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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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那就是隐逸之士了。
這兩種節，忠節與高節，都是個人的消極的表現。
忠節至多造就一些失敗的英雄，高節更隻能造就一些明哲保身的自了漢，甚至于一些虛無主義者。
原來氣是動的，可以變化。
我們常說志氣，志是心之所向，可以在四方，可以在千裡，志和氣是配合着的。
節卻是靜的，不變的；所以要“守節”，要不“失節”。
有時候節甚至于是死的，死的節跟活的現實脫了榫，于是乎自命清高的人結果變了節，馮雪峰先生論到周作人，就是眼前的例子。
從統治階級的立場看，“忠言逆耳利于行”，忠臣到底是衛護着這個階級的，而清高之士消納了叛逆者，也是有利于這個階級的。
所以宋朝人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原先說的是女人，後來也用來說士人，這正是統治階級代言人的口氣，但是也表示着到了那時代士的個人地位的增高和責任的加重。
“士”或稱為“讀書人”，是統治階級最下層的單位，并非“幫閑”。
他們的利害跟君相是共同的，在朝固然如此，在野也未嘗不如此。
固然在野的處士可以不受君臣名分的束縛，可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但是他們得吃飯，這飯恐怕還得靠農民耕給他們吃，而這些農民大概是屬于他們做官的祖宗的遺産的。
“躬耕”往往是一句門面話，就是偶然有個把真正躬耕的如陶淵明，精神上或意識形态上也還是在負着天下興亡之責的士，陶的《述酒》等詩就是證據。
可見處士雖然有時橫議，那隻是自家人吵嘴鬧架，他們生活的基礎一般的主要的還是在農民的勞動上，跟君主與在朝的大夫并無兩樣，而一般的主要的意識形态，彼此也是一緻的。
然而士終于變質了，這可以說是到了民國時代才顯著。
從清朝末年開設學校，教員和學生漸漸加多，他們漸漸各自形成一個集團；其中有不少的人參加革新運動或革命運動，而大多數也傾向着這兩種運動。
這已是氣重于節了。
等到民國成立，理論上人民是主人，事實上是軍閥争權。
這時代的教員和學生意識着自己
這兩種節，忠節與高節，都是個人的消極的表現。
忠節至多造就一些失敗的英雄，高節更隻能造就一些明哲保身的自了漢，甚至于一些虛無主義者。
原來氣是動的，可以變化。
我們常說志氣，志是心之所向，可以在四方，可以在千裡，志和氣是配合着的。
節卻是靜的，不變的；所以要“守節”，要不“失節”。
有時候節甚至于是死的，死的節跟活的現實脫了榫，于是乎自命清高的人結果變了節，馮雪峰先生論到周作人，就是眼前的例子。
從統治階級的立場看，“忠言逆耳利于行”，忠臣到底是衛護着這個階級的，而清高之士消納了叛逆者，也是有利于這個階級的。
所以宋朝人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原先說的是女人，後來也用來說士人，這正是統治階級代言人的口氣，但是也表示着到了那時代士的個人地位的增高和責任的加重。
“士”或稱為“讀書人”，是統治階級最下層的單位，并非“幫閑”。
他們的利害跟君相是共同的，在朝固然如此，在野也未嘗不如此。
固然在野的處士可以不受君臣名分的束縛，可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但是他們得吃飯，這飯恐怕還得靠農民耕給他們吃，而這些農民大概是屬于他們做官的祖宗的遺産的。
“躬耕”往往是一句門面話，就是偶然有個把真正躬耕的如陶淵明，精神上或意識形态上也還是在負着天下興亡之責的士，陶的《述酒》等詩就是證據。
可見處士雖然有時橫議，那隻是自家人吵嘴鬧架，他們生活的基礎一般的主要的還是在農民的勞動上，跟君主與在朝的大夫并無兩樣，而一般的主要的意識形态，彼此也是一緻的。
然而士終于變質了，這可以說是到了民國時代才顯著。
從清朝末年開設學校，教員和學生漸漸加多，他們漸漸各自形成一個集團；其中有不少的人參加革新運動或革命運動，而大多數也傾向着這兩種運動。
這已是氣重于節了。
等到民國成立，理論上人民是主人，事實上是軍閥争權。
這時代的教員和學生意識着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