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第一百三十七 食貨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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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辇運之費，悉從官給，而本路舊輸稅絹者，毋得折為見錢，入中刍豆罷勿給茶，所在平其市估，至京償以銀、綢、絹。
”自是茶法不複為邊籴所須，而通商之議起矣。
初，官既榷茶，民私蓄盜販皆有禁，臘茶之禁又嚴于他茶，犯者其罪尤重，凡告捕私茶皆有賞。
然約束愈密而冒禁愈繁，歲報刑辟，不可勝數。
園戶困于征取，官司并緣侵擾，因陷罪戾至破産逃匿者，歲比有之。
又茶法屢變，歲課日削。
至和中，歲市茶淮南才四百二十二萬餘斤，江南三百七十五萬餘斤，兩浙二十三萬餘斤，荊湖二百六萬餘斤，唯福建天聖末增至五十萬斤，诏特損五萬，至是增至七十九萬餘斤，歲售錢并本息計之，才百六十七萬二千餘缗。
官茶所在陳積，縣官獲利無幾，論者皆謂宜弛禁便。
先是，天聖中，有上書者言茶、鹽課虧。
帝謂執政曰：“茶、鹽，民所食，而強設法以禁之，緻犯者衆。
顧經費尚廣，未能弛禁爾！”景佑中，葉清臣上疏曰： “山澤有産，天資惠民。
兵食不充，财臣兼利，草芽木葉，私不得專，對園置吏，随處立筦。
一切官禁，人犯則刑，既奪其資，又加之罪，黥流日報，逾冒不悛。
誠有厚利重貨，能濟國用，聖仁恤隐，矜赦非辜，猶将弛禁緩刑，為民除害。
度支費用甚大，榷易所收甚薄，刳剝園戶，資奉商人，使朝廷有聚斂之名，官曹滋虐濫之罰，虛張名數，刻蠹黎元。
建國以來，法敝辄改，載詳改法之由，非有為國之實，皆商吏協計，倒持利權，幸在更張，倍求奇羨。
富人豪族，坐以賈赢，薄販下估，日皆朘削，官私之際，俱非遠策。
臣竊嘗校計茶利所入，以景佑元年為率，除本錢外，實收息錢五十九萬餘缗，又天下所售食茶，并本息歲課亦隻及三十四萬缗，而茶商見通行六十五州軍，所收稅錢已及五十七萬缗。
若令天下通商，隻收稅錢，自及數倍，即榷務、山場及食茶之利，盡可籠取。
又況不費度支之本，不置榷易之官，不興辇運之勞，不濫徒黥之辟。
臣意生民之弊，有時而窮，盛德之事，俟聖不惑。
議者謂榷賣有定率，征稅無彜準，通商之後，必虧歲計。
臣按管氏鹽鐵法，計口受賦，茶為人用，與鹽鐵均，必令天下通行，以口定賦，民獲善利，又去嚴刑，口數出錢，人不厭取。
景佑元年，天下戶千二十九萬六千五百六十五，丁二千六百二十萬五千四百四十一，三分其一為産茶州軍，内外郭鄉又居三分之一，丁賦三十，村鄉丁賦二十，不産茶州軍郭鄉村鄉如前計之，又第損十錢，歲計已及缗錢四十萬。
榷茶之利，凡止九十餘萬缗，通商收稅，且以三倍舊稅為率，可得一百七十餘萬缗，更加口賦之入，乃有二百一十餘萬缗，或更于收稅則例，微加增益，即所增至寡，所聚愈厚，比于官自榷易，驅民就刑，利病相須，炳然可察。
”時下三司議，皆以為不可行。
至嘉佑中，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職王嘉麟又皆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征算，歸榷貨務以償邊籴之費，可以疏利源而寬民力。
嘉麟為《登平緻頌書》十卷、《隆衍視成策》二卷上之，淮南轉運副使沉立亦集《茶法利害》為十卷，陳通商之利。
時富弼、韓琦、曾公亮執政，決意向之，力言于帝。
三年九月，命韓绛、陳升之、呂景初即三司置局議之。
十月，三司言：“茶課缗錢歲當入二百二十四萬八千，嘉佑二年才及一百二十八萬，又募人入錢，皆有虛數，實為八十六萬，而三十九萬有奇是為本錢，才得子錢四十六萬九千，而辇運麋耗喪失，與官吏、兵夫廪給雜費，又不與焉。
至于園戶輸納，侵擾日甚，小民趨利犯法，刑辟益繁，獲利至少，為弊甚大。
宜約至和以後一歲之數，以所得息錢均賦茶民，恣其買賣，所在收算，請遣官詢察利害以聞。
”诏遣官分行六路，還言如三司使議便。
四年二月，诏曰：“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故民足于下，而君裕于上，國家無事，刑罰以清。
自唐建中時，始有茶禁，上下規利，垂二百年。
如聞比來為患益甚，民被誅求之困，日惟咨嗟，官受濫惡之入，歲以陳積，私藏盜販，犯者實繁，嚴刑重誅，情所不忍，是于江湖之間幅員數千裡，為陷阱以害吾民也。
朕心恻然，念此久矣，間遣使者往就問之，而皆歡然願弛其禁，歲入之課以時上官。
一二近臣，條析其狀，朕猶若慊然，又于歲輸裁減其數，使得饒阜，以相為生，俾通商利。
曆世之敝，一旦以除，着為經常，弗複更制，損上益下，以休吾民。
尚慮喜于立異之人、緣而為奸之黨，妄陳奏議，以惑官司，必置明刑，無或有貸。
” 初，所遣官既議弛禁，因以三司歲課均賦茶戶，凡為缗錢六十八萬有奇，使歲輸縣官。
比輸茶時，其出幾倍，朝廷難之，為損其半，歲輸缗錢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邊籴。
自是唯臘茶禁如舊，餘茶肆行天下矣。
論者猶謂朝廷志于恤人，欲省刑罰，其意良善；然茶戶困于輸錢，而商賈利薄，販鬻者少，州縣征稅日蹙，經費不充，學士劉敞、歐陽修頗論其事。
敞疏大要以謂先時百姓之摘山者，受錢于官，而今也顧使之納錢于官，受納之間，利害百倍；先時百姓冒法販茶者被罰耳，今悉均賦于民，賦不時入，刑亦及之，是良民代冒法者受罪；先時大商富賈為國懋遷，而州郡收其稅，今大商富賈不行，則稅額不登，且乏國用。
修言新法之行，一利而有五害，大略與敞意同。
時朝廷方排衆論而行之，敞等雖言，不聽也。
治平中，歲入臘茶四十八萬九千餘斤，散茶二十五萬五千餘斤，茶戶租錢三十二萬九千八百五十五缗，又儲本錢四十七萬四千三百二十一缗，而内外總入茶稅錢四十九萬八千六百缗，推是可見茶法得失矣。
自天聖以來，茶法屢易，嘉佑始行通商，雖議者或以為不便，而更法之意則主于優民。
熙甯四年，神宗與大臣論昔茶法之弊，文彥博、吳充、王安石各論其故，然于茶法未有所變。
及王韶建開湟之策，委以經略。
七年，始遣三司幹當公事李□巳入蜀經畫買茶，于秦鳳、熙河博馬。
而韶言西人頗以善馬至邊，所嗜唯茶，乏茶與市。
即诏趨趣□巳據見茶計水陸運緻，又以銀十萬兩、帛二萬五千、度僧牒五百付之，假常平及坊場餘錢，以著作佐郎蒲宗闵同領其事。
初，蜀之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殖五谷，唯宜種茶。
賦稅一例折輸，蓋為錢三百，折輸綢絹皆一匹；若為錢十，則折
”自是茶法不複為邊籴所須，而通商之議起矣。
初，官既榷茶，民私蓄盜販皆有禁，臘茶之禁又嚴于他茶，犯者其罪尤重，凡告捕私茶皆有賞。
然約束愈密而冒禁愈繁，歲報刑辟，不可勝數。
園戶困于征取，官司并緣侵擾，因陷罪戾至破産逃匿者，歲比有之。
又茶法屢變，歲課日削。
至和中，歲市茶淮南才四百二十二萬餘斤，江南三百七十五萬餘斤，兩浙二十三萬餘斤，荊湖二百六萬餘斤，唯福建天聖末增至五十萬斤，诏特損五萬，至是增至七十九萬餘斤，歲售錢并本息計之，才百六十七萬二千餘缗。
官茶所在陳積，縣官獲利無幾，論者皆謂宜弛禁便。
先是，天聖中，有上書者言茶、鹽課虧。
帝謂執政曰：“茶、鹽，民所食，而強設法以禁之，緻犯者衆。
顧經費尚廣，未能弛禁爾！”景佑中，葉清臣上疏曰： “山澤有産，天資惠民。
兵食不充，财臣兼利，草芽木葉，私不得專，對園置吏，随處立筦。
一切官禁，人犯則刑，既奪其資，又加之罪，黥流日報，逾冒不悛。
誠有厚利重貨，能濟國用，聖仁恤隐，矜赦非辜，猶将弛禁緩刑，為民除害。
度支費用甚大，榷易所收甚薄，刳剝園戶，資奉商人，使朝廷有聚斂之名，官曹滋虐濫之罰，虛張名數，刻蠹黎元。
建國以來，法敝辄改，載詳改法之由，非有為國之實，皆商吏協計，倒持利權，幸在更張，倍求奇羨。
富人豪族，坐以賈赢，薄販下估，日皆朘削，官私之際，俱非遠策。
臣竊嘗校計茶利所入，以景佑元年為率，除本錢外，實收息錢五十九萬餘缗，又天下所售食茶，并本息歲課亦隻及三十四萬缗，而茶商見通行六十五州軍，所收稅錢已及五十七萬缗。
若令天下通商，隻收稅錢，自及數倍，即榷務、山場及食茶之利，盡可籠取。
又況不費度支之本，不置榷易之官，不興辇運之勞，不濫徒黥之辟。
臣意生民之弊，有時而窮，盛德之事，俟聖不惑。
議者謂榷賣有定率，征稅無彜準，通商之後，必虧歲計。
臣按管氏鹽鐵法，計口受賦，茶為人用，與鹽鐵均，必令天下通行，以口定賦，民獲善利，又去嚴刑，口數出錢，人不厭取。
景佑元年，天下戶千二十九萬六千五百六十五，丁二千六百二十萬五千四百四十一，三分其一為産茶州軍，内外郭鄉又居三分之一，丁賦三十，村鄉丁賦二十，不産茶州軍郭鄉村鄉如前計之，又第損十錢，歲計已及缗錢四十萬。
榷茶之利，凡止九十餘萬缗，通商收稅，且以三倍舊稅為率，可得一百七十餘萬缗，更加口賦之入，乃有二百一十餘萬缗，或更于收稅則例，微加增益，即所增至寡，所聚愈厚，比于官自榷易，驅民就刑，利病相須，炳然可察。
”時下三司議，皆以為不可行。
至嘉佑中，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職王嘉麟又皆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征算，歸榷貨務以償邊籴之費，可以疏利源而寬民力。
嘉麟為《登平緻頌書》十卷、《隆衍視成策》二卷上之，淮南轉運副使沉立亦集《茶法利害》為十卷，陳通商之利。
時富弼、韓琦、曾公亮執政，決意向之，力言于帝。
三年九月，命韓绛、陳升之、呂景初即三司置局議之。
十月，三司言：“茶課缗錢歲當入二百二十四萬八千，嘉佑二年才及一百二十八萬，又募人入錢，皆有虛數，實為八十六萬，而三十九萬有奇是為本錢，才得子錢四十六萬九千，而辇運麋耗喪失，與官吏、兵夫廪給雜費，又不與焉。
至于園戶輸納，侵擾日甚，小民趨利犯法，刑辟益繁，獲利至少，為弊甚大。
宜約至和以後一歲之數，以所得息錢均賦茶民，恣其買賣，所在收算，請遣官詢察利害以聞。
”诏遣官分行六路，還言如三司使議便。
四年二月，诏曰：“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故民足于下，而君裕于上，國家無事，刑罰以清。
自唐建中時，始有茶禁，上下規利，垂二百年。
如聞比來為患益甚，民被誅求之困，日惟咨嗟，官受濫惡之入，歲以陳積，私藏盜販，犯者實繁，嚴刑重誅，情所不忍，是于江湖之間幅員數千裡，為陷阱以害吾民也。
朕心恻然，念此久矣，間遣使者往就問之，而皆歡然願弛其禁，歲入之課以時上官。
一二近臣，條析其狀，朕猶若慊然，又于歲輸裁減其數，使得饒阜，以相為生，俾通商利。
曆世之敝，一旦以除，着為經常，弗複更制，損上益下，以休吾民。
尚慮喜于立異之人、緣而為奸之黨，妄陳奏議，以惑官司，必置明刑，無或有貸。
” 初，所遣官既議弛禁，因以三司歲課均賦茶戶，凡為缗錢六十八萬有奇，使歲輸縣官。
比輸茶時，其出幾倍，朝廷難之，為損其半，歲輸缗錢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邊籴。
自是唯臘茶禁如舊，餘茶肆行天下矣。
論者猶謂朝廷志于恤人，欲省刑罰，其意良善；然茶戶困于輸錢，而商賈利薄，販鬻者少，州縣征稅日蹙，經費不充，學士劉敞、歐陽修頗論其事。
敞疏大要以謂先時百姓之摘山者，受錢于官，而今也顧使之納錢于官，受納之間，利害百倍；先時百姓冒法販茶者被罰耳，今悉均賦于民，賦不時入，刑亦及之，是良民代冒法者受罪；先時大商富賈為國懋遷，而州郡收其稅，今大商富賈不行，則稅額不登，且乏國用。
修言新法之行，一利而有五害，大略與敞意同。
時朝廷方排衆論而行之，敞等雖言，不聽也。
治平中，歲入臘茶四十八萬九千餘斤，散茶二十五萬五千餘斤，茶戶租錢三十二萬九千八百五十五缗，又儲本錢四十七萬四千三百二十一缗，而内外總入茶稅錢四十九萬八千六百缗，推是可見茶法得失矣。
自天聖以來，茶法屢易，嘉佑始行通商，雖議者或以為不便，而更法之意則主于優民。
熙甯四年，神宗與大臣論昔茶法之弊，文彥博、吳充、王安石各論其故，然于茶法未有所變。
及王韶建開湟之策，委以經略。
七年，始遣三司幹當公事李□巳入蜀經畫買茶，于秦鳳、熙河博馬。
而韶言西人頗以善馬至邊，所嗜唯茶，乏茶與市。
即诏趨趣□巳據見茶計水陸運緻，又以銀十萬兩、帛二萬五千、度僧牒五百付之，假常平及坊場餘錢，以著作佐郎蒲宗闵同領其事。
初，蜀之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殖五谷，唯宜種茶。
賦稅一例折輸，蓋為錢三百，折輸綢絹皆一匹；若為錢十，則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