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嚴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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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奇觀》，還是歸到“奇”上。
這個“奇”正是供人們茶馀酒後消遣的。
明清的小說淵源于宋朝的“說話”，“說話”出于民間。
詞曲（包括戲曲）原也出于民間。
民間文學是被壓迫的人民苦中作樂，忙裡偷閑的表現，所以常常扮演醜角，嘲笑自己或誇張自己，因此多帶着滑稽和誕妄的氣氛，這就不正經了。
在中國文學傳統自己的範圍裡，隻有詩文（包括賦）算是正經的，嚴肅的，雖然放在道統裡還隻算是小道。
詞經過了高度的文人化，特别是清朝常州派的努力，總算帶上一些正經面孔了，小說和曲（包括戲曲）直到新文學運動的前夜，卻還是醜角打扮，站在不要緊的地位。
固然，小說早就有勸善懲惡的話頭，明朝人所謂“喻世”等等，更特别加以強調。
這也是在想“載道”，然而“奇”勝于“正”，到底不成。
明朝公安派又将《水浒》比《史記》，這是從文章的“奇變”上看；可是文章在道統裡本不算什麼，“奇變”怎麼能扯得上“正經”呢？然而看法到底有些改變了。
到了清朝末年，梁啟超先生指出了“小說與群治之關系”，并提倡實踐他的理論的創作。
這更是跟新文學運動一脈相承了。
新文學運動以鬥争的姿态出現，它必然是嚴肅的。
他們要給白話文争取正宗的地位，要給文學争取獨立的地位。
而魯迅先生的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裡喊出了“吃人的禮教”和“救救孩子”，開始了反封建的工作。
他的《随感錄》又強烈的諷刺着老中國的種種病根子。
一方面人道主義也在文學裡普遍的表現着。
文學擔負起新的使命；配合了“五四”運動，它更跳上了領導的地位，雖然不是唯一的領導的地位。
于是文學有了獨立存在的理由，也有了新的意念。
在這情形下，詞曲升格為詩，小說和戲曲也升格為文學。
這自然接受了“外國的影響”，然而這也未嘗不是“載道”；不過載的是新的道，并且與這個新的道合為一體，不分主從。
所以從傳統方面看來，也還算是一脈相承的。
一方面攻擊“文以載道”，一方面自己也在載另一種道，這正是相反相成，所謂矛盾的發展。
創造社的浪漫的感傷的作風，在反封建的工作之下要求自我的解放
這個“奇”正是供人們茶馀酒後消遣的。
明清的小說淵源于宋朝的“說話”，“說話”出于民間。
詞曲（包括戲曲）原也出于民間。
民間文學是被壓迫的人民苦中作樂，忙裡偷閑的表現，所以常常扮演醜角，嘲笑自己或誇張自己，因此多帶着滑稽和誕妄的氣氛，這就不正經了。
在中國文學傳統自己的範圍裡，隻有詩文（包括賦）算是正經的，嚴肅的，雖然放在道統裡還隻算是小道。
詞經過了高度的文人化，特别是清朝常州派的努力，總算帶上一些正經面孔了，小說和曲（包括戲曲）直到新文學運動的前夜，卻還是醜角打扮，站在不要緊的地位。
固然，小說早就有勸善懲惡的話頭，明朝人所謂“喻世”等等，更特别加以強調。
這也是在想“載道”，然而“奇”勝于“正”，到底不成。
明朝公安派又将《水浒》比《史記》，這是從文章的“奇變”上看；可是文章在道統裡本不算什麼，“奇變”怎麼能扯得上“正經”呢？然而看法到底有些改變了。
到了清朝末年，梁啟超先生指出了“小說與群治之關系”，并提倡實踐他的理論的創作。
這更是跟新文學運動一脈相承了。
新文學運動以鬥争的姿态出現，它必然是嚴肅的。
他們要給白話文争取正宗的地位，要給文學争取獨立的地位。
而魯迅先生的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裡喊出了“吃人的禮教”和“救救孩子”，開始了反封建的工作。
他的《随感錄》又強烈的諷刺着老中國的種種病根子。
一方面人道主義也在文學裡普遍的表現着。
文學擔負起新的使命；配合了“五四”運動，它更跳上了領導的地位，雖然不是唯一的領導的地位。
于是文學有了獨立存在的理由，也有了新的意念。
在這情形下，詞曲升格為詩，小說和戲曲也升格為文學。
這自然接受了“外國的影響”，然而這也未嘗不是“載道”；不過載的是新的道，并且與這個新的道合為一體，不分主從。
所以從傳統方面看來，也還算是一脈相承的。
一方面攻擊“文以載道”，一方面自己也在載另一種道，這正是相反相成，所謂矛盾的發展。
創造社的浪漫的感傷的作風，在反封建的工作之下要求自我的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