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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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之秀者，升之學，曰俊士。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之司馬，曰進士。
司馬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
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唐之士，及第者未便解褐入仕，吏部又複試之。
宋雖登第入仕，然亦止簿尉令錄，榜首才得丞判，是其用之之嚴也。
寬于取則無遺才，嚴于用則無幸進。
今也不然，其取士止有科舉一塗，雖使豪傑之士，若屈原、董仲舒、司馬相如、揚雄之徒，舍是亦無繇而進。
取之不謂嚴乎哉。
一日苟得，上之列于侍從，下亦置之郡縣。
即其黜落，而為鄉貢者，終身不複取解，授之以官。
用之又何其寬也。
嚴于取，則豪傑之老死邱壑者多矣。
寬其用，此在位者多不得其人也。
流俗之人，徒見二百年以來之功名氣節，一二出于其中，遂以為科法已善，不必他求。
不知科第之内，即聚此十百萬人，不應功名氣節之士，獨不得入。
則是功名氣節之士之得科第，非科第之能得功名氣節之士也。
假使探籌較其長短而取之，行之數百年，則功名氣節之士，亦自有出于探籌之中者，甯可謂探籌為取士之善法邪。
究竟功名氣節人物，不及漢唐遠甚，徒使庸妄之輩充塞天下。
豈天之不生才哉，則取之之法非也。
我故寬取士之塗。
有科舉，有薦舉，有太學，有任子，有郡縣佐（其法以諸生掌六曹），有辟召，有絕學，有上書，而用之之嚴附見焉。
《文獻通考·序》曰，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
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
三代以上，田産非庶人所得私也。
秦廢井田，而始捐田産以予百姓矣。
秦于其當與者取之，所當取者與之。
然所襲既久，反古實難。
欲複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啟紛争。
欲複井田，是強奪民之田畝以召怨讀。
書生之論，所以不可行也。
随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複問其多寡，始于商鞅。
随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複視其丁中，始于楊炎。
三代井田之良法壞于鞅，唐租庸調之良法壞于炎。
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稱。
而後之為國者，莫不一遵其法，一或變之，則反至于煩擾無稽。
而國與民，俱受其病。
則以古今異宜故也。
又曰，占者俗樸而用簡，故錢有餘。
後世俗侈而用糜，故錢不足。
于是錢之直日輕，錢之數日多。
數多而直輕，則其緻遠也難。
自唐以來，始制為飛券鈔引之屬，以通商賈之厚赍貿易者。
其法蓋執券引以取錢，而非以券引為錢也。
宋慶曆以來，蜀始有交子。
建炎以來，東南始有會子。
自交會既行，而始直以楮為錢矣。
夫珠玉黃金，可貴之物也。
銅雖無足貴，而适用之物也。
以其可貴且适用者，制币而通行，古人之意也。
至于以楮為币，則始以無用為用矣。
舉方尺腐敗之券，而足以奔走一世。
寒藉以衣，饑藉以食，貧藉以富，蓋未之有。
然銅重而楮輕，鼓鑄繁難而印造簡易。
今舍其重且難者，而用其輕且易者，而又下免犯銅之禁，上無搜銅之苛。
亦一便也。
又曰，征榷之途有二：一曰山澤，茶鹽坑冶是也；二曰關市，酒酤征商是也。
羞言利者，則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而欲與民庶争貨殖之利，非王者之事也。
善言利者，則曰山海天地之藏，而豪強擅之；關市貨物之聚，而商賈擅之。
取之于豪強商賈，以助國家之經費，而毋專仰給于百姓之賦稅。
是崇本抑末之意，乃經國之遠圖也。
自是說立，而後之加詳于征榷者，莫不以藉口。
征之不已，則并其利源奪之。
官自煮鹽酤酒采茶鑄錢，以至市易之屬，利源日廣，利額日重。
官既不能自辦，而豪強商賈之徒，又不可複擅。
然既以立為課額，則有司者不任其虧減，于是又為均派之法。
或計口而課鹽錢，或望戶而榷酒酤，或于民之有田者，計其頃畝，令于賦稅之時帶納，以求及額。
而征榷遍于天下矣，蓋昔之榷利曰取之豪強商賈之徒以優農民。
及其久也，則農民不獲豪強商賈之利，而代受豪強商賈之榷。
有識者知其苛橫，而國計所需，不可止也。
《通志》。
漢昭帝始元二年，诏發習戰射士詣朔方，調故吏将屯田張掖郡。
孝宣帝神爵元年，遣後将軍趙充國将兵擊先零羌。
充國以擊虜殄滅為期，乃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
上從之。
于是留步士萬人屯田，大獲利。
明年，遂破先零。
屯田詳見充國傳。
魏武帝破黃巾，欲經略四方。
而苦軍食不足，羽林監颍川棗祗建置屯田。
于是以任峻為典農中郎将，募百姓屯田于許下，得谷百萬斛。
郡國例置田官，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廪皆滿。
廢帝齊王芳正始四年，司馬懿督諸軍伐吳時，欲廣田蓄谷，為滅賊資。
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
至壽春，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
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
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
又以為昔破黃巾，因為屯田，積谷于許都，以制四方。
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
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為大役。
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
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于西。
計除衆費，歲得五百萬斛，以為軍資。
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于淮上。
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
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
懿善之，如艾計。
遂北監淮水，自鐘離西南橫石以西，盡氵比水四百餘裡。
五裡置一營，營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廣淮陽百尺二渠。
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治諸陂，于穎南北穿渠三百餘裡，溉田二萬頃。
淮南淮北，皆相連接。
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
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泛舟而下，達于江淮。
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艾所建也。
晉羊祜為征南大将軍，鎮襄陽。
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裡，每為邊害。
祜患之，以詭計令吳罷守。
于是戍邏減半。
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
祜之姑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
太康元年平吳之後，杜預在荊州修召信臣遺迹，激用氵蚩、氵育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
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
衆庶賴之，号曰杜父。
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裡，北無通路。
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裡山川，實為險固，荊蠻之所恃。
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裡。
内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
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
”東晉元帝督課農功，二千石長吏以入谷多少為殿最。
其宿衛要任，皆令赴農。
使軍各自佃，即以為廪。
穆帝升平初，荀羨為北部都尉，鎮下邳，屯田于東陽之石鼈，公私利之。
後魏文帝大統十一年大旱。
十二年，秘書丞李彪上表，請别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為屯田人。
相水陸之宜，料頃畝之數，以贓贖雜物。
市牛科給，令其肆力。
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
蠲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谷積人足矣。
帝覽而善之，尋施行焉。
自此公私豐贍。
雖有水旱，不為之害也。
北齊廢帝乾明中，尚書左丞蘇珍芝又議修石鼈等屯，歲收數十萬石，自是淮南軍防糧足。
孝昭帝皇建中，平州刺史嵇煜建議開幽州督亢舊陂，長城左右營屯，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北境得以周贍。
又于河内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
自是稍止轉輸之勞。
武成帝河清三年，诏沿邊城守堪墾食者，營屯田，置都子使以統之。
一子使當田五十頃，歲終課其所入，以論褒貶。
隋文帝開皇三年，突厥犯塞，吐谷渾寇邊。
轉輸勞敝，乃令朔方總管趙仲卿，于長城以北，大興屯田。
唐開元二十五年，令諸屯隸司農寺者，每三十頃以下二十頃以上為一屯。
隸州鎮諸軍者，每五十頃為一屯。
應置者皆從尚書省處分。
其舊屯重置者，一依承前封疆為定。
新置者并取荒閑無籍廣占之地。
天寶八年，天下屯收百九十一萬三千九百六十石。
關内五十六萬三千八百一十石，河北四十萬三千二百八十石，河東二十四萬五千八百八十石，河西二十六萬八十八石，隴右四十四萬九百二石。
上元中，于楚州置洪澤屯，壽州置芍陂屯。
厥田沃壤，大獲其利。
古費多而貨有餘，今用少而财不足者，何也，豈非古取山澤，而今取貧民哉。
取山澤，則公利厚而人歸于農。
取貧民，則公利薄而人去其業。
故先王作法也，山海有官，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
一則專農，二則饒國。
明皇令宰臣議其可否，鹹以鹽鐵之利，甚益國用。
遂令将作大匠姜師度、戶部侍郎強循，俱攝禦史中丞，與諸道按察使撿責海内鹽鐵之課。
二十五年，倉部格蒲州鹽池，令州司監當租，分與有力之家營種之。
課收鹽，每年上中下畦，通融收一萬石。
又屯田格幽州鹽屯，每屯配丁五十人，一年收率滿二千八百石。
又成州長道縣鹽井一所，并節級有賞罰。
蜀道陵綿等十州鹽井，總九十所，每年課鹽都當錢八千七百五十一貫（陵州鹽井一所，課都當錢二十六十一貫。
綿州井四所，都當錢二百九十二貫。
資州井六十八所，都當錢一千八十三貫。
泸州井五所，都當錢一千八百五十貫。
榮州井十二所，都當錢四百貫。
梓州都當錢七百一十七貫，遂州四百一十五貫，阆州一千七百貫，普州二百七十八貫，遂甯府都當錢二千七百九十三貫。
果州都當錢九千九百八十七貫，邛州都當錢三百七貫）。
初，德宗納戶部侍郎趙贊議，稅天下茶漆竹木。
十取一以為常平本錢。
至貞元八年，鹽鐵使張滂奏。
出茶州縣茶山及商人要路，以三等定估，什稅其一。
自是歲得錢四十萬缗。
然水旱亦未嘗拯之也。
穆宗即位，兩鎮用兵，帑藏空虛。
鹽鐵使王播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
及王涯判二使，置榷茶使，徒民茶樹于官場，焚其舊積。
天下大怨。
武宗即位，鹽鐵轉運崔珙增江淮茶稅。
是時茶商所過州縣有重稅，或掠奪舟車，露積雨中。
諸道置邸以收稅，謂之拓地錢，故私販益起。
魏冰叔《裡言》：“當事來要辨得是非利害四字。
是非有時朦胧，須要一個透。
利害最難逆料，且辨一個穩。
然我輩立身，利害要看得輕，是非要看得重。
”又曰：“利害之權在天，是非之柄在己。
利害是或然的，是非是畫然的。
利害不明，累在一時。
是非不明，累在萬世。
”又曰：“辨是非利害，又要識得大小輕重緩急六字。
” 施冢不如施棺，施棺不如施藥，施藥不如周濟教導。
使其不饑寒暑濕，以至于病。
大抵先事之功無形，人不見其可感，故人鮮為之。
是故施恩者不必冀可見之功，受恩者必當思不見之德。
責備賢者，須全得愛惜裁成之意。
若于君子身上，一味吹毛求疵，則為小人者。
反極便宜。
而世且以賢者為戒矣。
若當君子道消之時，尤宜深恕曲成，以養孤陽之氣。
《澗泉日記》，範純仁谏神宗，引漢文帝身衣弋绨事，以緻天下豐富。
上曰：“緻天下豐富，亦須有政事。
若但人主服皂細袍皮履，遂欲天下豐富，亦無此理。
”氵虎因思此語所以啟王安石青苗之論。
惜乎範忠宣公不能再進言于君。
若因而谏之，謂以有限之财，濟無窮之用，恐難以豐富。
則神宗亦必感動。
進言不盡其說，适足以稔禍，不足以弭禍。
熙甯中，新法方行，州縣騷然。
邵康節閑居林下，門生故舊仕宦者，皆欲投劾而歸。
以書問康節。
答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
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
投劾而去，何益。
” 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
真宗使人于野得死蝗，以示大臣。
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進者，曰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之司馬，曰進士。
司馬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
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唐之士，及第者未便解褐入仕，吏部又複試之。
宋雖登第入仕，然亦止簿尉令錄，榜首才得丞判，是其用之之嚴也。
寬于取則無遺才，嚴于用則無幸進。
今也不然，其取士止有科舉一塗，雖使豪傑之士，若屈原、董仲舒、司馬相如、揚雄之徒，舍是亦無繇而進。
取之不謂嚴乎哉。
一日苟得，上之列于侍從，下亦置之郡縣。
即其黜落，而為鄉貢者，終身不複取解，授之以官。
用之又何其寬也。
嚴于取，則豪傑之老死邱壑者多矣。
寬其用，此在位者多不得其人也。
流俗之人，徒見二百年以來之功名氣節，一二出于其中，遂以為科法已善，不必他求。
不知科第之内，即聚此十百萬人，不應功名氣節之士，獨不得入。
則是功名氣節之士之得科第，非科第之能得功名氣節之士也。
假使探籌較其長短而取之，行之數百年，則功名氣節之士，亦自有出于探籌之中者，甯可謂探籌為取士之善法邪。
究竟功名氣節人物，不及漢唐遠甚，徒使庸妄之輩充塞天下。
豈天之不生才哉，則取之之法非也。
我故寬取士之塗。
有科舉，有薦舉，有太學，有任子，有郡縣佐（其法以諸生掌六曹），有辟召，有絕學，有上書，而用之之嚴附見焉。
《文獻通考·序》曰，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
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
三代以上，田産非庶人所得私也。
秦廢井田，而始捐田産以予百姓矣。
秦于其當與者取之，所當取者與之。
然所襲既久，反古實難。
欲複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啟紛争。
欲複井田，是強奪民之田畝以召怨讀。
書生之論，所以不可行也。
随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複問其多寡，始于商鞅。
随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複視其丁中，始于楊炎。
三代井田之良法壞于鞅，唐租庸調之良法壞于炎。
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稱。
而後之為國者，莫不一遵其法，一或變之，則反至于煩擾無稽。
而國與民，俱受其病。
則以古今異宜故也。
又曰，占者俗樸而用簡，故錢有餘。
後世俗侈而用糜，故錢不足。
于是錢之直日輕，錢之數日多。
數多而直輕，則其緻遠也難。
自唐以來，始制為飛券鈔引之屬，以通商賈之厚赍貿易者。
其法蓋執券引以取錢，而非以券引為錢也。
宋慶曆以來，蜀始有交子。
建炎以來，東南始有會子。
自交會既行，而始直以楮為錢矣。
夫珠玉黃金，可貴之物也。
銅雖無足貴，而适用之物也。
以其可貴且适用者，制币而通行，古人之意也。
至于以楮為币，則始以無用為用矣。
舉方尺腐敗之券，而足以奔走一世。
寒藉以衣，饑藉以食，貧藉以富，蓋未之有。
然銅重而楮輕，鼓鑄繁難而印造簡易。
今舍其重且難者，而用其輕且易者，而又下免犯銅之禁，上無搜銅之苛。
亦一便也。
又曰，征榷之途有二：一曰山澤，茶鹽坑冶是也；二曰關市，酒酤征商是也。
羞言利者，則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而欲與民庶争貨殖之利，非王者之事也。
善言利者，則曰山海天地之藏，而豪強擅之；關市貨物之聚，而商賈擅之。
取之于豪強商賈，以助國家之經費，而毋專仰給于百姓之賦稅。
是崇本抑末之意，乃經國之遠圖也。
自是說立，而後之加詳于征榷者，莫不以藉口。
征之不已，則并其利源奪之。
官自煮鹽酤酒采茶鑄錢，以至市易之屬，利源日廣，利額日重。
官既不能自辦，而豪強商賈之徒，又不可複擅。
然既以立為課額，則有司者不任其虧減，于是又為均派之法。
或計口而課鹽錢，或望戶而榷酒酤，或于民之有田者，計其頃畝，令于賦稅之時帶納，以求及額。
而征榷遍于天下矣，蓋昔之榷利曰取之豪強商賈之徒以優農民。
及其久也，則農民不獲豪強商賈之利，而代受豪強商賈之榷。
有識者知其苛橫，而國計所需，不可止也。
《通志》。
漢昭帝始元二年，诏發習戰射士詣朔方，調故吏将屯田張掖郡。
孝宣帝神爵元年，遣後将軍趙充國将兵擊先零羌。
充國以擊虜殄滅為期，乃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
上從之。
于是留步士萬人屯田，大獲利。
明年，遂破先零。
屯田詳見充國傳。
魏武帝破黃巾，欲經略四方。
而苦軍食不足，羽林監颍川棗祗建置屯田。
于是以任峻為典農中郎将，募百姓屯田于許下，得谷百萬斛。
郡國例置田官，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廪皆滿。
廢帝齊王芳正始四年，司馬懿督諸軍伐吳時，欲廣田蓄谷，為滅賊資。
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
至壽春，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
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
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
又以為昔破黃巾，因為屯田，積谷于許都，以制四方。
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
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為大役。
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
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于西。
計除衆費，歲得五百萬斛，以為軍資。
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于淮上。
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
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
懿善之，如艾計。
遂北監淮水，自鐘離西南橫石以西，盡氵比水四百餘裡。
五裡置一營，營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廣淮陽百尺二渠。
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治諸陂，于穎南北穿渠三百餘裡，溉田二萬頃。
淮南淮北，皆相連接。
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
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泛舟而下，達于江淮。
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艾所建也。
晉羊祜為征南大将軍，鎮襄陽。
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裡，每為邊害。
祜患之，以詭計令吳罷守。
于是戍邏減半。
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
祜之姑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
太康元年平吳之後，杜預在荊州修召信臣遺迹，激用氵蚩、氵育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
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
衆庶賴之，号曰杜父。
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裡，北無通路。
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裡山川，實為險固，荊蠻之所恃。
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裡。
内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
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
”東晉元帝督課農功，二千石長吏以入谷多少為殿最。
其宿衛要任，皆令赴農。
使軍各自佃，即以為廪。
穆帝升平初，荀羨為北部都尉，鎮下邳，屯田于東陽之石鼈，公私利之。
後魏文帝大統十一年大旱。
十二年，秘書丞李彪上表，請别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為屯田人。
相水陸之宜，料頃畝之數，以贓贖雜物。
市牛科給，令其肆力。
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
蠲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谷積人足矣。
帝覽而善之，尋施行焉。
自此公私豐贍。
雖有水旱，不為之害也。
北齊廢帝乾明中，尚書左丞蘇珍芝又議修石鼈等屯，歲收數十萬石，自是淮南軍防糧足。
孝昭帝皇建中，平州刺史嵇煜建議開幽州督亢舊陂，長城左右營屯，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北境得以周贍。
又于河内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
自是稍止轉輸之勞。
武成帝河清三年，诏沿邊城守堪墾食者，營屯田，置都子使以統之。
一子使當田五十頃，歲終課其所入，以論褒貶。
隋文帝開皇三年，突厥犯塞，吐谷渾寇邊。
轉輸勞敝，乃令朔方總管趙仲卿，于長城以北，大興屯田。
唐開元二十五年，令諸屯隸司農寺者，每三十頃以下二十頃以上為一屯。
隸州鎮諸軍者，每五十頃為一屯。
應置者皆從尚書省處分。
其舊屯重置者，一依承前封疆為定。
新置者并取荒閑無籍廣占之地。
天寶八年，天下屯收百九十一萬三千九百六十石。
關内五十六萬三千八百一十石，河北四十萬三千二百八十石，河東二十四萬五千八百八十石，河西二十六萬八十八石，隴右四十四萬九百二石。
上元中，于楚州置洪澤屯，壽州置芍陂屯。
厥田沃壤，大獲其利。
古費多而貨有餘，今用少而财不足者，何也，豈非古取山澤，而今取貧民哉。
取山澤，則公利厚而人歸于農。
取貧民，則公利薄而人去其業。
故先王作法也，山海有官，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
一則專農，二則饒國。
明皇令宰臣議其可否，鹹以鹽鐵之利，甚益國用。
遂令将作大匠姜師度、戶部侍郎強循，俱攝禦史中丞，與諸道按察使撿責海内鹽鐵之課。
二十五年，倉部格蒲州鹽池，令州司監當租，分與有力之家營種之。
課收鹽，每年上中下畦，通融收一萬石。
又屯田格幽州鹽屯，每屯配丁五十人，一年收率滿二千八百石。
又成州長道縣鹽井一所，并節級有賞罰。
蜀道陵綿等十州鹽井，總九十所，每年課鹽都當錢八千七百五十一貫（陵州鹽井一所，課都當錢二十六十一貫。
綿州井四所，都當錢二百九十二貫。
資州井六十八所，都當錢一千八十三貫。
泸州井五所，都當錢一千八百五十貫。
榮州井十二所，都當錢四百貫。
梓州都當錢七百一十七貫，遂州四百一十五貫，阆州一千七百貫，普州二百七十八貫，遂甯府都當錢二千七百九十三貫。
果州都當錢九千九百八十七貫，邛州都當錢三百七貫）。
初，德宗納戶部侍郎趙贊議，稅天下茶漆竹木。
十取一以為常平本錢。
至貞元八年，鹽鐵使張滂奏。
出茶州縣茶山及商人要路，以三等定估，什稅其一。
自是歲得錢四十萬缗。
然水旱亦未嘗拯之也。
穆宗即位，兩鎮用兵，帑藏空虛。
鹽鐵使王播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
及王涯判二使，置榷茶使，徒民茶樹于官場，焚其舊積。
天下大怨。
武宗即位，鹽鐵轉運崔珙增江淮茶稅。
是時茶商所過州縣有重稅，或掠奪舟車，露積雨中。
諸道置邸以收稅，謂之拓地錢，故私販益起。
魏冰叔《裡言》：“當事來要辨得是非利害四字。
是非有時朦胧，須要一個透。
利害最難逆料，且辨一個穩。
然我輩立身，利害要看得輕，是非要看得重。
”又曰：“利害之權在天，是非之柄在己。
利害是或然的，是非是畫然的。
利害不明，累在一時。
是非不明，累在萬世。
”又曰：“辨是非利害，又要識得大小輕重緩急六字。
” 施冢不如施棺，施棺不如施藥，施藥不如周濟教導。
使其不饑寒暑濕，以至于病。
大抵先事之功無形，人不見其可感，故人鮮為之。
是故施恩者不必冀可見之功，受恩者必當思不見之德。
責備賢者，須全得愛惜裁成之意。
若于君子身上，一味吹毛求疵，則為小人者。
反極便宜。
而世且以賢者為戒矣。
若當君子道消之時，尤宜深恕曲成，以養孤陽之氣。
《澗泉日記》，範純仁谏神宗，引漢文帝身衣弋绨事，以緻天下豐富。
上曰：“緻天下豐富，亦須有政事。
若但人主服皂細袍皮履，遂欲天下豐富，亦無此理。
”氵虎因思此語所以啟王安石青苗之論。
惜乎範忠宣公不能再進言于君。
若因而谏之，謂以有限之财，濟無窮之用，恐難以豐富。
則神宗亦必感動。
進言不盡其說，适足以稔禍，不足以弭禍。
熙甯中，新法方行，州縣騷然。
邵康節閑居林下，門生故舊仕宦者，皆欲投劾而歸。
以書問康節。
答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
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
投劾而去，何益。
” 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
真宗使人于野得死蝗，以示大臣。
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進者，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