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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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轉滬尋謀處置之道，不幸遭敵僞陷害入獄，後來取得和解方得開釋。
據悉這部分收藏現在海外。
而公超離開學校教席亦自此始。
公超自美大使卸任歸來後，意态蕭索。
我請他在師大英語研究所開現代英詩一課，他礙于情面俯允所請。
但是他宦遊多年，實已志不在此，教一學期而去。
自此以後他在政界浮沉，我在學校屍位，道不同遂晤面少，遇于公開集會中一面，匆匆存問數語而已。
徐志摩的詩與文 文學作品要經過時間淘汰，才能顯露其真正的價值 今天是徐志摩逝世五十年紀念日。
五十年說長不長，說短不短。
不過人生不滿百，能有幾個五十年？ 常聽人說，文學作品要經過時間淘汰，才能顯露其真正的價值。
有不少作品，轟動一時，為大衆所愛讀，但是不久之後環境變了，不複能再激起讀者的興趣，暢銷書就可能變成廉價的剩餘貨，甚至從人的記憶裡完全消逝。
有些作品卻能曆久彌新，長期被人欣賞。
時間何以能有這樣大的力量？其主要關鍵在于作品是否具有描述人性的内涵。
人性是普遍的、永久的，不因時代環境之變遷而改變。
所以各個時代的有深度的優秀作品永遠有知音欣賞。
其次是作品而有高度的技巧、優美的文字，也是使作品不朽的一個條件。
通常是以五十年為考驗的時期，作品而能通過這個考驗的大概是可以相當長久地存在下去了。
這考驗是嚴酷無情的，非政治力量所能操縱，亦非批評家所能左右，更非商業宣傳所能哄擡，完全靠作品的實質價值而決定其是否能長久存在的命運。
志摩逝世了五十年，他的作品通過了這一項考驗。
梁錫華先生比我說得更堅定，他說：&ldquo徐志摩在新文學史占一席位是無可置疑的，而新文學史是晚清之後中國文學史之繼續，也是不容否認的，雖然慷慨悲歌的遺老遺少至今仍吞不下這顆藥丸，但是他們的子孫還得要吞，也許會嚼而甘之也未可料。
&rdquo文學史是綿連不斷的，隻有特殊的社會變動或暴力政治集團可能扼殺文學生命于一時，但不久仍然會複蘇。
白話文運動是自然的、合理的一項發展，沒有人能否定。
不過，在文學史上占一席位固然不易，其文學作品的本身價值實乃另一問題。
據我看，徐志摩不僅在新文學史上占一席位，其作品經過五十年的淘汰考驗，也成了不可否認的傳世之作。
請先從新詩說起。
胡适之先生的《嘗試集》是新詩的開山之作，但是如今很少人讀了。
因為這部作品的存在價值在于為一種文學主張做實驗，而不是在于其本身的文學成就。
《嘗試集》是舊詩新詩之間發展過程中的一大裡程碑。
胡先生不是詩人，他的理性強過于他的感性，他的長于分析的頭腦不容許他長久停留于直覺的情感的境界中。
他偶有小詩，也頗清新可喜，但是明白清楚有餘，沉郁頓挫不足。
徐志摩則不然，雖然他自承&ldquo我查過我的家譜，從永樂以來，我們家裡沒有寫過一行可供傳誦的詩句&rdquo，表示他們家是&ldquo商賈之家，沒有讀書人&rdquo，但是他是詩人。
毀他的人說他是纨绔子，說他飛揚浮躁，但是認識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個非常敏感而且多情的人，有他的四部詩集為證。
志摩有一首《再别康橋》脍炙人口。
開頭一節是： 輕輕的我走了， 正如我輕輕的來； 我輕輕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雲彩。
最後一節是：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來； 我揮一揮衣袖， 不帶走一片雲彩。
這一首詩至今有很多讀者不斷地吟哦，欣賞那帶着哀傷的一往情深的心聲。
初期的新詩有這樣成就的不可多得。
還有一首《偶然》也是為大家所傳誦的&mdash&mdash 我是天空裡的一片雲， 偶爾投影在你的波心&mdash&mdash 你不必訝異， 更無須歡喜&mdash&mdash 在轉瞬間消滅了蹤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記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這交會時互放的光亮！ 我也不知為什麼，我最愛讀的是他那一首《這年頭活着不易》。
志摩的詩一方面受胡适之先生的影響，力求以白話為詩，像《誰知道》一首就很像胡先生寫的《人力車夫》，但是志摩的詩比胡先生的詩較富詩意，在技巧方面也進步得多。
在另一方面他受近代英文詩的影響也很大，詩集中有一部分根本就是英詩中譯。
最近三十年來，新詩作家輩出，一般而論其成績超越了前期的作者，這是毋庸置疑的事。
不過詩就是詩，好詩就是好詩，不一定後來居上，也不一定繼起無人。
講到散文，志摩也是能手。
自古以來，有人能詩不能文，也有人能文不能詩。
志摩是詩文并佳，我甚至一度認為他的散文在他的詩之上。
一般人提起他的散文就想起他的《濃得化不開》。
那兩篇文字确是他自己認為得意之作，我記得他寫成之後，情不自禁，自動地讓我聽他朗誦。
他不善于讀誦，我勉強聽完。
這兩篇文字列入小說集中，其實是兩篇散文遊記，不過他的寫法特殊，以細密的筆法捕捉繁華的印象，我不覺得這兩篇文字是他的散文代表作。
《巴黎的鱗爪》與《自剖》兩集才是他的散文傑作。
他的散文永遠是親切的，是他的人格的投射，好像是和讀者晤言一室之内。
他的散文自成一格，信筆所之，如行雲流水。
他自稱為文如&ldquo跑野馬&rdquo，沒有固定的目标，沒有拟好的路線。
嚴格講，這不是正規的文章做法。
志摩仗恃他有雄厚的本錢&mdash&mdash熱情與才智，故敢于跑野馬，而且令人讀來也覺得趣味盎然。
這種寫法是别人學不來的。
憶周作人先生 一位高雅的與世無争的讀書人 周作人先生住北平西城八道灣，看這個地名就可以知道那是怎樣的一個彎彎曲曲的小胡同。
但是在這個陋巷裡卻住着一位高雅的與世無争的讀書人。
我在清華讀書的時候，代表清華文學社會見他，邀他到清華演講。
那個時代，一個年輕學生可以不經介紹徑自拜訪一位學者，并且邀他演講，而且毫無報酬，好像不算是失禮的事。
如今手續似乎更簡便了，往往是一通電話便可以邀請一位素未謀面的人去講演什麼的。
我當年就是這樣冒冒失失地慕名拜訪。
轉彎抹角地找到了周先生的寓所，是一所坐北朝南的兩進的平房，正值雨後，前院積了一大汪子水，我被引進去，沿着南房檐下的石階走進南屋。
地上鋪着涼席。
屋裡已有兩人在談話，一位是留了一撮小胡子的魯迅先生，另一位年輕人是寫小詩的何植三先生。
魯迅先生和我招呼之後就說：&ldquo你是找我弟弟的，請裡院坐吧。
&rdquo 裡院正房三間，兩間是藏書用的，大概有十個八個木書架，都擺滿了書，有豎立的西書，有平放的中文書，光線相當暗。
左手一間是書房，很爽亮，有一張大書桌，桌上文房四寶陳列整齊，竟不像是一個人勤于寫作的所在。
靠牆一幾兩椅，算是待客的地方。
上面原來挂着一個小小的橫匾，&ldquo苦雨齋&rdquo三個字是沈尹默寫的。
齋名苦雨（後來他改齋名為&ldquo苦茶庵&rdquo了），顯然和前院的積水有關，也許還有屋瓦漏水的情事。
總之是十分惱人的事，可見主人的一種無奈的心情。
俄而主人移步入，但見他一襲長衫，意态翛然，背微佝，目下視，面色灰白，短短的髭須滿面，語聲低沉到令人難以辨聽的程度。
一仆人送來兩盞茶，日本式的小蓋碗，七分滿的淡淡清茶。
我道明來意，他用最簡單的一句話接受了我們的邀請。
于是我不必等端茶送客就告辭而退，他送我一直到大門口。
從北平城裡到清華，路相當遠，人力車要一個多小時，但是他準時來了，高等科禮堂有兩三百人聽他演講。
講題是《日本的小詩》。
他特别提出所謂俳句，那是日本的一種詩體，以十七個字為一首，一首分為三段，首五字，次七字，再五字，這是正格，也有不守十七字之限者。
這種短詩比我們的五言絕句還要短。
由于周先生語聲過低，鄉音太重，聽衆不易了解，講演不算成功。
幸而他有講稿，随即發表。
他所舉的例句都非常有趣，我至今還記得的是一首松尾芭蕉的作品，好像是&ldquo聽呀，青蛙躍入古潭的聲音&rdquo這樣的一句，細味之頗有禅意。
此種短詩對于試寫新詩的人頗有影響，就和泰戈爾的散文詩一樣，容易成為模拟的對象。
民國二十三年（編者注：1934年）我到了北京大學，和周先生有同事三年之雅。
在此期間我們來往不多，一來彼此都忙，我住東城他住西城，相隔甚遠，不過我也在苦雨齋做過好幾次的座上客。
我很敬重他，也很愛他的淡雅的風度。
我當時主編一個周刊《自由評論》，他給過我幾篇文稿，我很感謝他。
他曾托我介紹把他的一些存書賣給學校圖書館。
我照辦了。
他也曾要我照拂他的兒子周豐一（在北大外文系日文組四年級），我當然也義不容辭，我在這裡發表他的幾封短劄，文字簡練，自有其獨特的風格。
周先生晚節不終，宦事敵僞，以至于身系缧绁，名聲掃地，是一件極為可惜的事。
不過他所以出此下策，也有其遠因近因可察。
他有一封信給我，是在抗戰前夕寫的： 實秋先生：手書敬悉。
近來大有閑，卻也不知怎的又甚忙，所以至今未能寫出文章，甚歉。
看看這&ldquo非常時&rdquo的四周空氣，深感到無話可說，因為這（我的話或文章）是如此地不合宜的。
日前曾想寫一篇關于《求己錄》的小文，但假如寫出來了，恐怕看了贊成的隻有一個&mdash&mdash《求己錄》的著者陶葆廉吧？等寫出來可以用的文章時，即當送奉，匆匆不盡。
作人啟 七日夜 關于《求己錄》的文章雖然他沒有寫，我們卻可想見他對《求己錄》的推崇，按，《求己錄》一冊一函，光緒二十六年杭州求是書院刊本，署蘆泾循士著，乃秀水陶葆廉之别号。
陶葆廉是兩廣總督陶模（子方）之子，久佐父幕，與陳三立、譚嗣同、沈雁潭合稱四公子。
作人先生引陶葆廉為知己，同屬于不合時宜之列。
他也曾寫信給我提到&ldquo和日和共的狂妄主張&rdquo。
是他對于抗日戰争早就有了他自己的一套看法。
他平素對于時局，和他哥哥魯迅一樣，一向抱有不滿的态度。
作人先生有一位日籍妻子。
我到苦茶庵去過幾次沒有拜見過她，隻是隔着窗子看見過一位披着和服的婦人走過，不知是不是她。
一個人的妻子，如果她能勤儉持家相夫教子而且是一個&ldquo溫而正&rdquo的女人，她的丈夫一定要受到她的影響，一定愛她，一定愛屋及烏地愛與她有關的一切。
周先生早年負笈東瀛，娶日女為妻，對于日本的許多方面有好的印象是可以理解的。
我記得他寫過一篇文章贊美日本式的那種紙壁地闆蹲坑的廁所，真是匪夷所思。
他有許多要好的日本朋友，更是意料中事，猶之魯迅先生之與上海虹口的内山書店老闆過從甚密。
抗戰開始，周先生舍不得離開北平，也許是他自恃日人不會為難他。
以我所知，他不是一個熱衷仕進的人，也異于魯迅之偏激孤憤。
不過他表面上淡泊，内心裡卻是冷峭。
他這種心情和他的身世有關。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日《聯合報》萬象版登了一篇《高陽談魯迅心頭的烙痕》： 魯迅早期的著作，如《呐喊》等，大多在描寫他的那場&ldquo家難&rdquo，其中主角是他的祖父周福清，同治十年三甲第十五名進士，外放江西金溪知縣。
光緒四年因案被議，降級改為&ldquo教谕&rdquo。
周福清不願做清苦的教官，改捐了一個&ldquo内閣中書&rdquo，做了十幾年的京官。
光緒十九年春天，周福清丁憂回紹興原籍。
這年因為下一年慈禧太後六旬萬壽，舉行癸巳恩科鄉試，周福清受人之托，向浙江主考賄買關節，連他的兒子也就是魯迅的父親周用吉在内，一共是六個人，關節用&ldquo宸衷茂育&rdquo字樣；另外&ldquo虛寫銀票洋銀一萬元&rdquo，一起封入信封。
投信的對象原是副主考周錫恩，哪知他的仆人在蘇州誤投到正主考殷如璋的船上。
殷如璋不知究竟，拆開一看，方知賄買關節。
那時蘇州府知府王仁堪在座，而殷如璋與周福清又是同年，為了避嫌疑起見，明知必是誤投，亦不能不扣留來人，送官究辦。
周福清就這樣吃上了官司。
科場舞弊，是件嚴重的事。
但從地方到京城，都因為明年是太後六十萬壽，不願興大獄，刑部多方開脫，将周福清從斬罪上量減一等，改為充軍新疆。
曆久相沿的制度是，刑部拟罪得重，由禦筆改輕，表示&ldquo恩出自上&rdquo；但這一回令人大出意外，禦着批示：&ldquo周福清着改為斬監候，秋後處決。
&rdquo 這一來，周家可就慘了。
第二年太後萬壽停刑，固可多活一年；但自光緒二十一年起，每年都要設法活動，将周福清的姓名列在&ldquo勾決&rdquo名冊中&ldquo情實&rdquo一欄之外，才能免死。
這筆花費是相當可觀的；此外，周福清以&ldquo死囚&rdquo關在浙江臬司監獄中，如果希望獲得較好的待遇，必須上下&ldquo打點&rdquo，非大把銀子不可。
周用吉的健康狀況很差，不堪這樣沉重的負擔，很快地就去世了。
魯迅兄弟被寄養在親戚家，每天在白眼中讨生活。
十幾歲的少年，由此而形成的人格，不是魯迅的偏激負氣，就是周作人的冷漠孤傲，是件不難想象的事。
魯迅心頭烙痕也正是周作人先生的心頭烙痕，再加上抗戰開始後北平愛國志士那一次的槍擊，作人先生無法按捺他的激憤，遂失足成千古恨了。
在後來國軍撤離南京的前夕，蔣夢麟先生等還到監牢去探視過他，可見他雖然是罪有應得，但是他的老朋友們還是對他有相當的眷念。
一九七一年五月九日《中國時報》副刊有南宮搏先生一文《于〈知堂回想錄〉而回想》，有這樣的一段： 我曾寫過一篇題為《先生，學生不僞！》不留餘地指斥學界名人傅斯年。
當時自重慶到淪陷區的接收大員，趾高氣揚的不乏人，傅斯年即為其中之一。
我們總以為學界的人應該和一般官吏有所不同，不料以清流自命的傅斯年在北平接收時，也有那一副可憎的面目，連&ldquo僞學生&rdquo也說得出口！&mdash&mdash他說&ldquo僞教授&rdquo其實也可恕了。
要知政府兵敗，棄土地人民而退，要每一個人都亡命到後方去，那是不可能的。
在敵僞統治下，為謀生而做一些事，更不能皆以漢奸目之，&ldquo餓死事小，失節事大&rdquo，說說容易，真正做起來，卻并不是叫口号之易也。
何況，平常做做小事而謀生，遽加漢奸帽子，在情在理，都是不合的。
南宮搏先生的話自有他的一面的道理，不過周作人先生無論如何不是&ldquo做做小事而謀生&rdquo，所以我們對于他的晚節不終隻有惋惜，無法辯解。
記張自忠将軍 自奉儉樸的人方能成大事，讷澀寡言笑的人方能立大功 我與張自忠将軍僅有一面之雅，但印象甚深，較之許多常常謀面的人更難令我忘懷。
讀《傳記文學》秦紹文先生的大文，勾起我的回憶，僅為文補充以志景仰。
民國二十九年（編者注：1940年）一月我奉命參加國民參政會之華北視察慰勞團，由重慶出發經西安、洛陽、鄭州、南陽、宜昌等地，訪問了五個戰區七個集團軍司令部，其中之一便是張自忠将軍的防地，他的司令部設在襄樊與當陽之間的一個小鎮上，名快活鋪。
我們到達快活鋪的時候大概是在二月中，天氣很冷，還降着簌簌的冰霰。
我們旅途勞頓，一下車便被招待到司令部。
這司令部是一棟民房，真正的茅茨土屋，一明一暗，外間放着一張長方形木桌，環列木頭闆凳，像是會議室，别無長物，裡間是寝室，内有一架大木闆床，床上放着薄薄的一條棉被，床前一張木桌，桌上放着一架電話和兩三疊鎮尺壓着的公文，四壁蕭然，簡單到令人不能相信其中有人居住的程度。
但是整潔幹淨，一塵不染。
我們訪問過多少個司令部，無論是後方的或是臨近前線的，沒有一個在簡單樸素上能比得過這一個。
孫蔚如将軍在中條山上的司令部，也很簡單，但是也還有幾把帶靠背的椅子，孫仿魯将軍在唐河的司令部也極樸素，但是他也還有設備相當齊全的浴室。
至于那些雄霸一方的驕兵悍将就不必提了。
張将軍的司令部固然簡單，張将軍本人卻更簡單。
他有一個高高大大的身軀，不愧為北方之強，微胖，推光頭，臉上刮得光淨，顔色略帶蒼白，穿普通的灰布棉軍服，沒有任何官階标識。
他不健談，更不善應酬，可是眉宇之間自有一股沉着堅毅之氣，不是英才勃發，是溫恭蘊藉的那一類型。
他見了我們隻是閑道家常，對于政治軍事一字不提。
他招待我們一餐永不能忘的飯食，四碗菜，一隻火鍋。
四碗菜是以青菜豆腐為主，一隻火鍋是以豆腐青菜為主。
其中也有肉片肉丸之類點綴其間。
每人還加一隻雞蛋放在鍋子裡煮。
雖然他直說簡慢抱歉的話，我看得出這是他在司令部裡最大的排場。
這一頓飯吃得我們滿頭冒汗，賓主盡歡，自從我們出發視察以來，至此已将近尾聲，名為慰勞将士，實則受将士慰勞，到處大嚼，直到了快活鋪這才心安理得地享受了一餐在戰地裡應該享受的夥食。
珍馐非我之所不欲，設非其時非其地，則順着脊骨咽下去，不是滋味。
晚間很早地就被打發去睡覺了。
我被引到附近一棟民房，一盞油燈照耀之下看不清楚什麼，隻見屋角有一大堆稻草，我知道那是我的睡鋪。
在前方，稻草堆就是最舒适的卧處，我是早有過經驗的，既暖和又松軟。
我把随身帶的鋪蓋打開，放在稻草堆上倒頭便睡。
一路辛勞，頭一沾枕便呼呼入夢。
俄而轟隆轟隆之聲盈耳，驚慌中起來憑窗外視，月明星稀，一片死寂，上刺刀的衛兵在門外踱來踱去，态度很是安詳，于是我又回到被窩裡，但是斷斷續續的炮聲使我無法再睡了。
第二天早晨起來，參謀人員告訴我，這炮聲是天天夜裡都有的，敵人和我軍隻隔着一條河，到了黑夜敵人怕我們過河偷襲，所以不時地放炮吓吓我們，表示他們有備，實際上是他們自己壯膽。
我軍聽慣了，根本不理會他們，他們沒有膽量開過河來。
那麼，我們是不是有時也要過河去襲擊敵人呢？據說是的，我們經常有部隊過河作戰，并且有後繼部隊随時準備出發支援，張将軍也常親自過河督師。
這條河，就是襄河。
早晨天仍未晴，冰霰不停，朔風刺骨。
司令部前有一廣場，是擴大了的打谷場，就在那地方召集了千把名士兵，舉行贈旗禮，我們奉上一面錦旗，上面的字樣不是&ldquo我武維揚&rdquo便是&ldquo國之幹城&rdquo之類，我還奉命說了幾句話，在露天講話很難，沒講幾句就力竭聲嘶了。
沒有樂隊，隻有四把喇叭，簡單而肅穆。
行完禮張将軍率領部隊肅立道邊，送我們登車而去。
回到重慶，大家争來問訊，問我在前方有何見聞。
平時足不出戶，哪裡知道前方的實況？真是一言難盡。
軍民疾苦，慘不忍言，大家隻知道&ldquo前方吃緊，後方緊吃&rdquo，其實亦不盡然，後方亦有不緊吃者，前方亦有緊吃者，大概高級将領之能刻苦自律如張自忠将軍者實不可多觏。
我嘗認為，自奉儉樸的人方能成大事，讷澀寡言笑的人方能立大功。
果然五月七日夜張自忠将軍率部渡河解救友軍，所向皆捷，不幸陷敵重圍，于十六日壯烈殉國！大将隕落，舉國震悼。
張将軍靈榇由重慶運至北碚河幹，餘适寓北碚，親見民衆感情激動，群集江濱。
遺榇厝于北碚附近小鎮天生橋之梅花山。
山以梅花名，并無梅花，僅一土丘蜿蜒公路之南側，此為由青木關至北碚必經之在，行旅往還辄相顧指點：&ldquo此張自忠将軍忠骨長埋之處也。
&rdquo 将軍之生平與為人，餘初不甚了了，唯&ldquo七七事變&rdquo前後餘适在北平，對于二十九軍諸将領甚為敬佩與同情，其謀國之忠與作戰之勇，視任何侪輩皆無遜色，謂予不信，請看張自忠将軍之事迹。
據悉這部分收藏現在海外。
而公超離開學校教席亦自此始。
公超自美大使卸任歸來後，意态蕭索。
我請他在師大英語研究所開現代英詩一課，他礙于情面俯允所請。
但是他宦遊多年，實已志不在此，教一學期而去。
自此以後他在政界浮沉，我在學校屍位，道不同遂晤面少，遇于公開集會中一面，匆匆存問數語而已。
徐志摩的詩與文 文學作品要經過時間淘汰，才能顯露其真正的價值 今天是徐志摩逝世五十年紀念日。
五十年說長不長，說短不短。
不過人生不滿百，能有幾個五十年？ 常聽人說，文學作品要經過時間淘汰，才能顯露其真正的價值。
有不少作品，轟動一時，為大衆所愛讀，但是不久之後環境變了，不複能再激起讀者的興趣，暢銷書就可能變成廉價的剩餘貨，甚至從人的記憶裡完全消逝。
有些作品卻能曆久彌新，長期被人欣賞。
時間何以能有這樣大的力量？其主要關鍵在于作品是否具有描述人性的内涵。
人性是普遍的、永久的，不因時代環境之變遷而改變。
所以各個時代的有深度的優秀作品永遠有知音欣賞。
其次是作品而有高度的技巧、優美的文字，也是使作品不朽的一個條件。
通常是以五十年為考驗的時期，作品而能通過這個考驗的大概是可以相當長久地存在下去了。
這考驗是嚴酷無情的，非政治力量所能操縱，亦非批評家所能左右，更非商業宣傳所能哄擡，完全靠作品的實質價值而決定其是否能長久存在的命運。
志摩逝世了五十年，他的作品通過了這一項考驗。
梁錫華先生比我說得更堅定，他說：&ldquo徐志摩在新文學史占一席位是無可置疑的，而新文學史是晚清之後中國文學史之繼續，也是不容否認的，雖然慷慨悲歌的遺老遺少至今仍吞不下這顆藥丸，但是他們的子孫還得要吞，也許會嚼而甘之也未可料。
&rdquo文學史是綿連不斷的，隻有特殊的社會變動或暴力政治集團可能扼殺文學生命于一時，但不久仍然會複蘇。
白話文運動是自然的、合理的一項發展，沒有人能否定。
不過，在文學史上占一席位固然不易，其文學作品的本身價值實乃另一問題。
據我看，徐志摩不僅在新文學史上占一席位，其作品經過五十年的淘汰考驗，也成了不可否認的傳世之作。
請先從新詩說起。
胡适之先生的《嘗試集》是新詩的開山之作，但是如今很少人讀了。
因為這部作品的存在價值在于為一種文學主張做實驗，而不是在于其本身的文學成就。
《嘗試集》是舊詩新詩之間發展過程中的一大裡程碑。
胡先生不是詩人，他的理性強過于他的感性，他的長于分析的頭腦不容許他長久停留于直覺的情感的境界中。
他偶有小詩，也頗清新可喜，但是明白清楚有餘，沉郁頓挫不足。
徐志摩則不然，雖然他自承&ldquo我查過我的家譜，從永樂以來，我們家裡沒有寫過一行可供傳誦的詩句&rdquo，表示他們家是&ldquo商賈之家，沒有讀書人&rdquo，但是他是詩人。
毀他的人說他是纨绔子，說他飛揚浮躁，但是認識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個非常敏感而且多情的人，有他的四部詩集為證。
志摩有一首《再别康橋》脍炙人口。
開頭一節是： 輕輕的我走了， 正如我輕輕的來； 我輕輕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雲彩。
最後一節是：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來； 我揮一揮衣袖， 不帶走一片雲彩。
這一首詩至今有很多讀者不斷地吟哦，欣賞那帶着哀傷的一往情深的心聲。
初期的新詩有這樣成就的不可多得。
還有一首《偶然》也是為大家所傳誦的&mdash&mdash 我是天空裡的一片雲， 偶爾投影在你的波心&mdash&mdash 你不必訝異， 更無須歡喜&mdash&mdash 在轉瞬間消滅了蹤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記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這交會時互放的光亮！ 我也不知為什麼，我最愛讀的是他那一首《這年頭活着不易》。
志摩的詩一方面受胡适之先生的影響，力求以白話為詩，像《誰知道》一首就很像胡先生寫的《人力車夫》，但是志摩的詩比胡先生的詩較富詩意，在技巧方面也進步得多。
在另一方面他受近代英文詩的影響也很大，詩集中有一部分根本就是英詩中譯。
最近三十年來，新詩作家輩出，一般而論其成績超越了前期的作者，這是毋庸置疑的事。
不過詩就是詩，好詩就是好詩，不一定後來居上，也不一定繼起無人。
講到散文，志摩也是能手。
自古以來，有人能詩不能文，也有人能文不能詩。
志摩是詩文并佳，我甚至一度認為他的散文在他的詩之上。
一般人提起他的散文就想起他的《濃得化不開》。
那兩篇文字确是他自己認為得意之作，我記得他寫成之後，情不自禁，自動地讓我聽他朗誦。
他不善于讀誦，我勉強聽完。
這兩篇文字列入小說集中，其實是兩篇散文遊記，不過他的寫法特殊，以細密的筆法捕捉繁華的印象，我不覺得這兩篇文字是他的散文代表作。
《巴黎的鱗爪》與《自剖》兩集才是他的散文傑作。
他的散文永遠是親切的，是他的人格的投射，好像是和讀者晤言一室之内。
他的散文自成一格，信筆所之，如行雲流水。
他自稱為文如&ldquo跑野馬&rdquo，沒有固定的目标，沒有拟好的路線。
嚴格講，這不是正規的文章做法。
志摩仗恃他有雄厚的本錢&mdash&mdash熱情與才智，故敢于跑野馬，而且令人讀來也覺得趣味盎然。
這種寫法是别人學不來的。
憶周作人先生 一位高雅的與世無争的讀書人 周作人先生住北平西城八道灣，看這個地名就可以知道那是怎樣的一個彎彎曲曲的小胡同。
但是在這個陋巷裡卻住着一位高雅的與世無争的讀書人。
我在清華讀書的時候，代表清華文學社會見他，邀他到清華演講。
那個時代，一個年輕學生可以不經介紹徑自拜訪一位學者，并且邀他演講，而且毫無報酬，好像不算是失禮的事。
如今手續似乎更簡便了，往往是一通電話便可以邀請一位素未謀面的人去講演什麼的。
我當年就是這樣冒冒失失地慕名拜訪。
轉彎抹角地找到了周先生的寓所，是一所坐北朝南的兩進的平房，正值雨後，前院積了一大汪子水，我被引進去，沿着南房檐下的石階走進南屋。
地上鋪着涼席。
屋裡已有兩人在談話，一位是留了一撮小胡子的魯迅先生，另一位年輕人是寫小詩的何植三先生。
魯迅先生和我招呼之後就說：&ldquo你是找我弟弟的，請裡院坐吧。
&rdquo 裡院正房三間，兩間是藏書用的，大概有十個八個木書架，都擺滿了書，有豎立的西書，有平放的中文書，光線相當暗。
左手一間是書房，很爽亮，有一張大書桌，桌上文房四寶陳列整齊，竟不像是一個人勤于寫作的所在。
靠牆一幾兩椅，算是待客的地方。
上面原來挂着一個小小的橫匾，&ldquo苦雨齋&rdquo三個字是沈尹默寫的。
齋名苦雨（後來他改齋名為&ldquo苦茶庵&rdquo了），顯然和前院的積水有關，也許還有屋瓦漏水的情事。
總之是十分惱人的事，可見主人的一種無奈的心情。
俄而主人移步入，但見他一襲長衫，意态翛然，背微佝，目下視，面色灰白，短短的髭須滿面，語聲低沉到令人難以辨聽的程度。
一仆人送來兩盞茶，日本式的小蓋碗，七分滿的淡淡清茶。
我道明來意，他用最簡單的一句話接受了我們的邀請。
于是我不必等端茶送客就告辭而退，他送我一直到大門口。
從北平城裡到清華，路相當遠，人力車要一個多小時，但是他準時來了，高等科禮堂有兩三百人聽他演講。
講題是《日本的小詩》。
他特别提出所謂俳句，那是日本的一種詩體，以十七個字為一首，一首分為三段，首五字，次七字，再五字，這是正格，也有不守十七字之限者。
這種短詩比我們的五言絕句還要短。
由于周先生語聲過低，鄉音太重，聽衆不易了解，講演不算成功。
幸而他有講稿，随即發表。
他所舉的例句都非常有趣，我至今還記得的是一首松尾芭蕉的作品，好像是&ldquo聽呀，青蛙躍入古潭的聲音&rdquo這樣的一句，細味之頗有禅意。
此種短詩對于試寫新詩的人頗有影響，就和泰戈爾的散文詩一樣，容易成為模拟的對象。
民國二十三年（編者注：1934年）我到了北京大學，和周先生有同事三年之雅。
在此期間我們來往不多，一來彼此都忙，我住東城他住西城，相隔甚遠，不過我也在苦雨齋做過好幾次的座上客。
我很敬重他，也很愛他的淡雅的風度。
我當時主編一個周刊《自由評論》，他給過我幾篇文稿，我很感謝他。
他曾托我介紹把他的一些存書賣給學校圖書館。
我照辦了。
他也曾要我照拂他的兒子周豐一（在北大外文系日文組四年級），我當然也義不容辭，我在這裡發表他的幾封短劄，文字簡練，自有其獨特的風格。
周先生晚節不終，宦事敵僞，以至于身系缧绁，名聲掃地，是一件極為可惜的事。
不過他所以出此下策，也有其遠因近因可察。
他有一封信給我，是在抗戰前夕寫的： 實秋先生：手書敬悉。
近來大有閑，卻也不知怎的又甚忙，所以至今未能寫出文章，甚歉。
看看這&ldquo非常時&rdquo的四周空氣，深感到無話可說，因為這（我的話或文章）是如此地不合宜的。
日前曾想寫一篇關于《求己錄》的小文，但假如寫出來了，恐怕看了贊成的隻有一個&mdash&mdash《求己錄》的著者陶葆廉吧？等寫出來可以用的文章時，即當送奉，匆匆不盡。
作人啟 七日夜 關于《求己錄》的文章雖然他沒有寫，我們卻可想見他對《求己錄》的推崇，按，《求己錄》一冊一函，光緒二十六年杭州求是書院刊本，署蘆泾循士著，乃秀水陶葆廉之别号。
陶葆廉是兩廣總督陶模（子方）之子，久佐父幕，與陳三立、譚嗣同、沈雁潭合稱四公子。
作人先生引陶葆廉為知己，同屬于不合時宜之列。
他也曾寫信給我提到&ldquo和日和共的狂妄主張&rdquo。
是他對于抗日戰争早就有了他自己的一套看法。
他平素對于時局，和他哥哥魯迅一樣，一向抱有不滿的态度。
作人先生有一位日籍妻子。
我到苦茶庵去過幾次沒有拜見過她，隻是隔着窗子看見過一位披着和服的婦人走過，不知是不是她。
一個人的妻子，如果她能勤儉持家相夫教子而且是一個&ldquo溫而正&rdquo的女人，她的丈夫一定要受到她的影響，一定愛她，一定愛屋及烏地愛與她有關的一切。
周先生早年負笈東瀛，娶日女為妻，對于日本的許多方面有好的印象是可以理解的。
我記得他寫過一篇文章贊美日本式的那種紙壁地闆蹲坑的廁所，真是匪夷所思。
他有許多要好的日本朋友，更是意料中事，猶之魯迅先生之與上海虹口的内山書店老闆過從甚密。
抗戰開始，周先生舍不得離開北平，也許是他自恃日人不會為難他。
以我所知，他不是一個熱衷仕進的人，也異于魯迅之偏激孤憤。
不過他表面上淡泊，内心裡卻是冷峭。
他這種心情和他的身世有關。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日《聯合報》萬象版登了一篇《高陽談魯迅心頭的烙痕》： 魯迅早期的著作，如《呐喊》等，大多在描寫他的那場&ldquo家難&rdquo，其中主角是他的祖父周福清，同治十年三甲第十五名進士，外放江西金溪知縣。
光緒四年因案被議，降級改為&ldquo教谕&rdquo。
周福清不願做清苦的教官，改捐了一個&ldquo内閣中書&rdquo，做了十幾年的京官。
光緒十九年春天，周福清丁憂回紹興原籍。
這年因為下一年慈禧太後六旬萬壽，舉行癸巳恩科鄉試，周福清受人之托，向浙江主考賄買關節，連他的兒子也就是魯迅的父親周用吉在内，一共是六個人，關節用&ldquo宸衷茂育&rdquo字樣；另外&ldquo虛寫銀票洋銀一萬元&rdquo，一起封入信封。
投信的對象原是副主考周錫恩，哪知他的仆人在蘇州誤投到正主考殷如璋的船上。
殷如璋不知究竟，拆開一看，方知賄買關節。
那時蘇州府知府王仁堪在座，而殷如璋與周福清又是同年，為了避嫌疑起見，明知必是誤投，亦不能不扣留來人，送官究辦。
周福清就這樣吃上了官司。
科場舞弊，是件嚴重的事。
但從地方到京城，都因為明年是太後六十萬壽，不願興大獄，刑部多方開脫，将周福清從斬罪上量減一等，改為充軍新疆。
曆久相沿的制度是，刑部拟罪得重，由禦筆改輕，表示&ldquo恩出自上&rdquo；但這一回令人大出意外，禦着批示：&ldquo周福清着改為斬監候，秋後處決。
&rdquo 這一來，周家可就慘了。
第二年太後萬壽停刑，固可多活一年；但自光緒二十一年起，每年都要設法活動，将周福清的姓名列在&ldquo勾決&rdquo名冊中&ldquo情實&rdquo一欄之外，才能免死。
這筆花費是相當可觀的；此外，周福清以&ldquo死囚&rdquo關在浙江臬司監獄中，如果希望獲得較好的待遇，必須上下&ldquo打點&rdquo，非大把銀子不可。
周用吉的健康狀況很差，不堪這樣沉重的負擔，很快地就去世了。
魯迅兄弟被寄養在親戚家，每天在白眼中讨生活。
十幾歲的少年，由此而形成的人格，不是魯迅的偏激負氣，就是周作人的冷漠孤傲，是件不難想象的事。
魯迅心頭烙痕也正是周作人先生的心頭烙痕，再加上抗戰開始後北平愛國志士那一次的槍擊，作人先生無法按捺他的激憤，遂失足成千古恨了。
在後來國軍撤離南京的前夕，蔣夢麟先生等還到監牢去探視過他，可見他雖然是罪有應得，但是他的老朋友們還是對他有相當的眷念。
一九七一年五月九日《中國時報》副刊有南宮搏先生一文《于〈知堂回想錄〉而回想》，有這樣的一段： 我曾寫過一篇題為《先生，學生不僞！》不留餘地指斥學界名人傅斯年。
當時自重慶到淪陷區的接收大員，趾高氣揚的不乏人，傅斯年即為其中之一。
我們總以為學界的人應該和一般官吏有所不同，不料以清流自命的傅斯年在北平接收時，也有那一副可憎的面目，連&ldquo僞學生&rdquo也說得出口！&mdash&mdash他說&ldquo僞教授&rdquo其實也可恕了。
要知政府兵敗，棄土地人民而退，要每一個人都亡命到後方去，那是不可能的。
在敵僞統治下，為謀生而做一些事，更不能皆以漢奸目之，&ldquo餓死事小，失節事大&rdquo，說說容易，真正做起來，卻并不是叫口号之易也。
何況，平常做做小事而謀生，遽加漢奸帽子，在情在理，都是不合的。
南宮搏先生的話自有他的一面的道理，不過周作人先生無論如何不是&ldquo做做小事而謀生&rdquo，所以我們對于他的晚節不終隻有惋惜，無法辯解。
記張自忠将軍 自奉儉樸的人方能成大事，讷澀寡言笑的人方能立大功 我與張自忠将軍僅有一面之雅，但印象甚深，較之許多常常謀面的人更難令我忘懷。
讀《傳記文學》秦紹文先生的大文，勾起我的回憶，僅為文補充以志景仰。
民國二十九年（編者注：1940年）一月我奉命參加國民參政會之華北視察慰勞團，由重慶出發經西安、洛陽、鄭州、南陽、宜昌等地，訪問了五個戰區七個集團軍司令部，其中之一便是張自忠将軍的防地，他的司令部設在襄樊與當陽之間的一個小鎮上，名快活鋪。
我們到達快活鋪的時候大概是在二月中，天氣很冷，還降着簌簌的冰霰。
我們旅途勞頓，一下車便被招待到司令部。
這司令部是一棟民房，真正的茅茨土屋，一明一暗，外間放着一張長方形木桌，環列木頭闆凳，像是會議室，别無長物，裡間是寝室，内有一架大木闆床，床上放着薄薄的一條棉被，床前一張木桌，桌上放着一架電話和兩三疊鎮尺壓着的公文，四壁蕭然，簡單到令人不能相信其中有人居住的程度。
但是整潔幹淨，一塵不染。
我們訪問過多少個司令部，無論是後方的或是臨近前線的，沒有一個在簡單樸素上能比得過這一個。
孫蔚如将軍在中條山上的司令部，也很簡單，但是也還有幾把帶靠背的椅子，孫仿魯将軍在唐河的司令部也極樸素，但是他也還有設備相當齊全的浴室。
至于那些雄霸一方的驕兵悍将就不必提了。
張将軍的司令部固然簡單，張将軍本人卻更簡單。
他有一個高高大大的身軀，不愧為北方之強，微胖，推光頭，臉上刮得光淨，顔色略帶蒼白，穿普通的灰布棉軍服，沒有任何官階标識。
他不健談，更不善應酬，可是眉宇之間自有一股沉着堅毅之氣，不是英才勃發，是溫恭蘊藉的那一類型。
他見了我們隻是閑道家常，對于政治軍事一字不提。
他招待我們一餐永不能忘的飯食，四碗菜，一隻火鍋。
四碗菜是以青菜豆腐為主，一隻火鍋是以豆腐青菜為主。
其中也有肉片肉丸之類點綴其間。
每人還加一隻雞蛋放在鍋子裡煮。
雖然他直說簡慢抱歉的話，我看得出這是他在司令部裡最大的排場。
這一頓飯吃得我們滿頭冒汗，賓主盡歡，自從我們出發視察以來，至此已将近尾聲，名為慰勞将士，實則受将士慰勞，到處大嚼，直到了快活鋪這才心安理得地享受了一餐在戰地裡應該享受的夥食。
珍馐非我之所不欲，設非其時非其地，則順着脊骨咽下去，不是滋味。
晚間很早地就被打發去睡覺了。
我被引到附近一棟民房，一盞油燈照耀之下看不清楚什麼，隻見屋角有一大堆稻草，我知道那是我的睡鋪。
在前方，稻草堆就是最舒适的卧處，我是早有過經驗的，既暖和又松軟。
我把随身帶的鋪蓋打開，放在稻草堆上倒頭便睡。
一路辛勞，頭一沾枕便呼呼入夢。
俄而轟隆轟隆之聲盈耳，驚慌中起來憑窗外視，月明星稀，一片死寂，上刺刀的衛兵在門外踱來踱去，态度很是安詳，于是我又回到被窩裡，但是斷斷續續的炮聲使我無法再睡了。
第二天早晨起來，參謀人員告訴我，這炮聲是天天夜裡都有的，敵人和我軍隻隔着一條河，到了黑夜敵人怕我們過河偷襲，所以不時地放炮吓吓我們，表示他們有備，實際上是他們自己壯膽。
我軍聽慣了，根本不理會他們，他們沒有膽量開過河來。
那麼，我們是不是有時也要過河去襲擊敵人呢？據說是的，我們經常有部隊過河作戰，并且有後繼部隊随時準備出發支援，張将軍也常親自過河督師。
這條河，就是襄河。
早晨天仍未晴，冰霰不停，朔風刺骨。
司令部前有一廣場，是擴大了的打谷場，就在那地方召集了千把名士兵，舉行贈旗禮，我們奉上一面錦旗，上面的字樣不是&ldquo我武維揚&rdquo便是&ldquo國之幹城&rdquo之類，我還奉命說了幾句話，在露天講話很難，沒講幾句就力竭聲嘶了。
沒有樂隊，隻有四把喇叭，簡單而肅穆。
行完禮張将軍率領部隊肅立道邊，送我們登車而去。
回到重慶，大家争來問訊，問我在前方有何見聞。
平時足不出戶，哪裡知道前方的實況？真是一言難盡。
軍民疾苦，慘不忍言，大家隻知道&ldquo前方吃緊，後方緊吃&rdquo，其實亦不盡然，後方亦有不緊吃者，前方亦有緊吃者，大概高級将領之能刻苦自律如張自忠将軍者實不可多觏。
我嘗認為，自奉儉樸的人方能成大事，讷澀寡言笑的人方能立大功。
果然五月七日夜張自忠将軍率部渡河解救友軍，所向皆捷，不幸陷敵重圍，于十六日壯烈殉國！大将隕落，舉國震悼。
張将軍靈榇由重慶運至北碚河幹，餘适寓北碚，親見民衆感情激動，群集江濱。
遺榇厝于北碚附近小鎮天生橋之梅花山。
山以梅花名，并無梅花，僅一土丘蜿蜒公路之南側，此為由青木關至北碚必經之在，行旅往還辄相顧指點：&ldquo此張自忠将軍忠骨長埋之處也。
&rdquo 将軍之生平與為人，餘初不甚了了，唯&ldquo七七事變&rdquo前後餘适在北平，對于二十九軍諸将領甚為敬佩與同情，其謀國之忠與作戰之勇，視任何侪輩皆無遜色，謂予不信，請看張自忠将軍之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