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人眼中的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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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他所依據的是新的道理，但是傳統的繼續存在，卻多少能夠幫助他的批判，讓人們起信。
因為人們原就信慣了這些傳統，現在意義雖然變了，信起來總比較嶄新的理論容易些。
郭先生不但批判的承認了一些傳統，還闡明了一些，找補了一些。
前者如“呂不韋與秦王政”，闡明“秦始皇與呂不韋，無論在思想上同政見上，完全是立于兩絕端”。
“呂不韋是代表着新興階層的進步觀念，而企圖把社會的發展往前推進一步的人，秦始皇則相反，他是站在奴隸主的立場，而要把社會扭轉。
”這裡雖然給予了新評價，但秦始皇的暴君身分和他對呂不韋找沖突，是傳統裡有的。
後者如儒家八派，稷下黃老學派，以及前期法家，都是傳統裡已經失掉的一些連環，郭先生将它們找補起來，讓我們認清楚古代文化的全貌，而他的批判也就有了更充實的根據。
特别是稷下黃老學派，他是無意中在《管子》書裡發現了宋钘、尹文的遺著，因而“此重要學派重見天日，上承孔、墨，旁逮孟、莊，下及荀、韓，均可得其聯鎖”。
他又“從《墨經》上下篇看出了墨家辯者有兩派的不同”：“上篇盈堅白，别同異”，“下篇離堅白，合同異”。
“這個發現在《莊子》以後是為前人所從未道過的”。
對于名家辯者的一些“觀念遊戲”或“詭辭”，他認為必然有它們的社會屬性。
如惠施的“山淵平，天地比”，“是曉示人民無須與王長者争衡”，高低原隻是相對的。
又如公孫龍的“白馬非馬”，可以演繹為“暴人非人”，那麼殺暴人非殺人，暴政就有了借口。
郭先生的學力，給他的批判提供了充實的根據，他的革命生活，亡命生活和抗戰生活，使他親切的把握住人民的立場。
他說“現在還沒有達到可以下結論的時候，自然有時也不免要用辯論的筆調”。
他的辯論的筆調，給讀者啟示不少。
他“要寫得容易懂”，他寫得确是比較容易懂；特别是加上那帶着他的私人情感的《後記》，讓人們更容易懂。
我推薦給關心中國文化的人們，請他們都讀一讀這一部《十批判書》。
《大公報》，1947年。
因為人們原就信慣了這些傳統，現在意義雖然變了，信起來總比較嶄新的理論容易些。
郭先生不但批判的承認了一些傳統，還闡明了一些，找補了一些。
前者如“呂不韋與秦王政”，闡明“秦始皇與呂不韋，無論在思想上同政見上，完全是立于兩絕端”。
“呂不韋是代表着新興階層的進步觀念，而企圖把社會的發展往前推進一步的人，秦始皇則相反，他是站在奴隸主的立場，而要把社會扭轉。
”這裡雖然給予了新評價，但秦始皇的暴君身分和他對呂不韋找沖突，是傳統裡有的。
後者如儒家八派，稷下黃老學派，以及前期法家，都是傳統裡已經失掉的一些連環，郭先生将它們找補起來，讓我們認清楚古代文化的全貌，而他的批判也就有了更充實的根據。
特别是稷下黃老學派，他是無意中在《管子》書裡發現了宋钘、尹文的遺著，因而“此重要學派重見天日，上承孔、墨，旁逮孟、莊，下及荀、韓，均可得其聯鎖”。
他又“從《墨經》上下篇看出了墨家辯者有兩派的不同”：“上篇盈堅白，别同異”，“下篇離堅白，合同異”。
“這個發現在《莊子》以後是為前人所從未道過的”。
對于名家辯者的一些“觀念遊戲”或“詭辭”，他認為必然有它們的社會屬性。
如惠施的“山淵平，天地比”，“是曉示人民無須與王長者争衡”，高低原隻是相對的。
又如公孫龍的“白馬非馬”，可以演繹為“暴人非人”，那麼殺暴人非殺人，暴政就有了借口。
郭先生的學力，給他的批判提供了充實的根據，他的革命生活，亡命生活和抗戰生活，使他親切的把握住人民的立場。
他說“現在還沒有達到可以下結論的時候，自然有時也不免要用辯論的筆調”。
他的辯論的筆調，給讀者啟示不少。
他“要寫得容易懂”，他寫得确是比較容易懂；特别是加上那帶着他的私人情感的《後記》，讓人們更容易懂。
我推薦給關心中國文化的人們，請他們都讀一讀這一部《十批判書》。
《大公報》，194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