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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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禮樂是貴族生活的手段,也可以說是目的。

    他們要定等級,明分際,要有穩固的社會秩序,所以要“節”,但是他們要統治,要上統下,所以也要“和”。

    禮以“節”為主,可也得跟“和”配合着;樂以“和”為主,可也得跟“節”配合着。

    節跟和是相反相成的。

    明白了這個道理,我們可以說所謂“聖達節”等等的“節”,是從禮樂裡引申出來成了行為的标準或做人的标準;而這個節其實也就是傳統的“中道”。

    按說“和”也是中道,不同的是“和”重在合,“節”重在分;重在分所以重在不犯不亂,這就帶上消極性了。

     向來論氣節的,大概總從東漢末年的黨禍起頭。

    那是所謂處士橫議的時代。

    在野的士人紛紛的批評和攻擊宦官們的貪污政治,中心似乎在太學。

    這些在野的士人雖然沒有嚴密的組織,卻已經在聯合起來,并且博得了人民的同情。

    宦官們害怕了,于是乎逮捕拘禁那些領導人。

    這就是所謂“黨锢”或“鈎黨”,“鈎”是“鈎連”的意思。

    從這兩個名稱上可以見出這是一種群衆的力量。

    那時逃亡的黨人,家家願意收容着,所謂“望門投止”,也可以見出人民的态度,這種黨人,大家尊為氣節之士。

    氣是敢作敢為,節是有所不為——有所不為也就是不合作。

    這敢作敢為是以集體的力量為基礎的,跟孟子的“浩然之氣”與世俗所謂“義氣”隻注重領導者的個人不一樣。

    後來宋朝幾千太學生請願罷免奸臣,以及明朝東林黨的攻擊宦官,都是集體行動,也都是氣節的表現。

    但是這種表現裡似乎積極的“氣”更重于消極的“節”。

     在專制時代的種種社會條件之下,集體的行動是不容易表現的,于是士人的立身處世就偏向了“節”這個标準。

    在朝的要做忠臣。

    這種忠節或是表現在冒犯君主尊嚴的直谏上,有時因此犧牲性命;或是表現在不做新朝的官甚至以身殉國上。

    忠而至于死,那是忠而又烈了。

    在野的要做清高之士,這種人表示不願和在朝的人合作,因而遊離于現實之外;或者更逃避到山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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