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标準與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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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用着新的尺度。
固然這種新尺度大緻隻伸縮于“儒雅”和“風流”兩種标準之間，但是每回伸縮的長短不同，疏密不同，各有各的特色。
文學史的擴展從這種種尺度裡見出。
這種尺度表現在文論和選集裡，也就是表現在文學批評裡。
中國的文學批評以各種形式出現。
魏文帝的“論文”是在一般學術的批評的《典論》裡，陸機《文賦》也許可以說是獨立的文學批評的創始，他将文作為一個獨立的課題來讨論。
此後有了選集，這裡面分别體類，叙述源流，指點得失，都是批評的工作。
又有了《文心雕龍》和《詩品》兩部批評專著。
還有史書的文學傳論，别集的序跋和别集中的書信。
這些都是比較有系統的文學批評，各有各的尺度。
這些尺度有的依據着“儒雅”那個标準，結果就是複古的文學，有的依據着“風流”那個标準，結果就是标新的文學。
但是所謂複古，其實也還是求變化求新異；韓愈提倡古文，卻主張務去陳言，戛戛獨造，是最顯著的例子。
古文運動從獨造新語上最見出成績來。
胡适之先生說文學革命都從文字或文體的解放開始，是有道理的，因為這裡最容易見出改變了的尺度。
現代語體文學是标新的，不是複古的，卻也可以說是從文字或文體的解放開始；就從這語體上，分明的看出我們的新尺度。
這種語體文學的尺度，如一般人所公認，大部分是受了外國的影響，就是依據着種種外國的标準。
但是我們的文學史中原也有這樣一股支流，和那正宗的或主流的文學由分而合的相配而行。
明代的公安派和竟陵派自然是這支流的一段，但這支流的淵源很古久，截取這一段來說是不正确的。
漢以前我們的言和文比較接近，即使不能說是一緻。
從孔子“有教無類”起，教育漸漸開放給平民，受教育的漸漸多起來。
這種受了教育的人也稱為“士”，可是跟從前貴族的士不同，這些隻是些“讀書人”。
士的增多影響了語言和文體，話要說得明白，說得詳細，當時的著述是說話的紀錄，自然也是這樣。
這裡面該有平民語調的參入，雖然我們不能确切的指出。
漢代辭賦發達，主要的作為宮廷文學；後來變為遠于說話的骈俪的體制，士大夫就通用這種體制。
可是另一方面，遊曆了通都大邑名山大川的司馬遷，卻還用那近乎說話的文體作《史記》，古裡古怪的揚雄跟《問孔》、《刺孟》的王充，也還用這種文體作《法言》和《論衡》；而樂府詩來自民間，不用問更
固然這種新尺度大緻隻伸縮于“儒雅”和“風流”兩種标準之間，但是每回伸縮的長短不同，疏密不同，各有各的特色。
文學史的擴展從這種種尺度裡見出。
這種尺度表現在文論和選集裡，也就是表現在文學批評裡。
中國的文學批評以各種形式出現。
魏文帝的“論文”是在一般學術的批評的《典論》裡，陸機《文賦》也許可以說是獨立的文學批評的創始，他将文作為一個獨立的課題來讨論。
此後有了選集，這裡面分别體類，叙述源流，指點得失，都是批評的工作。
又有了《文心雕龍》和《詩品》兩部批評專著。
還有史書的文學傳論，别集的序跋和别集中的書信。
這些都是比較有系統的文學批評，各有各的尺度。
這些尺度有的依據着“儒雅”那個标準，結果就是複古的文學，有的依據着“風流”那個标準，結果就是标新的文學。
但是所謂複古，其實也還是求變化求新異；韓愈提倡古文，卻主張務去陳言，戛戛獨造，是最顯著的例子。
古文運動從獨造新語上最見出成績來。
胡适之先生說文學革命都從文字或文體的解放開始，是有道理的，因為這裡最容易見出改變了的尺度。
現代語體文學是标新的，不是複古的，卻也可以說是從文字或文體的解放開始；就從這語體上，分明的看出我們的新尺度。
這種語體文學的尺度，如一般人所公認，大部分是受了外國的影響，就是依據着種種外國的标準。
但是我們的文學史中原也有這樣一股支流，和那正宗的或主流的文學由分而合的相配而行。
明代的公安派和竟陵派自然是這支流的一段，但這支流的淵源很古久，截取這一段來說是不正确的。
漢以前我們的言和文比較接近，即使不能說是一緻。
從孔子“有教無類”起，教育漸漸開放給平民，受教育的漸漸多起來。
這種受了教育的人也稱為“士”，可是跟從前貴族的士不同，這些隻是些“讀書人”。
士的增多影響了語言和文體，話要說得明白，說得詳細，當時的著述是說話的紀錄，自然也是這樣。
這裡面該有平民語調的參入，雖然我們不能确切的指出。
漢代辭賦發達，主要的作為宮廷文學；後來變為遠于說話的骈俪的體制，士大夫就通用這種體制。
可是另一方面，遊曆了通都大邑名山大川的司馬遷，卻還用那近乎說話的文體作《史記》，古裡古怪的揚雄跟《問孔》、《刺孟》的王充，也還用這種文體作《法言》和《論衡》；而樂府詩來自民間，不用問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