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标準與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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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于說話。

    可見這種文體是廢不掉的。

    就是骈俪文盛行的時代,也還有《世說新語》,記錄那時代的說話。

    到了唐代的韓愈,提倡“氣盛言宜”的古文,“氣盛言宜”就是說話的調子,至少是近于說話的調子,還有語錄和筆記,起于唐而盛于宋,還有來自民間的詞,這些也都用着說話或近于說話的調子。

    東漢以來逐漸建立起來的門閥,到了唐代中葉垮了台,“尋常百姓”的士又增多起來,加上宋代印刷和教育的發達,所以那種詳明如話的文體就大大的發達了。

    到了元明兩代,又有了戲曲和小說,更是以說話體就是語體為主。

    公安派竟陵派接受了這股支派,努力想将它變成主流,但是這一個嘗試失敗了。

    直到現代,一個新的嘗試才完成了語體文學,新文學,也就是現代文學。

     從以上一段語體文學發展的簡史裡可以看出種種伸縮的尺度。

    這些尺度大體上固然不出乎“儒雅”和“風流”那兩個标準,可是像語錄和筆記,有些恐怕隻夠“儒”而不夠“雅”,有些恐怕既不夠“儒”也不夠“雅”,不夠“雅”因為用俗語或近乎俗語,不夠“儒”因為隻是一些細事,無關德教,也與風流不相幹。

    漢樂府跟《世說新語》也用俗語,雖然現在已将那些俗語看作了古典。

    戲曲和小說有的别忠奸,寓勸懲,叙風流,固然夠得上标準,有的卻不夠儒雅,不算風流。

    在過去的文學傳統裡,這兩種本沒有地位,所謂不在話下。

    不過我們現在得給這些不夠格的分别來個交代。

    我們說戲曲和小說可以見人情物理,這可以叫做“觀風”的尺度,《禮記》裡說詩可以“觀民風”;可以觀風,也就拐了彎兒達到了“儒雅”那個标準。

    戲曲和小說不但可以觀民風,還可以觀士風,而觀風就是寫實,就是反映社會,反映時代。

    這是社會的描寫,時代的紀錄。

    在我們看來,用不着再繞到“儒雅”那個标準之下,就足夠存在的理由了。

    那些無關政教也不算風流的筆記,也可以這麼看。

    這個“人情物理”或“觀風”的尺度原是依據了“儒雅”那個标準定出來的,可是唐代中葉以後,這個尺度似乎已經暗地裡獨立運用,這已經不是上德化下的尺度而是下情上達的尺度了。

    人民參加着定了這個尺度,而俗語的參入文學,正與這個尺度配合着。

     說是人民參加着訂定文學的尺度,如上文所提到的,該起于春秋末年貴族漸漸沒落平民漸漸興起的時候。

    這些受了教育的平民加入了統治集團,多少還帶着他們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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