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吃飯

義務。

    到了民國，黎元洪總統更提出了“有飯大家吃”的話。

    這真是“菩薩”心腸，可是當時隻當作笑話。

    原來這句話說在一位總統嘴裡，就是賢愚不分，賞罰不明，就是糊塗。

    然而到了那時候，這句話卻已經藏在差不多每一個士人的心裡。

    難得的倒是這糊塗！ 第一次世界大戰加上“五四”運動，帶來了一連串的變化，中華民國在一颠一拐的走着之字路，走向現代化了。

    我們有了知識階級，也有了勞動階級，有了索薪，也有了罷工，這些都在要求“有飯大家吃”。

    知識階級改變了士人的面目，勞動階級改變了小民的面目，他們開始了集體的行動；他們不能再安貧樂道了，也不能再安分守己了，他們認出了吃飯是天賦人權，公開的要飯吃，不是大吃大喝，是夠吃夠喝，甚至于隻要有吃有喝。

    然而這還隻是剛起頭。

    到了這次世界大戰當中，羅斯福總統提出了四大自由，第四項是“免于匮乏的自由”。

    “匮乏”自然以沒飯吃為首，人們至少該有免于沒飯吃的自由。

    這就加強了人民的吃飯權，也肯定了人民的吃飯的要求；這也是“有飯大家吃”，但是着眼在平民，在全民，意義大不同了。

     抗戰勝利後的中國，想不到吃飯更難，沒飯吃的也更多了。

    到了今天一般人民真是不得了，再也忍不住了，吃不飽甚至沒飯吃，什麼禮義什麼文化都說不上。

    這日子就是不知道吃飯權也會起來行動了，知道了吃飯權的，更怎麼能夠不起來行動，要求這種“免于匮乏的自由”呢？于是學生寫出“饑餓事大，讀書事小”的标語，工人喊出“我們要吃飯”的口号。

    這是我們曆史上第一回一般人民公開的承認了吃飯第一。

    這其實比悶在心裡糊塗的騷動好得多；這是集體的要求，集體是有組織的，有組織就不容易大亂了。

    可是有組織也不容易散；人情加上人權，這集體的行動是壓不下也打不散的，直到大家有飯吃的那一天。

     1947年6月21日作。

     （原載1947年7月6日上海《大公報》副刊《星期文藝》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