是&ldquo無立錐之地&rdquo。
離開大陸時，母親讓我們每個人準備一個小箱子，怕兵荒馬亂時一家人一旦分散，隻要抓住這個小箱子就還能有一點點生存的資本。
那個小箱子除了幾身換洗衣服，幾本破書外，别無他物。
台灣那時也有&ldquo白色恐怖&rdquo，報紙、雜志都是被控制的，父親在台灣時，交遊不廣，為了謀生，教書、寫文章。
有一天，突然來了三五位便衣敲門，聲稱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