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史卷四十八 志第二十九 食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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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並以三分為率，一分納十貫例者，二分五貫例者，餘並收見錢。
八年正月，以京師鈔滯，定所司賞罰格。
時新制，按察司及州縣官，例以鈔通滯為陞降。
遂命監察禦史賞罰同外道按察司，大興府警巡院官同外路州縣官。
是月，收毀大鈔，行小鈔。
八月，從遼東按察司楊雲翼言，以鹹平、東京兩路商旅所集，遂從都南例，一貫以上皆用交鈔，不得用錢。
十月，孫鐸又言，「民間鈔多，正宜收斂，院務稅諸名錢，可盡收鈔，秋夏稅納本色外，亦令收鈔，不拘貫例。
農民知之則漸重鈔，可以流通。
比來州縣抑配市肆買鈔，徒增騷擾，可罷諸處創設鈔局，止令赴省庫換易。
今小鈔各限路分，亦甚未便，可令通用」。
上命亟行之。
十二月，宰臣奏：「舊制，內外官兵俸皆給鈔，其必用錢以足數者，可以十分為率，軍兵給三分，官員承應人給二分，多不過十貫。
凡前所收大鈔，俟至通行當復計造，其終須當精緻以圖經久。
民間舊鈔故暗者，乞許於所在庫易新。
若官吏勢要之家有賤買交鈔，而於院務換錢興販者，以違制論。
復遣官分路巡察，其限錢過數雖許奴婢以告，乃有所屬默令其主藏匿不以實首者，可令按察司察之。
若舊限已滿，當更展五十日，許再令變易鈔引。
諸物。
」 是制旣行之後，章宗尋崩，衛紹王繼立，大安三年會河之役，至以八十四車為軍賞，兵衄國殘，不遑救弊，交鈔之輕幾於不能市易矣。
至宣宗貞祐二年二月，思有以重之，乃更作二十貫至百貫例交鈔，又造二百貫至千貫例者。
然自泰和以來，凡更交鈔，初雖重，不數年則輕而不行，至是則愈更而愈滯矣。
南遷之後，國蹙民困，軍旅不息，供億無度，輕又甚焉。
三年四月，河東宣撫使胥鼎上言曰：「今之物重，其弊在於鈔窒，有出而無入也。
雖院務稅增收數倍，而所納皆十貫例大鈔，此何益哉。
今十貫例者民間甚多，以無所歸，故市易多用見錢，而鈔每貫僅直一錢，曾不及工墨之費。
臣愚謂，宜權禁見錢，且令計司以軍須為名，量民力徵斂，則泉貨流通，而物價平矣。
」自是，錢貨不用，富家內困藏鏹之限，外弊交鈔屢變，皆至窘敗，謂之「坐化」。
商人往往舟運貿易于江淮，錢多入于宋矣。
宋人以為喜，而金人不禁也。
識者惜其旣不能重無用之楮，而又棄自古流行之寶焉。
五月，權西安軍節度使烏林達與言：「關陝軍多，供億不足，所仰交鈔則取於京師，徒成煩費。
乞降闆就造便。
」又言：「懷州舊鐵錢鉅萬，今旣無用，願貫為甲，以給戰士。
」時有司輕罪議罰，率以鐵贖，而當罪不平，遂命贖銅計贓皆以銀價為準。
六月，勑議交鈔利便。
七月，改交鈔名為「貞祐寶券」，仍立沮阻罪。
九月，禦史臺言：「自多故以來，全藉交鈔以助軍需，然所入不及所出，則其價浸減，卒無法以禁，此必然之理也。
近用「貞祐寶券」以革其弊，又慮旣多而民輕，與舊鈔無異也，乃令民間市易悉從時估，嚴立罪賞，期於必行，遂使商旅不行，四方之物不敢入。
夫京師百萬之衆，日費不貲，物價寧不日貴耶。
且時估月再定之，而民間價旦暮不一，今有司強之，而市肆盡閉。
復議搜括隱匿，必令如估鬻之，則京師之物指日盡，而百姓重困矣。
臣等謂，惟官和買計贓之類可用時估，餘宜從便。
」制可。
十二月，上聞近京郡縣多糴於京師，穀價翔踴，令尚書省集戶部、講議所、開封府、轉運司，議所以制之者。
戶部及講議所言，以五鬥出城者可闌糴其半，轉運司謂宜悉禁其出，上從開封府議，謂「寶券初行時，民甚重之。
但以河北、陝西諸路所支旣多，人遂輕之。
商賈爭收入京，以市金銀，銀價昂，穀亦隨之。
若令寶券路各殊制，則不可復入河南，則河南金銀賤而穀自輕。
若直閉京城粟不出，則外亦自守，不復入京，穀當益貴。
宜諭郡縣小民，毋妄增價，官為定制，務從其便。
」 四年正月，監察禦史田迥秀言：「國家調度皆資寶券，行才數月，又復壅滯，非約束不嚴、奉行不謹也。
夫錢幣欲流通，必輕重相權、散斂有術而後可。
今之患在出太多、入太少爾。
若隨時裁損所支，而增其所收，庶乎或可也。
」因條五事，一曰省冗官吏，二曰損酒使司，三曰節兵俸，四曰罷寄治官，五曰酒稅及納粟補官皆當用寶券。
詔酒稅從大定之舊，餘皆不從。
尋又更定捕獲偽造寶券官賞。
三月，翰林侍講學士趙秉文言：「比者寶券滯塞，蓋朝廷將議更張，已而妄傳不用，因之抑遏，漸至廢絕，此乃權歸小民也。
自遷汴以來，廢回易務，臣愚謂當復置，令職官通市道者掌之，給銀鈔粟麥縑帛之類，權其低昂而出納之。
仍自選良監當官營為之，若半年無過，及券法通流，則聽所指任便差遣。
」詔議行之。
四月，河東行省胥鼎言：「交鈔貴乎流通，今諸路所造不充所出，不以術收之，不無缺誤。
宜量民力徵斂，以裨軍用。
河中宣撫司亦以寶券多出，民不之貴，乞驗民貧富徵之。
雖為陝西，若一體徵收，則彼中所有日湊于河東，與不斂何異。
又河北寶券以不許行于河南，由是愈滯。
」宰臣謂：「昨以河北寶券，商旅齎販繼踵南渡，遂緻物價翔踴，乃權宜限以路分。
今鼎旣以本路用度繁殷，欲徵軍須錢，宜從所請。
若陝西可徵與否，詔令行省議定而後行。
」 五月，上以河北州府官錢散失，多在民間，命尚書省經畫之。
八月，平章高琪奏：「軍興以來，用度不貲，惟賴寶券，然所入不敷所出，是以浸輕，今千錢之券僅直數錢，隨造隨盡，工物日增，不有以救之，弊將滋甚。
宜更造新券，與舊券權為子母而兼行之，庶工物俱省，而用不乏。
」濮王守純以下皆憚改，奏曰：「自古軍旅之費皆取於民，向朝廷以小鈔殊輕，權更寶券，而復禁用錢。
小民淺慮，謂楮幣易壞，不若錢可久，於是得錢則珍藏，而券則亟用之，惟恐破裂而至於廢也。
今朝廷知支而不知收，所以錢日貴而券日輕。
然則券之輕非民輕之，國家緻之然也。
不若量其所
八年正月，以京師鈔滯，定所司賞罰格。
時新制，按察司及州縣官，例以鈔通滯為陞降。
遂命監察禦史賞罰同外道按察司，大興府警巡院官同外路州縣官。
是月，收毀大鈔，行小鈔。
八月，從遼東按察司楊雲翼言，以鹹平、東京兩路商旅所集，遂從都南例，一貫以上皆用交鈔，不得用錢。
十月，孫鐸又言，「民間鈔多，正宜收斂，院務稅諸名錢，可盡收鈔，秋夏稅納本色外，亦令收鈔，不拘貫例。
農民知之則漸重鈔，可以流通。
比來州縣抑配市肆買鈔，徒增騷擾，可罷諸處創設鈔局，止令赴省庫換易。
今小鈔各限路分，亦甚未便，可令通用」。
上命亟行之。
十二月，宰臣奏：「舊制，內外官兵俸皆給鈔，其必用錢以足數者，可以十分為率，軍兵給三分，官員承應人給二分，多不過十貫。
凡前所收大鈔，俟至通行當復計造，其終須當精緻以圖經久。
民間舊鈔故暗者，乞許於所在庫易新。
若官吏勢要之家有賤買交鈔，而於院務換錢興販者，以違制論。
復遣官分路巡察，其限錢過數雖許奴婢以告，乃有所屬默令其主藏匿不以實首者，可令按察司察之。
若舊限已滿，當更展五十日，許再令變易鈔引。
諸物。
」 是制旣行之後，章宗尋崩，衛紹王繼立，大安三年會河之役，至以八十四車為軍賞，兵衄國殘，不遑救弊，交鈔之輕幾於不能市易矣。
至宣宗貞祐二年二月，思有以重之，乃更作二十貫至百貫例交鈔，又造二百貫至千貫例者。
然自泰和以來，凡更交鈔，初雖重，不數年則輕而不行，至是則愈更而愈滯矣。
南遷之後，國蹙民困，軍旅不息，供億無度，輕又甚焉。
三年四月，河東宣撫使胥鼎上言曰：「今之物重，其弊在於鈔窒，有出而無入也。
雖院務稅增收數倍，而所納皆十貫例大鈔，此何益哉。
今十貫例者民間甚多，以無所歸，故市易多用見錢，而鈔每貫僅直一錢，曾不及工墨之費。
臣愚謂，宜權禁見錢，且令計司以軍須為名，量民力徵斂，則泉貨流通，而物價平矣。
」自是，錢貨不用，富家內困藏鏹之限，外弊交鈔屢變，皆至窘敗，謂之「坐化」。
商人往往舟運貿易于江淮，錢多入于宋矣。
宋人以為喜，而金人不禁也。
識者惜其旣不能重無用之楮，而又棄自古流行之寶焉。
五月，權西安軍節度使烏林達與言：「關陝軍多，供億不足，所仰交鈔則取於京師，徒成煩費。
乞降闆就造便。
」又言：「懷州舊鐵錢鉅萬，今旣無用，願貫為甲，以給戰士。
」時有司輕罪議罰，率以鐵贖，而當罪不平，遂命贖銅計贓皆以銀價為準。
六月，勑議交鈔利便。
七月，改交鈔名為「貞祐寶券」，仍立沮阻罪。
九月，禦史臺言：「自多故以來，全藉交鈔以助軍需，然所入不及所出，則其價浸減，卒無法以禁，此必然之理也。
近用「貞祐寶券」以革其弊，又慮旣多而民輕，與舊鈔無異也，乃令民間市易悉從時估，嚴立罪賞，期於必行，遂使商旅不行，四方之物不敢入。
夫京師百萬之衆，日費不貲，物價寧不日貴耶。
且時估月再定之，而民間價旦暮不一，今有司強之，而市肆盡閉。
復議搜括隱匿，必令如估鬻之，則京師之物指日盡，而百姓重困矣。
臣等謂，惟官和買計贓之類可用時估，餘宜從便。
」制可。
十二月，上聞近京郡縣多糴於京師，穀價翔踴，令尚書省集戶部、講議所、開封府、轉運司，議所以制之者。
戶部及講議所言，以五鬥出城者可闌糴其半，轉運司謂宜悉禁其出，上從開封府議，謂「寶券初行時，民甚重之。
但以河北、陝西諸路所支旣多，人遂輕之。
商賈爭收入京，以市金銀，銀價昂，穀亦隨之。
若令寶券路各殊制，則不可復入河南，則河南金銀賤而穀自輕。
若直閉京城粟不出，則外亦自守，不復入京，穀當益貴。
宜諭郡縣小民，毋妄增價，官為定制，務從其便。
」 四年正月，監察禦史田迥秀言：「國家調度皆資寶券，行才數月，又復壅滯，非約束不嚴、奉行不謹也。
夫錢幣欲流通，必輕重相權、散斂有術而後可。
今之患在出太多、入太少爾。
若隨時裁損所支，而增其所收，庶乎或可也。
」因條五事，一曰省冗官吏，二曰損酒使司，三曰節兵俸，四曰罷寄治官，五曰酒稅及納粟補官皆當用寶券。
詔酒稅從大定之舊，餘皆不從。
尋又更定捕獲偽造寶券官賞。
三月，翰林侍講學士趙秉文言：「比者寶券滯塞，蓋朝廷將議更張，已而妄傳不用，因之抑遏，漸至廢絕，此乃權歸小民也。
自遷汴以來，廢回易務，臣愚謂當復置，令職官通市道者掌之，給銀鈔粟麥縑帛之類，權其低昂而出納之。
仍自選良監當官營為之，若半年無過，及券法通流，則聽所指任便差遣。
」詔議行之。
四月，河東行省胥鼎言：「交鈔貴乎流通，今諸路所造不充所出，不以術收之，不無缺誤。
宜量民力徵斂，以裨軍用。
河中宣撫司亦以寶券多出，民不之貴，乞驗民貧富徵之。
雖為陝西，若一體徵收，則彼中所有日湊于河東，與不斂何異。
又河北寶券以不許行于河南，由是愈滯。
」宰臣謂：「昨以河北寶券，商旅齎販繼踵南渡，遂緻物價翔踴，乃權宜限以路分。
今鼎旣以本路用度繁殷，欲徵軍須錢，宜從所請。
若陝西可徵與否，詔令行省議定而後行。
」 五月，上以河北州府官錢散失，多在民間，命尚書省經畫之。
八月，平章高琪奏：「軍興以來，用度不貲，惟賴寶券，然所入不敷所出，是以浸輕，今千錢之券僅直數錢，隨造隨盡，工物日增，不有以救之，弊將滋甚。
宜更造新券，與舊券權為子母而兼行之，庶工物俱省，而用不乏。
」濮王守純以下皆憚改，奏曰：「自古軍旅之費皆取於民，向朝廷以小鈔殊輕，權更寶券，而復禁用錢。
小民淺慮，謂楮幣易壞，不若錢可久，於是得錢則珍藏，而券則亟用之，惟恐破裂而至於廢也。
今朝廷知支而不知收，所以錢日貴而券日輕。
然則券之輕非民輕之，國家緻之然也。
不若量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