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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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凡遇訛文，即标以圓括号，後面補上改正之字，并标以方括号，表示更正，如《南山經》鵲山條中的“其狀如穀而黑理”一句，“穀”為“榖”之訛，于是校正為“其狀如（穀）［榖］而黑理”；凡遇衍文，即标以圓括号，表示删除，如《南山經》最後一條中的“一璧稻米”一句，在上下之中讀不通，實為衍文，于是校正為“（一璧稻米）”；凡遇脫文，即标以方括号，表示增補，如《南山經》柢山條中的“又東三百裡柢山”一句，“三百裡”下脫一“曰”字，于是校正為“又東三百裡［曰］柢山”。
凡作如此校正的文字，都是有可靠根據的，是在吸收古今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行的，如明人王崇慶，清人王念孫、何焯、吳任臣、汪绂、畢沅、郝懿行，今人汪紹原、袁珂等，其中尤多得益于袁珂的校勘成果。
又《山海經》中每多異讀字、通假字，難識難讀，故随文用拼音注上音，而且不避重複，以方便今天的青年讀者。
本書的注釋本着通俗易懂的原則，避免繁征博引，力圖簡明扼要，以疏通文義為主。
注釋中所據成說，主要出自晉人郭璞的《山海經傳》、清人郝懿行的《山海經箋疏》、今人袁珂的《山海經校注》。
另外，也間出己意，以發明前賢所未逮者。
如遇似是而非之說，或幾種說法均可通，卻難決斷，則于注釋中列出，以供讀者鑒别擇取。
如遇意義不明，又無旁證可求之處，則仍存其疑，不做臆解，以求慎重。
除個别情況外，不做重複注釋。
本書的譯文，以直譯為主，以意譯為輔，盡量避免以釋代譯。
《山海經》的版本很多，其中注釋本也有數種，如晉人郭璞所撰《山海經傳》、明人王崇慶所撰《山海經釋義》、清人吳任臣所撰《山海經廣注》、清人郝懿行所撰《山海經箋疏》等，都是較重要的。
其中尤以郝注本為集大成之作。
他針對前人研究《山海經》，尚存“辨析異同，刊正訛謬，蓋猶未暇以詳”的情況，于是博采衆家之長，“作為《箋疏》。
箋以補注，疏以證經……計創通大義百餘事，是正訛文三百餘事，凡所指擿，雖頗有依據，仍用舊文，因而無改，蓋放（仿）鄭君康成（鄭玄）注經不敢改字之例”。
所以，郝懿行的《山海經箋疏》是一種較好且又通行易得的本子。
今次注譯《山海經》，即取郝注本作為底本。
而前面所說的把原文中訛誤衍脫之字用圓括号和方括号标示出來，并不徑改，就是有意遵循“注經不敢改字”的原則，庶免拘泥之譏。
1996年元月
凡作如此校正的文字，都是有可靠根據的，是在吸收古今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行的，如明人王崇慶，清人王念孫、何焯、吳任臣、汪绂、畢沅、郝懿行，今人汪紹原、袁珂等，其中尤多得益于袁珂的校勘成果。
又《山海經》中每多異讀字、通假字，難識難讀，故随文用拼音注上音，而且不避重複，以方便今天的青年讀者。
本書的注釋本着通俗易懂的原則，避免繁征博引，力圖簡明扼要，以疏通文義為主。
注釋中所據成說，主要出自晉人郭璞的《山海經傳》、清人郝懿行的《山海經箋疏》、今人袁珂的《山海經校注》。
另外，也間出己意，以發明前賢所未逮者。
如遇似是而非之說，或幾種說法均可通，卻難決斷，則于注釋中列出，以供讀者鑒别擇取。
如遇意義不明，又無旁證可求之處，則仍存其疑，不做臆解，以求慎重。
除個别情況外，不做重複注釋。
本書的譯文，以直譯為主，以意譯為輔，盡量避免以釋代譯。
《山海經》的版本很多，其中注釋本也有數種，如晉人郭璞所撰《山海經傳》、明人王崇慶所撰《山海經釋義》、清人吳任臣所撰《山海經廣注》、清人郝懿行所撰《山海經箋疏》等，都是較重要的。
其中尤以郝注本為集大成之作。
他針對前人研究《山海經》，尚存“辨析異同，刊正訛謬，蓋猶未暇以詳”的情況，于是博采衆家之長，“作為《箋疏》。
箋以補注，疏以證經……計創通大義百餘事，是正訛文三百餘事，凡所指擿，雖頗有依據，仍用舊文，因而無改，蓋放（仿）鄭君康成（鄭玄）注經不敢改字之例”。
所以，郝懿行的《山海經箋疏》是一種較好且又通行易得的本子。
今次注譯《山海經》，即取郝注本作為底本。
而前面所說的把原文中訛誤衍脫之字用圓括号和方括号标示出來，并不徑改，就是有意遵循“注經不敢改字”的原則，庶免拘泥之譏。
1996年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