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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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正耳。
） 春王不書正月唐劉ナ對策，謂《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書正月者，以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
此亦唐人臆說。
春王無正月，此不過脫簡耳。
如《春秋》每遇四季之首，雖無事亦必書其首月。
隐六年秋無事，書秋七月，桓九年夏無事，書夏四月之類，不可勝紀。
杜預所謂雖無事必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也。
而桓四年秋、冬無事，乃不書秋七月、冬十月，七年、九年及莊七年之秋、冬亦然，其為脫簡無疑也。
則春王之下無正月，其為脫簡，又何疑乎？或謂脫簡必脫一行，如秋七月、冬十月之類，至春王下缺正月二字，豈有一簡中脫落半段之理？不知簡策亦有傳寫脫誤者，如《左傳》莊六年經文“冬齊人來歸衛俘”，而《公》、《》經文皆言“衛寶”，則有誤在一字者矣。
僖十年經文“冬十二月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夫人姜氏也，而無姜字，杜注雲，脫誤也。
則亦有脫在中一字者矣。
一季之内雖無事，必書首月，而莊二十二年夏無事，乃不書夏四月，而書夏五月，非傳寫之誤乎？推此則莊十年之夏五，亦豈非脫字乎？而必為之說曰：孔子有意仍之，以傳疑也。
夏五之為夏五月，了然可知，聖人即添一月字，豈遂為僭妄，乃必不敢增，以存傳疑之義，則又何以筆則筆、削則削乎？可見《春秋》一書，孔子既修之後，仍有脫簡誤字，不一而足。
而必于其脫誤處曲為之說，毋怪乎益入于穿鑿也。
則“春王”下之無“正月”，其為脫誤無疑，非别有義也。
春秋紀年春秋時，列國雖曰奉周正朔，然紀年皆以本國之君即位之年為紀。
如《春秋》以隐公元年起，雖孔子亦不改也。
至其稱于列國，則彼此紀年不同，似應以周王之年為紀矣。
然鄭子家對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
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來朝。
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
是皆據本國之紀年以語他國。
否則舉是年一大事以标之，如魯襄公朝晉侯，晉侯問其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随之歲，寡君以生，是也。
绛縣老人自叙其年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
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成子于承匡之歲也。
是皆不以周王之年為紀也。
即《左傳》叙舊事亦然。
如追叙晉封成師之事，則曰惠公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弑孝侯。
追叙衛襄公立子元之事，則曰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
追叙鄭伯有為厲事，一則曰鑄刑書之歲，再則曰齊平燕之歲。
追叙齊烏餘以廪邱奔晉事，則曰齊人城郏之歲。
追叙鄭伯朝晉之歲，則曰溴梁之明年。
而于周王紀年略不及焉。
堂堂共主，正朔鹹遵，而紀年莫之或用，蓋當日本無禀奉一王紀年之制，非盡各國僭妄也。
（漢時諸侯王尚得自稱元年，如《漢書·諸侯王表》楚王戊二十一年為孝景三年，楚王延壽三十二年為地節元年之類。
又列侯于本國亦得自稱元年，《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高祖六年為平陽懿侯曹參元年，孝惠六年為靖侯元年之類。
是列國各自紀元，漢初猶然。
） 矢魚于棠矢魚于棠，諸家皆以為陳魚而觀之。
宋人《螢雪雜說》獨引《周禮》“矢其魚鼈而食之”之義，以為矢者射也。
按秦始皇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漢武亦有巡海射蛟之事，以矢取魚，本是古法，授以說經，最為典切。
《左傳》所本《左傳》所本，采擇甚多，蓋古者史官有簡策、簡牍二種，杜預序所謂《周禮》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于策，小事簡牍而已。
其本國之事，凡政之大者，及君所命，則書于策，非此則但别為記載。
如公子豫及邾人、鄭人盟于翼，不書，非公命也；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之類。
杜預所謂史不書于策，故夫子不書于經是也。
然夫子雖不書于經，而記載自在，故左氏得據以推聖人不書之本意。
至他國之事，凡來赴告者則書于策，不告則不書。
如隐十一年鄭伯大敗宋師，《左傳》謂滅不告敗，勝不告克，皆不書于策是也。
然雖不書于策，而列國自有記載，魯國亦有得之傳聞而别記之者，故左氏得以補聖人之所未修，而詳其始末。
杜預所謂非将君命則記在簡牍是也。
故有經所本無而特見于傳者，先經以始事，後經以終義，皆别有所本也。
亦有經所特書而反無傳者，非必其事之無關系也，如郭公之類，非傳不明，而左氏無之，則固簡牍缺落，無所考據，故不能憑空撰述耳。
不然，則經所無者尚一一補之，經所有者反略而遺之耶？又莊二十六年經文：春，公伐戎。
夏，曹殺其大夫。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冬十二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而是年之傳：春，晉士為大司空。
夏，士城绛，虢人侵晉。
冬，虢人又侵晉。
一年之内，經自經而傳自傳，若各不相涉者，蓋亦因經所書之事别無簡策可考以知其詳，故别摭他事以補此一年傳文也。
《左傳》叙事氏名錯雜《左傳》叙事，每一篇中，或用名，或用字，或用谥号，蓋當時文法如此。
然錯見疊出，幾使人茫然不能識别。
如子越椒之亂，一鬥般也，忽曰鬥般，忽曰子揚；一賈也，忽曰賈，忽曰伯赢。
泌之戰，一荀林父也，忽曰荀林父，忽曰桓子；一士會也，忽曰士會，忽曰随武子，忽曰随季，忽曰士季，他篇又稱範武子；一先也，忽曰先，忽曰彘子，他篇又稱原；一荀首也，忽曰荀首，忽曰知莊子，忽曰知季；一韓厥也，忽曰韓厥，忽曰韓獻子；一栾書也，忽曰栾書，忽曰栾武子；一趙朔也，忽曰趙朔，忽曰趙莊子；一克也，忽曰克，忽曰獻子。
是篇人數既多，頭緒更雜，即姓名一線尚難了了，況複錯綜其詞如此，使無後人注釋，不幾于終日回惑而不得其要領耶？他篇類此者不一而足。
又如齊慶封之亂，使析歸父召晏平仲，平仲請盟，子家曰：子之言雲，又焉用盟。
此子家乃析歸父也。
下又叙慶嗣聞禍将作，謂子家速歸，此子家乃慶封之子也。
略無别白，令讀者何處分析耶？此究是古人拙處，史遷以後則無此矣。
劉勰亦謂左氏綴事，氏族難明，及史遷各傳，人始區詳而易覽也。
而黃常明謂：《左傳》叙事有一人而稱目至數次異者，族氏、名字、爵邑、号谥皆密布其中，以寓褒貶，則又深求之而轉非古人意矣。
氏、名、号、谥錯見，自是另一種文法，有何褒貶？即如泌之戰，晉諸大夫忽名忽谥号，一日之間褒貶頓異，有是理耶？ 《左氏傳》原委秦火之後，漢初惟《左氏傳》最先出，然亦惟《左氏》始終不得立學官，而其傳世也，乃愈抑而愈彰彰。
董勳謂《左氏》從河間獻王所得，而顔師古則引許氏《說文解字序》雲北平侯張蒼獻《左氏春秋傳》。
張蒼曆秦至漢文帝時為丞相，是《左氏》之出比諸經為最早也。
然武帝立諸經博士，獨遺之。
哀帝建平中，劉歆欲立《左氏》，遽移太常，緻諸儒忿争，帝重違衆意，乃出歆為河内太守，遂不得立。
光武時，韓歆上疏，欲立《左氏》，博士範升等駁之，帝卒立左氏學，以李封為博士。
未幾封卒，《左氏》複廢。
肅宗亦好《左氏傳》，乃令賈逵自選諸生才高者習之，皆拜為王國郎。
章帝亦诏選高才生習之，然不久亦仍廢。
是兩漢時《左氏傳》終未嘗立學官也。
然自賈誼為《左氏》訓诂以授貫公，其後賈逵作訓，服虔作解，謝該作釋，及乎杜預作集解後，六朝遂入于經。
雖東漢以來攻之者不一，如範升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并奏史遷引用《左氏》、違戾五經者三十一事，李育亦謂《左氏》不得聖人深意，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何休又作《左氏膏肓》，而賈逵則摘出《左氏》長于《公》、《》者三十事，服虔亦以《左氏》駁何休所駁之六十條，鄭康成又有《針膏肓》之作。
《陳書·王元規傳》：自梁以來，諸儒為左丘學者，以賈逵、服虔之義難駁杜預，凡一百八十條。
元規引證通析無所疑滞。
《唐書·啖助傳》：助愛《公》、《》二家，以《左氏》解義多謬，謂其書出于孔氏門人，且《論語》所
） 春王不書正月唐劉ナ對策，謂《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書正月者，以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
此亦唐人臆說。
春王無正月，此不過脫簡耳。
如《春秋》每遇四季之首，雖無事亦必書其首月。
隐六年秋無事，書秋七月，桓九年夏無事，書夏四月之類，不可勝紀。
杜預所謂雖無事必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也。
而桓四年秋、冬無事，乃不書秋七月、冬十月，七年、九年及莊七年之秋、冬亦然，其為脫簡無疑也。
則春王之下無正月，其為脫簡，又何疑乎？或謂脫簡必脫一行，如秋七月、冬十月之類，至春王下缺正月二字，豈有一簡中脫落半段之理？不知簡策亦有傳寫脫誤者，如《左傳》莊六年經文“冬齊人來歸衛俘”，而《公》、《》經文皆言“衛寶”，則有誤在一字者矣。
僖十年經文“冬十二月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夫人姜氏也，而無姜字，杜注雲，脫誤也。
則亦有脫在中一字者矣。
一季之内雖無事，必書首月，而莊二十二年夏無事，乃不書夏四月，而書夏五月，非傳寫之誤乎？推此則莊十年之夏五，亦豈非脫字乎？而必為之說曰：孔子有意仍之，以傳疑也。
夏五之為夏五月，了然可知，聖人即添一月字，豈遂為僭妄，乃必不敢增，以存傳疑之義，則又何以筆則筆、削則削乎？可見《春秋》一書，孔子既修之後，仍有脫簡誤字，不一而足。
而必于其脫誤處曲為之說，毋怪乎益入于穿鑿也。
則“春王”下之無“正月”，其為脫誤無疑，非别有義也。
春秋紀年春秋時，列國雖曰奉周正朔，然紀年皆以本國之君即位之年為紀。
如《春秋》以隐公元年起，雖孔子亦不改也。
至其稱于列國，則彼此紀年不同，似應以周王之年為紀矣。
然鄭子家對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
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來朝。
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
是皆據本國之紀年以語他國。
否則舉是年一大事以标之，如魯襄公朝晉侯，晉侯問其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随之歲，寡君以生，是也。
绛縣老人自叙其年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
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成子于承匡之歲也。
是皆不以周王之年為紀也。
即《左傳》叙舊事亦然。
如追叙晉封成師之事，則曰惠公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弑孝侯。
追叙衛襄公立子元之事，則曰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
追叙鄭伯有為厲事，一則曰鑄刑書之歲，再則曰齊平燕之歲。
追叙齊烏餘以廪邱奔晉事，則曰齊人城郏之歲。
追叙鄭伯朝晉之歲，則曰溴梁之明年。
而于周王紀年略不及焉。
堂堂共主，正朔鹹遵，而紀年莫之或用，蓋當日本無禀奉一王紀年之制，非盡各國僭妄也。
（漢時諸侯王尚得自稱元年，如《漢書·諸侯王表》楚王戊二十一年為孝景三年，楚王延壽三十二年為地節元年之類。
又列侯于本國亦得自稱元年，《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高祖六年為平陽懿侯曹參元年，孝惠六年為靖侯元年之類。
是列國各自紀元，漢初猶然。
） 矢魚于棠矢魚于棠，諸家皆以為陳魚而觀之。
宋人《螢雪雜說》獨引《周禮》“矢其魚鼈而食之”之義，以為矢者射也。
按秦始皇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漢武亦有巡海射蛟之事，以矢取魚，本是古法，授以說經，最為典切。
《左傳》所本《左傳》所本，采擇甚多，蓋古者史官有簡策、簡牍二種，杜預序所謂《周禮》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于策，小事簡牍而已。
其本國之事，凡政之大者，及君所命，則書于策，非此則但别為記載。
如公子豫及邾人、鄭人盟于翼，不書，非公命也；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之類。
杜預所謂史不書于策，故夫子不書于經是也。
然夫子雖不書于經，而記載自在，故左氏得據以推聖人不書之本意。
至他國之事，凡來赴告者則書于策，不告則不書。
如隐十一年鄭伯大敗宋師，《左傳》謂滅不告敗，勝不告克，皆不書于策是也。
然雖不書于策，而列國自有記載，魯國亦有得之傳聞而别記之者，故左氏得以補聖人之所未修，而詳其始末。
杜預所謂非将君命則記在簡牍是也。
故有經所本無而特見于傳者，先經以始事，後經以終義，皆别有所本也。
亦有經所特書而反無傳者，非必其事之無關系也，如郭公之類，非傳不明，而左氏無之，則固簡牍缺落，無所考據，故不能憑空撰述耳。
不然，則經所無者尚一一補之，經所有者反略而遺之耶？又莊二十六年經文：春，公伐戎。
夏，曹殺其大夫。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冬十二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而是年之傳：春，晉士為大司空。
夏，士城绛，虢人侵晉。
冬，虢人又侵晉。
一年之内，經自經而傳自傳，若各不相涉者，蓋亦因經所書之事别無簡策可考以知其詳，故别摭他事以補此一年傳文也。
《左傳》叙事氏名錯雜《左傳》叙事，每一篇中，或用名，或用字，或用谥号，蓋當時文法如此。
然錯見疊出，幾使人茫然不能識别。
如子越椒之亂，一鬥般也，忽曰鬥般，忽曰子揚；一賈也，忽曰賈，忽曰伯赢。
泌之戰，一荀林父也，忽曰荀林父，忽曰桓子；一士會也，忽曰士會，忽曰随武子，忽曰随季，忽曰士季，他篇又稱範武子；一先也，忽曰先，忽曰彘子，他篇又稱原；一荀首也，忽曰荀首，忽曰知莊子，忽曰知季；一韓厥也，忽曰韓厥，忽曰韓獻子；一栾書也，忽曰栾書，忽曰栾武子；一趙朔也，忽曰趙朔，忽曰趙莊子；一克也，忽曰克，忽曰獻子。
是篇人數既多，頭緒更雜，即姓名一線尚難了了，況複錯綜其詞如此，使無後人注釋，不幾于終日回惑而不得其要領耶？他篇類此者不一而足。
又如齊慶封之亂，使析歸父召晏平仲，平仲請盟，子家曰：子之言雲，又焉用盟。
此子家乃析歸父也。
下又叙慶嗣聞禍将作，謂子家速歸，此子家乃慶封之子也。
略無别白，令讀者何處分析耶？此究是古人拙處，史遷以後則無此矣。
劉勰亦謂左氏綴事，氏族難明，及史遷各傳，人始區詳而易覽也。
而黃常明謂：《左傳》叙事有一人而稱目至數次異者，族氏、名字、爵邑、号谥皆密布其中，以寓褒貶，則又深求之而轉非古人意矣。
氏、名、号、谥錯見，自是另一種文法，有何褒貶？即如泌之戰，晉諸大夫忽名忽谥号，一日之間褒貶頓異，有是理耶？ 《左氏傳》原委秦火之後，漢初惟《左氏傳》最先出，然亦惟《左氏》始終不得立學官，而其傳世也，乃愈抑而愈彰彰。
董勳謂《左氏》從河間獻王所得，而顔師古則引許氏《說文解字序》雲北平侯張蒼獻《左氏春秋傳》。
張蒼曆秦至漢文帝時為丞相，是《左氏》之出比諸經為最早也。
然武帝立諸經博士，獨遺之。
哀帝建平中，劉歆欲立《左氏》，遽移太常，緻諸儒忿争，帝重違衆意，乃出歆為河内太守，遂不得立。
光武時，韓歆上疏，欲立《左氏》，博士範升等駁之，帝卒立左氏學，以李封為博士。
未幾封卒，《左氏》複廢。
肅宗亦好《左氏傳》，乃令賈逵自選諸生才高者習之，皆拜為王國郎。
章帝亦诏選高才生習之，然不久亦仍廢。
是兩漢時《左氏傳》終未嘗立學官也。
然自賈誼為《左氏》訓诂以授貫公，其後賈逵作訓，服虔作解，謝該作釋，及乎杜預作集解後，六朝遂入于經。
雖東漢以來攻之者不一，如範升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并奏史遷引用《左氏》、違戾五經者三十一事，李育亦謂《左氏》不得聖人深意，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何休又作《左氏膏肓》，而賈逵則摘出《左氏》長于《公》、《》者三十事，服虔亦以《左氏》駁何休所駁之六十條，鄭康成又有《針膏肓》之作。
《陳書·王元規傳》：自梁以來，諸儒為左丘學者，以賈逵、服虔之義難駁杜預，凡一百八十條。
元規引證通析無所疑滞。
《唐書·啖助傳》：助愛《公》、《》二家，以《左氏》解義多謬，謂其書出于孔氏門人，且《論語》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