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二：整理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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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與封建家長的束縛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抗争，反映了他們個性意識的覺醒和作者對他們愛情追求的同情和支持，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
三、家庭故事：寫家庭中父子、兄弟、夫妻相處的故事。
通過這些故事，作者贊揚和睦友愛的家庭關系，譴責那些夫妻反目、兄弟仇敵的家庭關系，呼喚互助互愛的親情，如《上官勇》、《金瑞》、《李義》等。
四、人生遇合故事：多叙某人發迹變泰的過程和奇遇，如《瓊華島》、《應富有》等。
五、記述奇聞異事：其中有人間奇案故事，如《路案》、《冤缢》；有叙術士故事，如《請乩》、《申術士》；有叙人與動物故事，如《義狼》、《白猿》；有叙人間異事，如《賀舉人》。
有些内容涉及當時人物，對保存文獻也有一定作用。
如《隴州三案》記述了馬國翰任隴州知州時所破三件案子，《張春嬌》記諸城劉喜海任浙江廉訪時所破之案。
同時，《益智錄》在藝術描寫上雖難望《聊齋》項背，但也有可取之處。
其語言質樸清爽，情節結構上善于鋪墊，把矛盾一步步蓄積，最後再推向高潮，極力翻騰，深得蓄勢之法。
如《阿嬌》叙于生和阿嬌的愛情婚姻故事，有五成五破，環環相扣，因果相生，緊處忽松，合處忽離，用筆曲折起伏而又布局謹嚴有法，取得了較高成就。
《益智錄》并非作者的遊戲之作，而是作者欲以筆墨療補社會，以求有裨于人心世運之作。
書中所及故事，或探奇獵異，或談鬼搜神，大半以遊戲之文而寓勸懲之意。
他學《聊齋》體例，拘來社鬼，寫彼城狐，“有箴規之意，無憤憊之私，”立言心平氣和（孫官雲序）。
作者站在療補社會的立場，立足于勸善懲惡，希望借道德教化的力量來教化人心，呼喚正義與友愛，這在任何一個社會中都是一種有益社會的力量，有其進步意義。
但也正因為如此，《益智錄》不能像《聊齋》那樣寓意深刻，呵神詈鬼，嬉笑怒罵，有強烈的社會批判色彩。
而是一味求其淳正中和，實際上美化了封建的忠孝節義，宣揚了宿命論和因果報應思想，失去了應有的對封建社會批判的鋒芒，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意義，顯示了作者的思想局限性。
《聊齋》是古代短篇小說的頂峰之作，與《聊齋》相比，《益智錄》作者顯得才學不足，其作品雖也有形神皆似者，但終覺缺乏神采，缺乏獨有的創作個性。
有些篇幅模仿迹重，情節亦有相似之處。
《益智錄》的成書是一個過程，是作者随筆條記，日積月累逐漸著成的。
光緒《山東通志·藝文志》不載其卷數。
作者《自序》作于鹹豐六年，此時方有數卷。
書初成，作者即攜稿四處請教，且索名家序。
至鹹豐十年孫官雲為其作序時，已成八卷；至同治七年張葆諴為其作序時，稱已有十卷。
而據現存作者稿本書前所列目錄僅前十卷有目，第十一卷有卷而無目，不知是作者仍在續作，未及整理補充，還是有其他原因。
但光緒十九年解鑒同鄉宋翹所見《益智錄》稿本已有十一卷。
書成之後，因作者家貧無資，雖有刊刻心願，但并未實現。
據本書卷七《隴州三案》載，曆城名人馬國翰讀其書稿後，大為贊賞，作題辭六首，并于多數篇章末寫有批語。
知解氏清貧，言願出名邀同人，代求捐輸，以作刊刻之資。
但舉意未久，馬國翰即去世，因而《益智錄》一直未得刊刻。
光緒十八、九年間，解鑒同鄉宋翹見到了《益智錄》的原稿本，言“聞原稿舊有三部，後失其二。
仆所見者，卷端有葉芸士先生手書行草一序。
抄選訖，仍還故主”，并言“是書出迄今垂三十馀年，吾鄉并無傳抄，遑問國與天下。
誠有如葉令所雲：名字不出裡閈，士大夫鮮知其誰何。
斯非不平之事哉！”宋翹于光緒十九年對《益智錄》進行了整理，删定十一卷為八卷，對每篇内容皆有或多或少的删減和文字修改，有時删減更達八、九十行，許多篇章删去了“虛白道人曰”及時人評語，已難存原貌。
多數修改質量也較粗糙，宋氏删去部分情節後，有的文意已難貫通，也未再加以細緻的整理和加工。
其中多篇已整篇删去，最後僅抄選八十七篇，改易之處也未加注明。
這可以說是《益智錄》流傳中的一大損失。
宋氏删訂之後的本子以抄本存在。
據宋翹言，“仍還故主。
改為《煙雨樓續聊齋志異》”，欲“謀呼将伯，勉付手民”，欲行刊刻，并作了“刻煙雨樓續聊齋志異改本例言”六條。
但并未見有刻本的著錄和流傳，且其抄本尚有改動未定之處，似是稿未定即中辍，因而刊刻之事也未有結果。
《益智錄》原稿經幾代相傳，後解家式微，書稿漸亦散落。
民國間毗陵周菊伍從岱北書局發現了殘稿，重值購回，惜已不全，僅存卷一、二、三、五、七、八六卷。
卷後周菊伍題識雲：“右《益智錄》，解子脫稿後，限于經濟，未付手民，是以世無刻本。
此原稿乃解家傳世之寶，數代藏之。
今其後人式微，流落書肆，展轉借閱，散佚不全。
癸未秋見諸岱北書局，雖缺第四、六、九、十、十一等卷，而瑕不掩玉，因出重值購歸。
”“乙
三、家庭故事：寫家庭中父子、兄弟、夫妻相處的故事。
通過這些故事，作者贊揚和睦友愛的家庭關系，譴責那些夫妻反目、兄弟仇敵的家庭關系，呼喚互助互愛的親情，如《上官勇》、《金瑞》、《李義》等。
四、人生遇合故事：多叙某人發迹變泰的過程和奇遇，如《瓊華島》、《應富有》等。
五、記述奇聞異事：其中有人間奇案故事，如《路案》、《冤缢》；有叙術士故事，如《請乩》、《申術士》；有叙人與動物故事，如《義狼》、《白猿》；有叙人間異事，如《賀舉人》。
有些内容涉及當時人物，對保存文獻也有一定作用。
如《隴州三案》記述了馬國翰任隴州知州時所破三件案子，《張春嬌》記諸城劉喜海任浙江廉訪時所破之案。
同時，《益智錄》在藝術描寫上雖難望《聊齋》項背，但也有可取之處。
其語言質樸清爽，情節結構上善于鋪墊，把矛盾一步步蓄積，最後再推向高潮，極力翻騰，深得蓄勢之法。
如《阿嬌》叙于生和阿嬌的愛情婚姻故事，有五成五破，環環相扣，因果相生，緊處忽松，合處忽離，用筆曲折起伏而又布局謹嚴有法，取得了較高成就。
《益智錄》并非作者的遊戲之作，而是作者欲以筆墨療補社會，以求有裨于人心世運之作。
書中所及故事，或探奇獵異，或談鬼搜神，大半以遊戲之文而寓勸懲之意。
他學《聊齋》體例，拘來社鬼，寫彼城狐，“有箴規之意，無憤憊之私，”立言心平氣和（孫官雲序）。
作者站在療補社會的立場，立足于勸善懲惡，希望借道德教化的力量來教化人心，呼喚正義與友愛，這在任何一個社會中都是一種有益社會的力量，有其進步意義。
但也正因為如此，《益智錄》不能像《聊齋》那樣寓意深刻，呵神詈鬼，嬉笑怒罵，有強烈的社會批判色彩。
而是一味求其淳正中和，實際上美化了封建的忠孝節義，宣揚了宿命論和因果報應思想，失去了應有的對封建社會批判的鋒芒，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意義，顯示了作者的思想局限性。
《聊齋》是古代短篇小說的頂峰之作，與《聊齋》相比，《益智錄》作者顯得才學不足，其作品雖也有形神皆似者，但終覺缺乏神采，缺乏獨有的創作個性。
有些篇幅模仿迹重，情節亦有相似之處。
《益智錄》的成書是一個過程，是作者随筆條記，日積月累逐漸著成的。
光緒《山東通志·藝文志》不載其卷數。
作者《自序》作于鹹豐六年，此時方有數卷。
書初成，作者即攜稿四處請教，且索名家序。
至鹹豐十年孫官雲為其作序時，已成八卷；至同治七年張葆諴為其作序時，稱已有十卷。
而據現存作者稿本書前所列目錄僅前十卷有目，第十一卷有卷而無目，不知是作者仍在續作，未及整理補充，還是有其他原因。
但光緒十九年解鑒同鄉宋翹所見《益智錄》稿本已有十一卷。
書成之後，因作者家貧無資，雖有刊刻心願，但并未實現。
據本書卷七《隴州三案》載，曆城名人馬國翰讀其書稿後，大為贊賞，作題辭六首，并于多數篇章末寫有批語。
知解氏清貧，言願出名邀同人，代求捐輸，以作刊刻之資。
但舉意未久，馬國翰即去世，因而《益智錄》一直未得刊刻。
光緒十八、九年間，解鑒同鄉宋翹見到了《益智錄》的原稿本，言“聞原稿舊有三部，後失其二。
仆所見者，卷端有葉芸士先生手書行草一序。
抄選訖，仍還故主”，并言“是書出迄今垂三十馀年，吾鄉并無傳抄，遑問國與天下。
誠有如葉令所雲：名字不出裡閈，士大夫鮮知其誰何。
斯非不平之事哉！”宋翹于光緒十九年對《益智錄》進行了整理，删定十一卷為八卷，對每篇内容皆有或多或少的删減和文字修改，有時删減更達八、九十行，許多篇章删去了“虛白道人曰”及時人評語，已難存原貌。
多數修改質量也較粗糙，宋氏删去部分情節後，有的文意已難貫通，也未再加以細緻的整理和加工。
其中多篇已整篇删去，最後僅抄選八十七篇，改易之處也未加注明。
這可以說是《益智錄》流傳中的一大損失。
宋氏删訂之後的本子以抄本存在。
據宋翹言，“仍還故主。
改為《煙雨樓續聊齋志異》”，欲“謀呼将伯，勉付手民”，欲行刊刻，并作了“刻煙雨樓續聊齋志異改本例言”六條。
但并未見有刻本的著錄和流傳，且其抄本尚有改動未定之處，似是稿未定即中辍，因而刊刻之事也未有結果。
《益智錄》原稿經幾代相傳，後解家式微，書稿漸亦散落。
民國間毗陵周菊伍從岱北書局發現了殘稿，重值購回，惜已不全，僅存卷一、二、三、五、七、八六卷。
卷後周菊伍題識雲：“右《益智錄》，解子脫稿後，限于經濟，未付手民，是以世無刻本。
此原稿乃解家傳世之寶，數代藏之。
今其後人式微，流落書肆，展轉借閱，散佚不全。
癸未秋見諸岱北書局，雖缺第四、六、九、十、十一等卷，而瑕不掩玉，因出重值購歸。
”“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