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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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戰國春秋》，王韶之有《晉安帝春秋》，劉允濟采魯哀公後十二世接戰國，為《魯後春秋》，崔鴻有《十六國春秋》，蕭方等有《三十國春秋》，韋述撰《唐春秋》，梁固、胡旦皆有《漢春秋》，尹洙有《五代春秋》，吳任臣有《十國春秋》，則又皆仿《春秋》之名而為之者也。
《春秋》底本孔子修《春秋》，魯史舊文不可見，故無從參校聖人筆削之處。
今以《汲冢紀年》書考之，其書魯隐公及邾莊公盟姑蔑，即《春秋》公及邾儀父盟于蔑也；書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即《春秋》虞師滅夏陽也。
據此可見當時國史，其文法大概本與《春秋》相似，孔子特酌易數字，以寓褒貶耳。
杜預所謂推此可以知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
而孔子删訂《春秋》之處，亦即此可見。
又魯莊公七年星隕如雨，《公羊傳》謂原本乃雨星不及地尺而複，孔子修《春秋》改曰星隕如雨。
是亦可見聖人改削之迹。
《春秋》書法可疑《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以其筆削至嚴也。
筆削之嚴，應莫過于纂弑之事，然《春秋》書法實有不可解者。
趙盾之不讨賊，許止不嘗藥，而皆書“弑君”，固以責有攸歸也。
楚王麇之死，據《左傳》公子圍入問疾，缢而殺之，則圍實弑麇也，而經但書“楚子麇卒”。
說經者曰：楚以瘧疾赴，故不書弑。
夫弑君而嗣位之人，誰肯以弑赴告列國者？以疾赴遂不書弑，是轉開一規避法也。
及楚靈王之被弑也，《左傳》謂王田于乾，聞公子比自晉歸作亂，遂自缢，則與被弑者終有間。
而經則書“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
一則手弑者，反脫其弑君之罪，一則自缢者，轉坐其臣以弑君之名。
又如齊孺子荼之死，據《左傳》乃悼公使朱毛弑之，陳乞不過先廢荼而立悼公耳，其時悼公既立，則不得專坐陳乞罪也。
而經書曰“齊陳乞弑其君荼”。
豈經之所書者真，而《左傳》所述者不可信耶？抑經但據舊策以書，而必待作傳者之詳其事耶？使無作傳者之詳其事，則首惡者不幾漏網，而從坐者不且覆盆耶？事隔千載，無從訂正，以經為據，當是作傳者誤耳。
春不書王《春秋》每歲必書“春王正月”，如正月無事可紀，則書“春王二月”或“春王三月”，所以尊王也。
乃隐公九年、十一年不書王，桓公惟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書王，而三年至十七年皆不書王。
杜預雲：天王不頒曆，故不書王。
此恐非也。
《春秋》以尊王為第一義，若不頒曆即不書王，則是年竟不屬之王乎？況不頒曆宜莫如王子頹、王子帶、王子朝之亂，朝廷播越，豈暇修舉故事，乃是時卻書王，而隐、桓時反不書，豈流離之日尚能頒朔，而太平無事轉缺此典乎？程子則謂：桓公弑君而立，元年書王，以王法正其罪也。
二年宋督弑君，以王法正其罪也。
三年不書王，見桓之無王也。
此亦恐非也。
若謂因桓之無王而不書王，則當其弑立之初，已目無王，何以反書王于元年，至第三年而始著其無王也？若謂元年書王，以王法正其罪，則凡書王之年，皆因國君有罪而書乎？宋督弑君，何與魯事，而欲以魯史之書王正宋臣之罪，有是理乎？何休則謂：十年書王者，數之終，十八年書王者，桓公之終也。
據此則書王之例，第于人君即位之年、遇十之年、薨卒之年書之，而其馀俱可不必書王矣，何以十二公内除此數年外又多一一書王也，此益曲說不可通者也。
抑知《春秋》時周正已不遍行列國，有用周正者，有用殷正者，有用夏正者（說見後）。
魯雖秉周禮，然觀其置閏、失閏之參錯，則其不遵周正可知。
或雖不盡遵周王，而史官秉筆有尚知以周月記事者，則孔子書王正月以别之，謂此正月乃王之正月，見其猶尊王也。
而史官更易，不一其人，有時或竟以魯國自用之歲月以紀事而不合乎周正，則孔子即仍其所書之春正月而不複書王，謂此正月乃魯國自行之正月，而非王之正月，見其無王也。
然則書王不書王，本據舊史之周月、魯月為定。
舊史所紀用周正則書王，舊史所紀非周正則不書王。
明乎此，則諸家紛紛之說俱可不必矣。
春秋時列國多用夏正。
《左傳》隐公三年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
若系周正，則麥禾俱未熟，取之何用？是鄭用夏正也。
隐六年，宋人取長葛，經書冬而傳書秋，蓋宋本用殷正建酉之月，周之冬即宋之秋，是宋用殷正也。
桓七年，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經書夏而傳書春，是二國不用周正也。
僖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十二月。
十年，裡克弑其君卓，經書正月而傳在上年十一月。
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經書十一月，傳書九月。
又如《左傳》僖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二十四年正月秦伯納重耳于晉，而《國語》則雲十月晉惠公卒，十二月秦穆公納公子。
魯之月與晉不同，是晉不用周正也。
文十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經書九月，傳作七月，是齊不用周正。
又《管子·立政篇》正月令農始作，《輕重篇》令民九月種麥，則齊用夏正也。
《史記·秦本記》宣公初志閏月，則宣公以前并有不置閏者，其不用周正可知也。
至戰國時，更無有不用夏正者。
呂不韋《春秋》是全用夏正，杜預記《汲冢紀年》書系魏哀王時人所作，以夏正為首，是魏亦用夏正也。
不甯惟是，魯号秉禮之國，然《論語》暮春者春服既成，若周正，則暮春尚是夏正之正月，安得有換春衣浴且風之事？是曾點所雲暮春，即夏正之三月，夏正之三月在周應作仲夏，而曰暮春，則魯亦久用夏正可知也。
又《左傳》文元年閏三月，非禮也（三代閏月皆歸于歲終，所謂歸餘于終也），襄二十七年再失閏，哀十二年又失閏，季孫問仲尼，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
”杜注：尚是九月，曆官失一閏也。
十三年十二月又螽。
杜注：季孫雖聞仲尼言而不能正曆，失閏至此年，故十二月又螽。
則魯不惟不用周正，并夏正亦失之矣。
劉原父謂：《左氏》月日多與經不同，蓋《左氏》雜取當時諸侯史策之文，其用三正，參差不一，故與經多歧。
可見是時列國各自用曆，不遵周正，固已久矣。
凡古制非現行者，閱數十年，未有不廢絕。
若周改正朔之後，列國皆遵周正，則千年以前之夏正何以尚在人間而行之自若乎？蓋周初雖改歲首，而農事仍以夏正并行。
《微子之命》曰：統承先王，修其禮物。
是聽其自用先世之制，杞用夏正，宋用殷正可知也。
《尚書大傳》亦雲：王者存二代之後，與己為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
鄭康成注雲：使二王之後自行其正朔也。
是二王之後不用周正，固不待言。
即周制亦自有兼用夏正者，《逸周書·周月解篇》有曰：亦越我周改正，以垂三統。
至于敬授民時，巡狩享，猶自夏正焉。
今按“七月流火”之詩，周公所作，而授衣、條桑、烹葵、剝棗、鑿冰、獻韭，一一皆以夏正紀節物，然此猶曰追叙祖宗時事也。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非周中葉之詩乎？“維暮之春”下文即接“于皇來牟，将受厥明”，豈非夏正之三月，其下月即麥熟時乎？《周禮》仲春會合男女之無夫家者，若周之仲春為今之十二月，風雪Ё寒，豈能會合于野、奔者不禁乎？則亦豈非夏正之仲春乎？是知周改朔之初，本已兼用夏正，民間習用既久，及東周以後，去開國之時愈遠，王朝又不頒朔，列國遂并忘周正，而各自用夏正，固非一日矣。
由此以推孔子修《春秋》必書“春王正月”，實以是時列侯多不用周正，故特著之，言此乃王之正月也。
若各國鹹禀周正，則但書“春正月”即是王之春正月矣，何必更表之以王？（說見“春不書王”條下）告顔子以行夏時，亦以夏時本所當遵，當時已多私用，與其另建一朔而不能使天下劃一，不如仍用夏正，俾上下通行也。
（按《夏小正》一書實《月令》所本，其曰《夏小正》者，蓋周改朔之後，此書仍聽其行之民間，以便民事，而實非本朝之制，故謂之夏小正，以别于
《春秋》底本孔子修《春秋》，魯史舊文不可見，故無從參校聖人筆削之處。
今以《汲冢紀年》書考之，其書魯隐公及邾莊公盟姑蔑，即《春秋》公及邾儀父盟于蔑也；書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即《春秋》虞師滅夏陽也。
據此可見當時國史，其文法大概本與《春秋》相似，孔子特酌易數字，以寓褒貶耳。
杜預所謂推此可以知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
而孔子删訂《春秋》之處，亦即此可見。
又魯莊公七年星隕如雨，《公羊傳》謂原本乃雨星不及地尺而複，孔子修《春秋》改曰星隕如雨。
是亦可見聖人改削之迹。
《春秋》書法可疑《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以其筆削至嚴也。
筆削之嚴，應莫過于纂弑之事，然《春秋》書法實有不可解者。
趙盾之不讨賊，許止不嘗藥，而皆書“弑君”，固以責有攸歸也。
楚王麇之死，據《左傳》公子圍入問疾，缢而殺之，則圍實弑麇也，而經但書“楚子麇卒”。
說經者曰：楚以瘧疾赴，故不書弑。
夫弑君而嗣位之人，誰肯以弑赴告列國者？以疾赴遂不書弑，是轉開一規避法也。
及楚靈王之被弑也，《左傳》謂王田于乾，聞公子比自晉歸作亂，遂自缢，則與被弑者終有間。
而經則書“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
一則手弑者，反脫其弑君之罪，一則自缢者，轉坐其臣以弑君之名。
又如齊孺子荼之死，據《左傳》乃悼公使朱毛弑之，陳乞不過先廢荼而立悼公耳，其時悼公既立，則不得專坐陳乞罪也。
而經書曰“齊陳乞弑其君荼”。
豈經之所書者真，而《左傳》所述者不可信耶？抑經但據舊策以書，而必待作傳者之詳其事耶？使無作傳者之詳其事，則首惡者不幾漏網，而從坐者不且覆盆耶？事隔千載，無從訂正，以經為據，當是作傳者誤耳。
春不書王《春秋》每歲必書“春王正月”，如正月無事可紀，則書“春王二月”或“春王三月”，所以尊王也。
乃隐公九年、十一年不書王，桓公惟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書王，而三年至十七年皆不書王。
杜預雲：天王不頒曆，故不書王。
此恐非也。
《春秋》以尊王為第一義，若不頒曆即不書王，則是年竟不屬之王乎？況不頒曆宜莫如王子頹、王子帶、王子朝之亂，朝廷播越，豈暇修舉故事，乃是時卻書王，而隐、桓時反不書，豈流離之日尚能頒朔，而太平無事轉缺此典乎？程子則謂：桓公弑君而立，元年書王，以王法正其罪也。
二年宋督弑君，以王法正其罪也。
三年不書王，見桓之無王也。
此亦恐非也。
若謂因桓之無王而不書王，則當其弑立之初，已目無王，何以反書王于元年，至第三年而始著其無王也？若謂元年書王，以王法正其罪，則凡書王之年，皆因國君有罪而書乎？宋督弑君，何與魯事，而欲以魯史之書王正宋臣之罪，有是理乎？何休則謂：十年書王者，數之終，十八年書王者，桓公之終也。
據此則書王之例，第于人君即位之年、遇十之年、薨卒之年書之，而其馀俱可不必書王矣，何以十二公内除此數年外又多一一書王也，此益曲說不可通者也。
抑知《春秋》時周正已不遍行列國，有用周正者，有用殷正者，有用夏正者（說見後）。
魯雖秉周禮，然觀其置閏、失閏之參錯，則其不遵周正可知。
或雖不盡遵周王，而史官秉筆有尚知以周月記事者，則孔子書王正月以别之，謂此正月乃王之正月，見其猶尊王也。
而史官更易，不一其人，有時或竟以魯國自用之歲月以紀事而不合乎周正，則孔子即仍其所書之春正月而不複書王，謂此正月乃魯國自行之正月，而非王之正月，見其無王也。
然則書王不書王，本據舊史之周月、魯月為定。
舊史所紀用周正則書王，舊史所紀非周正則不書王。
明乎此，則諸家紛紛之說俱可不必矣。
春秋時列國多用夏正。
《左傳》隐公三年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
若系周正，則麥禾俱未熟，取之何用？是鄭用夏正也。
隐六年，宋人取長葛，經書冬而傳書秋，蓋宋本用殷正建酉之月，周之冬即宋之秋，是宋用殷正也。
桓七年，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經書夏而傳書春，是二國不用周正也。
僖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十二月。
十年，裡克弑其君卓，經書正月而傳在上年十一月。
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經書十一月，傳書九月。
又如《左傳》僖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二十四年正月秦伯納重耳于晉，而《國語》則雲十月晉惠公卒，十二月秦穆公納公子。
魯之月與晉不同，是晉不用周正也。
文十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經書九月，傳作七月，是齊不用周正。
又《管子·立政篇》正月令農始作，《輕重篇》令民九月種麥，則齊用夏正也。
《史記·秦本記》宣公初志閏月，則宣公以前并有不置閏者，其不用周正可知也。
至戰國時，更無有不用夏正者。
呂不韋《春秋》是全用夏正，杜預記《汲冢紀年》書系魏哀王時人所作，以夏正為首，是魏亦用夏正也。
不甯惟是，魯号秉禮之國，然《論語》暮春者春服既成，若周正，則暮春尚是夏正之正月，安得有換春衣浴且風之事？是曾點所雲暮春，即夏正之三月，夏正之三月在周應作仲夏，而曰暮春，則魯亦久用夏正可知也。
又《左傳》文元年閏三月，非禮也（三代閏月皆歸于歲終，所謂歸餘于終也），襄二十七年再失閏，哀十二年又失閏，季孫問仲尼，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
”杜注：尚是九月，曆官失一閏也。
十三年十二月又螽。
杜注：季孫雖聞仲尼言而不能正曆，失閏至此年，故十二月又螽。
則魯不惟不用周正，并夏正亦失之矣。
劉原父謂：《左氏》月日多與經不同，蓋《左氏》雜取當時諸侯史策之文，其用三正，參差不一，故與經多歧。
可見是時列國各自用曆，不遵周正，固已久矣。
凡古制非現行者，閱數十年，未有不廢絕。
若周改正朔之後，列國皆遵周正，則千年以前之夏正何以尚在人間而行之自若乎？蓋周初雖改歲首，而農事仍以夏正并行。
《微子之命》曰：統承先王，修其禮物。
是聽其自用先世之制，杞用夏正，宋用殷正可知也。
《尚書大傳》亦雲：王者存二代之後，與己為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
鄭康成注雲：使二王之後自行其正朔也。
是二王之後不用周正，固不待言。
即周制亦自有兼用夏正者，《逸周書·周月解篇》有曰：亦越我周改正，以垂三統。
至于敬授民時，巡狩享，猶自夏正焉。
今按“七月流火”之詩，周公所作，而授衣、條桑、烹葵、剝棗、鑿冰、獻韭，一一皆以夏正紀節物，然此猶曰追叙祖宗時事也。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非周中葉之詩乎？“維暮之春”下文即接“于皇來牟，将受厥明”，豈非夏正之三月，其下月即麥熟時乎？《周禮》仲春會合男女之無夫家者，若周之仲春為今之十二月，風雪Ё寒，豈能會合于野、奔者不禁乎？則亦豈非夏正之仲春乎？是知周改朔之初，本已兼用夏正，民間習用既久，及東周以後，去開國之時愈遠，王朝又不頒朔，列國遂并忘周正，而各自用夏正，固非一日矣。
由此以推孔子修《春秋》必書“春王正月”，實以是時列侯多不用周正，故特著之，言此乃王之正月也。
若各國鹹禀周正，則但書“春正月”即是王之春正月矣，何必更表之以王？（說見“春不書王”條下）告顔子以行夏時，亦以夏時本所當遵，當時已多私用，與其另建一朔而不能使天下劃一，不如仍用夏正，俾上下通行也。
（按《夏小正》一書實《月令》所本，其曰《夏小正》者，蓋周改朔之後，此書仍聽其行之民間，以便民事，而實非本朝之制，故謂之夏小正，以别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