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标準與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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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語言。
這種新的士流日漸增加，自然就影響了文化的面目乃至精神。
漢樂府的搜集與流行，就在這樣氛圍之中。
韓詩解《伐木》一篇說到“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
“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正是“人情物理”，正是“觀風”；這說明了三百篇詩的一些詩，也說明了樂府裡的一些詩。
“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自然周代的貴族也會如此的，可是這兩句話帶着濃重的平民的色彩；配合着語言的通俗，尤其可以見出。
這就是前面說的“參加”，這參加倒是不自覺的。
但那“人情物理”或“觀風”的尺度的訂定卻是自覺的。
漢以來的社會是士民對立，同時也是士民流通。
《世說新語》裡紀錄一些俗語，取其自然。
在“風流”的标準下，一般的固然以“含英咀華”的語言為主，但是到了這時代稍加改變，取了“自然”這個尺度，也不足為怪的。
唐代中葉以後，士民間的流通更自由了，士人是更多了。
于是乎“人情物理”的著作也更多。
元代蒙古人壓迫漢人，士大夫的地位降低下去。
真正領導文壇的是一些吏人以及“書會先生”。
他們依據了“人情物理”的尺度作了許多戲曲。
明代士大夫的地位高了些，但是還在暴君壓制之下。
他們這時卻恢複了文壇的領導權，他們可也在作戲曲，并且在提倡小說，作小說了。
公安派竟陵派就是受了這種風氣的影響而形成的。
清代士大夫的地位又高了些，但是又在外族統治之下，還不能恢複元代以前的地位。
他們也在作戲曲和小說，可是戲曲和小說始終還是小道，不能跟詩文并列為正宗。
“人情物理”還是一種尺度，不能成為标準。
但是平民對文學的影響确乎漸漸在擴大。
原來士民的對立并不是嚴格的。
尤其在文學上，平民所表現的生活還是以他們所“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士大夫生活為标準。
他們受自己的生活折磨夠了，隻羨慕着士大夫的生活，可又隻能耐着苦羨慕着，不知道怎樣用行動去争取，至多是表現在他們的文學就是民間文學裡；低級趣味是免不了的，但那時他們的理想是爬上高處去。
這樣，士大夫的文學接受他們的影響，也算是個順勢。
雖然“人情物理”和“通俗”到清代還沒有成為标準，可是“自然”這尺度從晉代以來已漸漸成為一種标準。
這究竟顯出了人民的力量。
大清帝國改了中華民國，新文化運動新文學運動配合着“五四”運動畫出了一個新時代。
大家擁戴的是“德先生”和“賽先生”
這種新的士流日漸增加，自然就影響了文化的面目乃至精神。
漢樂府的搜集與流行，就在這樣氛圍之中。
韓詩解《伐木》一篇說到“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
“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正是“人情物理”，正是“觀風”；這說明了三百篇詩的一些詩，也說明了樂府裡的一些詩。
“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自然周代的貴族也會如此的，可是這兩句話帶着濃重的平民的色彩；配合着語言的通俗，尤其可以見出。
這就是前面說的“參加”，這參加倒是不自覺的。
但那“人情物理”或“觀風”的尺度的訂定卻是自覺的。
漢以來的社會是士民對立，同時也是士民流通。
《世說新語》裡紀錄一些俗語，取其自然。
在“風流”的标準下，一般的固然以“含英咀華”的語言為主，但是到了這時代稍加改變，取了“自然”這個尺度，也不足為怪的。
唐代中葉以後，士民間的流通更自由了，士人是更多了。
于是乎“人情物理”的著作也更多。
元代蒙古人壓迫漢人，士大夫的地位降低下去。
真正領導文壇的是一些吏人以及“書會先生”。
他們依據了“人情物理”的尺度作了許多戲曲。
明代士大夫的地位高了些，但是還在暴君壓制之下。
他們這時卻恢複了文壇的領導權，他們可也在作戲曲，并且在提倡小說，作小說了。
公安派竟陵派就是受了這種風氣的影響而形成的。
清代士大夫的地位又高了些，但是又在外族統治之下，還不能恢複元代以前的地位。
他們也在作戲曲和小說，可是戲曲和小說始終還是小道，不能跟詩文并列為正宗。
“人情物理”還是一種尺度，不能成為标準。
但是平民對文學的影響确乎漸漸在擴大。
原來士民的對立并不是嚴格的。
尤其在文學上，平民所表現的生活還是以他們所“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士大夫生活為标準。
他們受自己的生活折磨夠了，隻羨慕着士大夫的生活，可又隻能耐着苦羨慕着，不知道怎樣用行動去争取，至多是表現在他們的文學就是民間文學裡；低級趣味是免不了的，但那時他們的理想是爬上高處去。
這樣，士大夫的文學接受他們的影響，也算是個順勢。
雖然“人情物理”和“通俗”到清代還沒有成為标準，可是“自然”這尺度從晉代以來已漸漸成為一種标準。
這究竟顯出了人民的力量。
大清帝國改了中華民國，新文化運動新文學運動配合着“五四”運動畫出了一個新時代。
大家擁戴的是“德先生”和“賽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