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第一百三十六 食貨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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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言“所增蓋官本少而有利”，乃實課也，所虧虛錢耳。
四年秋，特等皆遷官，仍诏三司行新法，不得辄有改更。
大中祥符二年，特、溥等上編成《茶法條貫》并課利總數二十三策。
自新法之行，舊有交引而未給者，已給而未至京師者，已至而未磨者，悉差定分數，折納入官。
大約商人有舊引千貫者，令新法歲入二百千，候五歲則新舊皆給足。
官府有茶充公費者，慮其價賤亂法，悉改以他物。
山場節其出耗，所過商稅嚴其覺舉。
諸榷務所受茶，皆均第配給場務，以交引至先後為次。
大商刺知精好之處，日夜走僮使繼券詣官，率多先焉。
初，禁淮南鹽，小商已困，至是，益不能行。
六年，申監買官賞罰之式，凡買到入算茶，及租額遞年送榷務交足而有羨餘者，即理為課績，其不入算者，雖多不在此限。
大中祥符五年，歲課二百餘萬貫，六年至三百萬貫，七年又增九十萬貫，八年才百六十萬貫。
是時數年間，有司以京師切須錢，商人舊執交引至場務即付物，時或特給程限，逾限未至者，每十分複令别輸二分見缗，謂之貼納。
豪商率能及限，小商或不即知，或無貼納，則賤鬻于豪商。
有司徒知移用之便，至存一歲之内文移小改至十數者，商人惑之，顧望不進。
乃诏刑部尚書馮拯、翰林學士王曾詳定，拯等深以慎重敦信為言，而上封者猶競陳改法之弊。
九年，乃命翰林學士李迪、權禦史中丞淩策、侍禦史知雜呂夷簡與三司同議條制。
時以茶多不精，給商人罕有饒益，行商利薄，陝西交引愈賤，鬻于市才八千。
知秦州曹玮請于永興、鳳翔、河中府官出錢市之，诏可。
迪等以入中缗錢、金帛，舊從商人所有受之，至是請令十分輸缗錢四五，又定加饒貼納之差。
然凡有條奏，多令李溥裁酌，溥務執前制，罕所變革。
天禧二年，太常博士李垂請放行茶貨。
左谏議大夫孫奭言：“茶法屢改，商人不便，非示信之道，望複位經久之制。
”即诏奭與三司詳定，務從寬簡。
未幾，奭出知河陽，事遂止。
三司言：“陝西入中刍糧，請依河北例，鬥束量增其直，計實錢給鈔，入京以見錢買之，願受茶貨交引，給依實錢數，令榷貨務并依時價納缗錢支茶，不得更用刍糧文鈔貼納茶貨。
”诏每八百千，增五千茶與之，餘從其請。
時陝西交引益賤，京師裁直五千，有司惜其費茶。
五年，出内庫錢五十萬貫，令閣門祗候李德明于京師市而毀之。
乾興以來，西北兵費不足，募商人入中刍粟如雍熙法給券，以茶償之。
後又益以東南缗錢、香藥、犀齒，謂之三說；而塞下急于兵食，欲廣儲偫，不愛虛估，入中者以虛錢得實利，人競趨焉。
及其法既弊，則虛估日益高，茶日益賤，入實錢金帛日益寡。
而入中者非盡行商，多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于售錢，得券則轉鬻于茶商或京師交引鋪，獲利無幾；茶商及交引鋪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貿易，以射厚利。
由是虛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賈，券之滞積，雖二三年茶不足以償而入中者以利薄不趨，邊備日蹙，茶法大壞。
初，景德中丁謂為三司使，嘗計其得失，以謂邊籴才及五十萬，而東南三百六十餘萬茶利盡歸商賈。
當時以為至論，厥後雖屢變法以救之，然不能亡敝。
天聖元年，命三司使李谘等較茶、鹽、礬稅歲入登耗，更定其法。
遂置計置司，以樞密副使張士遜、參知政事呂夷簡、魯宗道總之。
首考茶法利害，奏言：“十三場茶歲課缗錢五十萬，天禧五年才及缗錢二十三萬，每券直錢十萬，鬻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為缗錢實十三萬，除九萬餘缗為本錢，歲才得息錢三萬餘缗，而官吏廪給雜費不預，是則虛數多而實利寡，請罷三說，行貼射法。
”其法以十三場茶買賣本息并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為中估，而官收其息。
如鬻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其本錢二十有五，官不複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而已。
然必辇茶入官，随商人所指予之，給券為驗，以防私害，故有貼射之名。
若歲課貼射不盡，或無人貼射，則官市之如舊。
園戶過期而輸不足者，計所負數如商人入息。
舊輸茶百斤，益以二十斤至三十五斤，謂之耗茶，亦皆罷之。
其入錢以射六務茶者如舊制。
先是，天禧中，诏京師入錢八萬，給海州、荊南茶；入錢七萬四千有奇，給真州、無為、蕲口、漢陽并十三場茶，皆直十萬，所以饒裕商人；而海州、荊南茶善而易售，商人願得之，故入錢之數厚于他州。
其入錢者，聽輸金帛十之六。
至是，既更為十三場法，又募入錢六務，而海州、荊南增為八萬六千，真州、無為、蕲口、漢陽增為八萬。
商人入刍粟塞下者，随所在實估，度地裡遠近，量增其直。
以錢一萬為率，遠者增至七百，近者三百，給券至京，一切以缗錢償之，謂之見錢法；願得金帛、若他州錢、或茶鹽、香藥之類者聽。
大率使茶與邊籴，各以實錢出納，不得相為輕重，以絕虛估之敝。
朝廷皆用其說。
行之期年，豪商大賈不能為輕重，而論者謂邊籴償以見錢，恐京師府藏不足以繼，争言其不便。
會江、淮計置司言茶有滞積壞敗者，請一切焚棄。
朝廷疑變法之弊，下書責計置司，又遣官行視茶積。
谘等因條上利害，且言：“嘗遣官視陝西、河北，以鎮戎軍、定州為率，鎮戎軍入粟直二萬八千，定州入粟直四萬五千，給茶皆直十萬。
以蕲州市茶本錢視鎮戎軍粟直，反亡本錢三之一，得不償失，敝在茶與邊籴相須為用，故更今法。
以新舊二法較之，乾興元年用三說法，每券十萬，茶售錢五萬一千至六萬二千，香藥、象齒售錢四萬一千有奇，東南缗錢售錢八萬三千，而京師實入缗錢五十七萬有奇，邊儲刍二百五萬餘圍，粟二百九十八萬石。
天聖元年用新法，至二年，茶及香藥、東南缗錢每給直十萬，茶入實錢七萬四千有奇至八萬，香藥、象齒入錢七萬二千有奇，東南缗錢入錢十萬五百，而京師實入缗錢增一百四萬有奇，邊儲刍增一千一百六十九萬餘圍，粟增二百一十三萬餘石。
舊以虛估給券者，至京師為出錢售之，或折為實錢給茶，貴賤從其市估。
其先賤售于茶商者，券錢十萬，使别輸實錢五萬，共給天禧五年茶直十五萬，小商百萬以下免輸錢，每券十萬，給茶直七萬至七萬五千；天禧茶盡，則給乾興以後茶，仍增别輸錢五萬者為七萬，并給耗如舊，俟舊券盡而止。
如此又省合給茶及香藥、象齒、東南缗錢總直缗錢一百七十一萬。
”二府大臣亦言：“所省及增收計為缗錢六百五十餘萬。
時邊儲有不足以給一歲者，至是，多者有四年，少者有二年之蓄，而東南茶亦無滞積之弊。
其計置司請焚棄者，特累年壞敗不可用者爾。
推行新法，功緒已見。
蓋積年侵蠹之源一朝閉塞，商賈利于複故，欲有以動搖，而論者不察其實，助為遊說。
願力行之，毋為流言所易。
”于是诏有司榜谕商賈以推行不變之意，賜典吏銀絹有差，然論者猶不已。
特言“所增蓋官本少而有利”，乃實課也，所虧虛錢耳。
四年秋，特等皆遷官，仍诏三司行新法，不得辄有改更。
大中祥符二年，特、溥等上編成《茶法條貫》并課利總數二十三策。
自新法之行，舊有交引而未給者，已給而未至京師者，已至而未磨者，悉差定分數，折納入官。
大約商人有舊引千貫者，令新法歲入二百千，候五歲則新舊皆給足。
官府有茶充公費者，慮其價賤亂法，悉改以他物。
山場節其出耗，所過商稅嚴其覺舉。
諸榷務所受茶，皆均第配給場務，以交引至先後為次。
大商刺知精好之處，日夜走僮使繼券詣官，率多先焉。
初，禁淮南鹽，小商已困，至是，益不能行。
六年，申監買官賞罰之式，凡買到入算茶，及租額遞年送榷務交足而有羨餘者，即理為課績，其不入算者，雖多不在此限。
大中祥符五年，歲課二百餘萬貫，六年至三百萬貫，七年又增九十萬貫，八年才百六十萬貫。
是時數年間，有司以京師切須錢，商人舊執交引至場務即付物，時或特給程限，逾限未至者，每十分複令别輸二分見缗，謂之貼納。
豪商率能及限，小商或不即知，或無貼納，則賤鬻于豪商。
有司徒知移用之便，至存一歲之内文移小改至十數者，商人惑之，顧望不進。
乃诏刑部尚書馮拯、翰林學士王曾詳定，拯等深以慎重敦信為言，而上封者猶競陳改法之弊。
九年，乃命翰林學士李迪、權禦史中丞淩策、侍禦史知雜呂夷簡與三司同議條制。
時以茶多不精，給商人罕有饒益，行商利薄，陝西交引愈賤，鬻于市才八千。
知秦州曹玮請于永興、鳳翔、河中府官出錢市之，诏可。
迪等以入中缗錢、金帛，舊從商人所有受之，至是請令十分輸缗錢四五，又定加饒貼納之差。
然凡有條奏，多令李溥裁酌，溥務執前制，罕所變革。
天禧二年，太常博士李垂請放行茶貨。
左谏議大夫孫奭言：“茶法屢改，商人不便，非示信之道，望複位經久之制。
”即诏奭與三司詳定，務從寬簡。
未幾，奭出知河陽，事遂止。
三司言：“陝西入中刍糧，請依河北例，鬥束量增其直，計實錢給鈔，入京以見錢買之，願受茶貨交引，給依實錢數，令榷貨務并依時價納缗錢支茶，不得更用刍糧文鈔貼納茶貨。
”诏每八百千，增五千茶與之，餘從其請。
時陝西交引益賤，京師裁直五千，有司惜其費茶。
五年，出内庫錢五十萬貫，令閣門祗候李德明于京師市而毀之。
乾興以來，西北兵費不足，募商人入中刍粟如雍熙法給券，以茶償之。
後又益以東南缗錢、香藥、犀齒，謂之三說；而塞下急于兵食，欲廣儲偫，不愛虛估，入中者以虛錢得實利，人競趨焉。
及其法既弊，則虛估日益高，茶日益賤，入實錢金帛日益寡。
而入中者非盡行商，多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于售錢，得券則轉鬻于茶商或京師交引鋪，獲利無幾；茶商及交引鋪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貿易，以射厚利。
由是虛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賈，券之滞積，雖二三年茶不足以償而入中者以利薄不趨，邊備日蹙，茶法大壞。
初，景德中丁謂為三司使，嘗計其得失，以謂邊籴才及五十萬，而東南三百六十餘萬茶利盡歸商賈。
當時以為至論，厥後雖屢變法以救之，然不能亡敝。
天聖元年，命三司使李谘等較茶、鹽、礬稅歲入登耗，更定其法。
遂置計置司，以樞密副使張士遜、參知政事呂夷簡、魯宗道總之。
首考茶法利害，奏言：“十三場茶歲課缗錢五十萬，天禧五年才及缗錢二十三萬，每券直錢十萬，鬻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為缗錢實十三萬，除九萬餘缗為本錢，歲才得息錢三萬餘缗，而官吏廪給雜費不預，是則虛數多而實利寡，請罷三說，行貼射法。
”其法以十三場茶買賣本息并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為中估，而官收其息。
如鬻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其本錢二十有五，官不複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而已。
然必辇茶入官，随商人所指予之，給券為驗，以防私害，故有貼射之名。
若歲課貼射不盡，或無人貼射，則官市之如舊。
園戶過期而輸不足者，計所負數如商人入息。
舊輸茶百斤，益以二十斤至三十五斤，謂之耗茶，亦皆罷之。
其入錢以射六務茶者如舊制。
先是，天禧中，诏京師入錢八萬，給海州、荊南茶；入錢七萬四千有奇，給真州、無為、蕲口、漢陽并十三場茶，皆直十萬，所以饒裕商人；而海州、荊南茶善而易售，商人願得之，故入錢之數厚于他州。
其入錢者，聽輸金帛十之六。
至是，既更為十三場法，又募入錢六務，而海州、荊南增為八萬六千，真州、無為、蕲口、漢陽增為八萬。
商人入刍粟塞下者，随所在實估，度地裡遠近，量增其直。
以錢一萬為率，遠者增至七百，近者三百，給券至京，一切以缗錢償之，謂之見錢法；願得金帛、若他州錢、或茶鹽、香藥之類者聽。
大率使茶與邊籴，各以實錢出納，不得相為輕重，以絕虛估之敝。
朝廷皆用其說。
行之期年，豪商大賈不能為輕重，而論者謂邊籴償以見錢，恐京師府藏不足以繼，争言其不便。
會江、淮計置司言茶有滞積壞敗者，請一切焚棄。
朝廷疑變法之弊，下書責計置司，又遣官行視茶積。
谘等因條上利害，且言：“嘗遣官視陝西、河北，以鎮戎軍、定州為率，鎮戎軍入粟直二萬八千，定州入粟直四萬五千，給茶皆直十萬。
以蕲州市茶本錢視鎮戎軍粟直，反亡本錢三之一，得不償失，敝在茶與邊籴相須為用，故更今法。
以新舊二法較之，乾興元年用三說法，每券十萬，茶售錢五萬一千至六萬二千，香藥、象齒售錢四萬一千有奇，東南缗錢售錢八萬三千，而京師實入缗錢五十七萬有奇，邊儲刍二百五萬餘圍，粟二百九十八萬石。
天聖元年用新法，至二年，茶及香藥、東南缗錢每給直十萬，茶入實錢七萬四千有奇至八萬，香藥、象齒入錢七萬二千有奇，東南缗錢入錢十萬五百，而京師實入缗錢增一百四萬有奇，邊儲刍增一千一百六十九萬餘圍，粟增二百一十三萬餘石。
舊以虛估給券者，至京師為出錢售之，或折為實錢給茶，貴賤從其市估。
其先賤售于茶商者，券錢十萬，使别輸實錢五萬，共給天禧五年茶直十五萬，小商百萬以下免輸錢，每券十萬，給茶直七萬至七萬五千；天禧茶盡，則給乾興以後茶，仍增别輸錢五萬者為七萬，并給耗如舊，俟舊券盡而止。
如此又省合給茶及香藥、象齒、東南缗錢總直缗錢一百七十一萬。
”二府大臣亦言：“所省及增收計為缗錢六百五十餘萬。
時邊儲有不足以給一歲者，至是，多者有四年，少者有二年之蓄，而東南茶亦無滞積之弊。
其計置司請焚棄者，特累年壞敗不可用者爾。
推行新法，功緒已見。
蓋積年侵蠹之源一朝閉塞，商賈利于複故，欲有以動搖，而論者不察其實，助為遊說。
願力行之，毋為流言所易。
”于是诏有司榜谕商賈以推行不變之意，賜典吏銀絹有差，然論者猶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