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嚴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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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自然的趨勢。
他們強調“動的精神”，強調“靈肉沖突”，是依然在嚴肅的正視着人生的。
然而禮教漸漸垮了，自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帶給中國的暫時的繁榮裡越來越大了，于是乎知識分子講究生活的趣味，講究個人的好惡，講究身邊瑣事，文壇上就出現了“言志派”，其實是玩世派。
更進一步講究幽默，為幽默而幽默，無意義的幽默。
幽默代替了嚴肅，文壇上一片空虛。
一方面色情的作品也擡起了頭，憑着“解放”的名字跨過了“健康”的邊界，自然也跨過了“嚴肅”的邊界。
然而這空虛隻是暫時的，正如那繁榮是暫時的。
“五卅”事件掀起了反帝國主義的大潮，時代又沉重起來了。
接着是國民革命，接着是左右折磨；時代需要鬥争，閑情逸緻隻好偷偷摸摸的。
這時候魯迅先生介紹了“一面是嚴肅與工作，一面是荒淫與無恥”這句話。
這是時代的聲音。
可是這嚴肅是更其嚴肅了；單是态度的嚴肅，藝術的嚴肅不成，得配合工作，現實的工作。
似乎就在這當兒有了“新鴛鴦蝴蝶派”的名目，指的是那些盡在那兒玩味自我的作家。
他們自己并不覺得在消遣自己，跟舊鴛鴦蝴蝶派不同。
更不同的是時代，是時代縮短了那“嚴肅”的尺度。
這尺度還在争議之中，劈頭來了抗戰；一切是抗戰，抗戰自然是極度嚴肅的。
可是八年的抗戰太沉重了，這中間不免要松一口氣，這一松，尺度就放寬了些；文學帶着消消遣，似乎也是應該的。
勝利突然而來，時代卻越見沉重了。
“人民性”的強調，重行緊縮了“嚴肅”那尺度。
這“人民性”也是一種道。
到了現在，要文學來載這種道，倒也是“勢有必至，理有固然”。
不過太緊縮了那尺度，恐怕會犯了宋儒“作文害道”說的錯誤，目下黃色和粉色刊物的風起雲湧，固然是動亂時代的頹廢趨勢，但是正經作品若是一味講究正經，隻顧人民性，不管藝術性，死闆闆的長面孔教人親近不得，讀者們恐怕更會躲向那些刊物裡去。
這是運用“嚴肅”的尺度的時候值得平心靜氣算計算計的。
1947年4月23—25日作。
（原載1947年10月1日《中國作家》第1卷第1期）
他們強調“動的精神”，強調“靈肉沖突”，是依然在嚴肅的正視着人生的。
然而禮教漸漸垮了，自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帶給中國的暫時的繁榮裡越來越大了，于是乎知識分子講究生活的趣味，講究個人的好惡，講究身邊瑣事，文壇上就出現了“言志派”，其實是玩世派。
更進一步講究幽默，為幽默而幽默，無意義的幽默。
幽默代替了嚴肅，文壇上一片空虛。
一方面色情的作品也擡起了頭，憑着“解放”的名字跨過了“健康”的邊界，自然也跨過了“嚴肅”的邊界。
然而這空虛隻是暫時的，正如那繁榮是暫時的。
“五卅”事件掀起了反帝國主義的大潮，時代又沉重起來了。
接着是國民革命，接着是左右折磨；時代需要鬥争，閑情逸緻隻好偷偷摸摸的。
這時候魯迅先生介紹了“一面是嚴肅與工作，一面是荒淫與無恥”這句話。
這是時代的聲音。
可是這嚴肅是更其嚴肅了；單是态度的嚴肅，藝術的嚴肅不成，得配合工作，現實的工作。
似乎就在這當兒有了“新鴛鴦蝴蝶派”的名目，指的是那些盡在那兒玩味自我的作家。
他們自己并不覺得在消遣自己，跟舊鴛鴦蝴蝶派不同。
更不同的是時代，是時代縮短了那“嚴肅”的尺度。
這尺度還在争議之中，劈頭來了抗戰；一切是抗戰，抗戰自然是極度嚴肅的。
可是八年的抗戰太沉重了，這中間不免要松一口氣，這一松，尺度就放寬了些；文學帶着消消遣，似乎也是應該的。
勝利突然而來，時代卻越見沉重了。
“人民性”的強調，重行緊縮了“嚴肅”那尺度。
這“人民性”也是一種道。
到了現在，要文學來載這種道，倒也是“勢有必至，理有固然”。
不過太緊縮了那尺度，恐怕會犯了宋儒“作文害道”說的錯誤，目下黃色和粉色刊物的風起雲湧，固然是動亂時代的頹廢趨勢，但是正經作品若是一味講究正經，隻顧人民性，不管藝術性，死闆闆的長面孔教人親近不得，讀者們恐怕更會躲向那些刊物裡去。
這是運用“嚴肅”的尺度的時候值得平心靜氣算計算計的。
1947年4月23—25日作。
（原載1947年10月1日《中國作家》第1卷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