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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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他生活，偏偏要逼他死，則我以為社會的&ldquo冷酷&rdquo，尚不至于&ldquo冷酷&rdquo至此！
文人有一種毛病，即以為社會的待遇太菲薄。
總以為我能做詩，我能寫小說，我能做批評，而何以社會不使我生活得舒服一點。
其實文人也不過是人群中之一部分，憑什麼他應該要求生活得舒适？他不反躬問問自己究竟貢獻了多少？譬如，郁達夫先生一類的文人，報酬并不太薄，終日花天酒地，過的是中級的頹廢生活，而提起筆來，辄拈酸叫苦，一似遭了社會的最不公待遇，不得已才淪落似的。
這是最令人看不起的地方。
朱湘先生，并不是這樣的人，他的人品是清高的，他一方面不同污合流地攝取社會的榮利，他另一方面也不嚷窮叫苦取媚讀者。
當今的文人，最擅長的是&ldquo以貧驕人&rdquo，好像他的窮即是他的過人長處，此真無賴之至。
若以為朱先生之死完全由于社會的逼迫，豈非厚誣死者？ 本來靠賣文為生是很苦的，不獨于中國為然。
在外國因為讀書識字的人多，所以出版事業是盈利的大商業，因之文人的報酬亦較優厚，然試思十八世紀之前，又幾曾聽說有以賣文為生的文學家？大約除了家中富有或蒙貴人賞拔的人才能專門從事著述。
從近代眼光看來，受貴人賞拔是件可恥的事。
在我們中國文人一向是清苦的，在如今凋敝的社會裡自然是更要艱窘。
據何家槐君所說： 他的文章近幾年來發表得很少，而且詩是賣不起錢的，要想靠這個維持生活真是夢想。
聽說有家雜志要他的詩稿，因他要求四元一行，那位素愛揩油的編輯就很生氣地拒絕刊登。
我所怪的不是編輯先生之&ldquo拒絕刊登&rdquo，而是朱先生的&ldquo要求四元一行&rdquo，當然那位編輯先生之&ldquo很生氣&rdquo是大可不必的。
文學隻好當作副業，并且當作副業之後對于文學并無妨。
有些詩人以為能寫十行八行詩之後便自命不凡地以為其他職業盡是庸俗，這實在是誤解。
我們看古往今來的多少文學家，有幾人以文學為職業？當今有不少的青年，對于文學富有嗜好，而于為人處世之道遂不講求，這不是健康的現象。
我于哀悼朱湘先生之餘，不禁地想起了這些話說。
朱先生之死是否完全由于社會逼迫，抑是還有其他錯綜的情形，尚有待于事實的說明，知其是精神錯亂，他自己當然也很難負責，隻能歸之于命運，不過精神并未錯亂的文人們，應該知道自愛，應該有健康的意志、理性和毅力，來面對這混亂的社會吧！ 還有一點，寫詩是和許多别種工作一樣，并不見得一定要以&ldquo生活舒服一點&rdquo為先決條件的，餓了肚子當然是不好工作的，&ldquo窮而後工&rdquo也不過是一句解嘲的話。
然而，若謂&ldquo生活得舒服一點&rdquo以後才能&ldquo有心情寫詩&rdquo，這種理論我是不同意的。
現下的詩人往往寫下四行八行的短詩，便在後面綴上&ldquo于萊茵河邊&rdquo&ldquo于西子湖畔&rdquo，這真令人作嘔。
詩是在什麼地方都可以寫的，不必一定要到風景美的地方去。
詩在什麼時候都可以寫的，不必一定要在&ldquo舒服&rdquo的時候。
所謂&ldquo有心情寫詩&rdquo，那&ldquo心情&rdquo不是視&ldquo舒服&rdquo與否而存減的。
詩人并沒有理由特别地要求生活舒适。
社會對詩人特别推崇與供養，自然是很好的事，可是在詩人那方面并不該怨天尤人地要求供養。
要做詩人應先做人。
這并非是對朱湘先生的微詞，朱湘先生之志行高潔是值得我們尊敬的，他的自殺是值得我們哀悼的。
不過生活着的文人們若是借着朱先生之死而發牢騷，那是不值得同情的。
悼念道藩先生 明辨是非，堅忍不拔 道藩先生于一九三〇年在青島任國立青島大學教務長，住家在魚山路一個小小的山坡上，我是他的鄰居，望衡對宇，朝夕過從。
我到他家裡去拜訪，看見壁上挂着他的油畫作品，知道他原來是學美術的。
校長楊振聲先生私下對我說：&ldquo道藩先生一向從事黨務工作，由他來主持教務，也可以加強學校與中央的聯系。
&rdquo這話說得很含蓄。
青島雖然是個有山有水的好地方，但是誠如聞一多所說，缺少文化。
何以解憂，唯有杜康。
我們幾個朋友戲稱為酒中八仙，其中并不包括道藩，部分原因是他對杯中物沒有特别的偏愛。
他偶然也參加我們的飲宴，他也能欣賞我們酒酣耳熱的狂态。
他有一次請假返回貴州故鄉，歸時帶來一批茅台酒，分贈我們每人兩瓶。
那時候我們不曾聽說過茅台的名字，看那粗陋的瓶裝就不能引起好感，又據說是高粱釀制，益發不敢存奢想，我們都置之高閣。
是年先君來青小住，一進門就說有異香滿室，啟罐品嘗，乃贊不絕口。
于是，我把道藩分贈個人的一份盡數索來，以奉先君。
從此我知道高粱一類其醇郁無出茅台之右者。
以後茅台毀于兵燹，出品質劣，徒有其名，無複當年風味。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變起，舉國惶惶。
平津學生罷課南下請願，要求對日宣戰，青島大學的學生也受了影響，集隊強占火車，威脅行車安全。
學校當局主張維持紀律，在校務會議中聞一多有&ldquo揮淚斬馬谡&rdquo的表示，決議開除肇事首要分子。
開除學生的布告剛貼出去，就被學生撕毀了，緊接着是包圍校長公館，貼标語，呼口号，全套的示威把戲。
學生由一些左派分子把持，他們的集合地點便是校内的所謂&ldquo區黨部&rdquo，在學生宿舍樓下一間房裡。
學校裡面附設黨的組織，在國内是很平常的事，有時也會因此而和學校當局龃龉。
胡适之先生在上海中國公學時，就曾和校内黨部發生沖突。
區黨部和學校當局分庭抗禮，公然行文。
青島大學的區黨部情形就更進一步了，&ldquo左傾&rdquo分子以黨部為庇護所，制造風潮，反抗學校當局。
後來召請保安警察驅逐搗亂分子，警察不敢進入黨部捉人。
這時節激怒了道藩先生，他面色蒼白，兩手抖顫，率領警察走到操場中心，面對着學生宿舍，厲聲宣告：&ldquo我是國民黨中央委員，我要你們走出來，一切責任我負擔。
&rdquo由于他的挺身而出，學生氣餒了，警察膽壯了，問
總以為我能做詩，我能寫小說，我能做批評，而何以社會不使我生活得舒服一點。
其實文人也不過是人群中之一部分，憑什麼他應該要求生活得舒适？他不反躬問問自己究竟貢獻了多少？譬如，郁達夫先生一類的文人，報酬并不太薄，終日花天酒地，過的是中級的頹廢生活，而提起筆來，辄拈酸叫苦，一似遭了社會的最不公待遇，不得已才淪落似的。
這是最令人看不起的地方。
朱湘先生，并不是這樣的人，他的人品是清高的，他一方面不同污合流地攝取社會的榮利，他另一方面也不嚷窮叫苦取媚讀者。
當今的文人，最擅長的是&ldquo以貧驕人&rdquo，好像他的窮即是他的過人長處，此真無賴之至。
若以為朱先生之死完全由于社會的逼迫，豈非厚誣死者？ 本來靠賣文為生是很苦的，不獨于中國為然。
在外國因為讀書識字的人多，所以出版事業是盈利的大商業，因之文人的報酬亦較優厚，然試思十八世紀之前，又幾曾聽說有以賣文為生的文學家？大約除了家中富有或蒙貴人賞拔的人才能專門從事著述。
從近代眼光看來，受貴人賞拔是件可恥的事。
在我們中國文人一向是清苦的，在如今凋敝的社會裡自然是更要艱窘。
據何家槐君所說： 他的文章近幾年來發表得很少，而且詩是賣不起錢的，要想靠這個維持生活真是夢想。
聽說有家雜志要他的詩稿，因他要求四元一行，那位素愛揩油的編輯就很生氣地拒絕刊登。
我所怪的不是編輯先生之&ldquo拒絕刊登&rdquo，而是朱先生的&ldquo要求四元一行&rdquo，當然那位編輯先生之&ldquo很生氣&rdquo是大可不必的。
文學隻好當作副業，并且當作副業之後對于文學并無妨。
有些詩人以為能寫十行八行詩之後便自命不凡地以為其他職業盡是庸俗，這實在是誤解。
我們看古往今來的多少文學家，有幾人以文學為職業？當今有不少的青年，對于文學富有嗜好，而于為人處世之道遂不講求，這不是健康的現象。
我于哀悼朱湘先生之餘，不禁地想起了這些話說。
朱先生之死是否完全由于社會逼迫，抑是還有其他錯綜的情形，尚有待于事實的說明，知其是精神錯亂，他自己當然也很難負責，隻能歸之于命運，不過精神并未錯亂的文人們，應該知道自愛，應該有健康的意志、理性和毅力，來面對這混亂的社會吧！ 還有一點，寫詩是和許多别種工作一樣，并不見得一定要以&ldquo生活舒服一點&rdquo為先決條件的，餓了肚子當然是不好工作的，&ldquo窮而後工&rdquo也不過是一句解嘲的話。
然而，若謂&ldquo生活得舒服一點&rdquo以後才能&ldquo有心情寫詩&rdquo，這種理論我是不同意的。
現下的詩人往往寫下四行八行的短詩，便在後面綴上&ldquo于萊茵河邊&rdquo&ldquo于西子湖畔&rdquo，這真令人作嘔。
詩是在什麼地方都可以寫的，不必一定要到風景美的地方去。
詩在什麼時候都可以寫的，不必一定要在&ldquo舒服&rdquo的時候。
所謂&ldquo有心情寫詩&rdquo，那&ldquo心情&rdquo不是視&ldquo舒服&rdquo與否而存減的。
詩人并沒有理由特别地要求生活舒适。
社會對詩人特别推崇與供養，自然是很好的事，可是在詩人那方面并不該怨天尤人地要求供養。
要做詩人應先做人。
這并非是對朱湘先生的微詞，朱湘先生之志行高潔是值得我們尊敬的，他的自殺是值得我們哀悼的。
不過生活着的文人們若是借着朱先生之死而發牢騷，那是不值得同情的。
悼念道藩先生 明辨是非，堅忍不拔 道藩先生于一九三〇年在青島任國立青島大學教務長，住家在魚山路一個小小的山坡上，我是他的鄰居，望衡對宇，朝夕過從。
我到他家裡去拜訪，看見壁上挂着他的油畫作品，知道他原來是學美術的。
校長楊振聲先生私下對我說：&ldquo道藩先生一向從事黨務工作，由他來主持教務，也可以加強學校與中央的聯系。
&rdquo這話說得很含蓄。
青島雖然是個有山有水的好地方，但是誠如聞一多所說，缺少文化。
何以解憂，唯有杜康。
我們幾個朋友戲稱為酒中八仙，其中并不包括道藩，部分原因是他對杯中物沒有特别的偏愛。
他偶然也參加我們的飲宴，他也能欣賞我們酒酣耳熱的狂态。
他有一次請假返回貴州故鄉，歸時帶來一批茅台酒，分贈我們每人兩瓶。
那時候我們不曾聽說過茅台的名字，看那粗陋的瓶裝就不能引起好感，又據說是高粱釀制，益發不敢存奢想，我們都置之高閣。
是年先君來青小住，一進門就說有異香滿室，啟罐品嘗，乃贊不絕口。
于是，我把道藩分贈個人的一份盡數索來，以奉先君。
從此我知道高粱一類其醇郁無出茅台之右者。
以後茅台毀于兵燹，出品質劣，徒有其名，無複當年風味。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變起，舉國惶惶。
平津學生罷課南下請願，要求對日宣戰，青島大學的學生也受了影響，集隊強占火車，威脅行車安全。
學校當局主張維持紀律，在校務會議中聞一多有&ldquo揮淚斬馬谡&rdquo的表示，決議開除肇事首要分子。
開除學生的布告剛貼出去，就被學生撕毀了，緊接着是包圍校長公館，貼标語，呼口号，全套的示威把戲。
學生由一些左派分子把持，他們的集合地點便是校内的所謂&ldquo區黨部&rdquo，在學生宿舍樓下一間房裡。
學校裡面附設黨的組織，在國内是很平常的事，有時也會因此而和學校當局龃龉。
胡适之先生在上海中國公學時，就曾和校内黨部發生沖突。
區黨部和學校當局分庭抗禮，公然行文。
青島大學的區黨部情形就更進一步了，&ldquo左傾&rdquo分子以黨部為庇護所，制造風潮，反抗學校當局。
後來召請保安警察驅逐搗亂分子，警察不敢進入黨部捉人。
這時節激怒了道藩先生，他面色蒼白，兩手抖顫，率領警察走到操場中心，面對着學生宿舍，厲聲宣告：&ldquo我是國民黨中央委員，我要你們走出來，一切責任我負擔。
&rdquo由于他的挺身而出，學生氣餒了，警察膽壯了，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