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第一百八 選舉一（科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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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人，又許例外遞減一舉，則當複增數百人。
此曹垂老無他望，布在州縣，惟務黩貨以為歸計。
前後恩科命官，幾千人矣，何有一人能自奮厲，有聞于時？而殘民敗官者，不可勝數。
以此知其無益有損。
議者不過謂宜廣恩澤，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無窮之吏，戶部以有限之财祿無用之人，而所至州縣，舉罹其害。
乃即位之初，有此過舉，謂之恩澤，非臣所識也。
願斷自聖意，止用前命，仍诏考官量取一二十人，誠有學問，即許出官。
其餘皆補文學、長史之類，不理選限，免使積弊增重不已。
”遂诏定特奏名考取數，進士入四等以上、諸科入三等以上，通在試者計之，毋得取過全額之半，是後着為令。
時方改更先朝之政，禮部請置《春秋》博士，專為一經。
尚書省請複詩賦，與經義兼行，解經通用先儒傳注及己說。
又言：“新科明法中者，吏部即注司法，叙名在及第進士之上。
舊明法最為下科，然必責之兼經，古者先德後刑之意也。
欲加試《論語》大義，仍裁半額，注官依科目次序。
”诏近臣集議。
左仆射司馬光曰：“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就文學言之，經術又當先于詞采。
神宗專用經義、論策取士，此乃複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
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俬學，今天下學官講解。
至于律令，皆當官所須，使為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為刻薄，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
” 四年，乃立經義、詩賦兩科，罷試律義。
凡詩賦進士，于《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左傳》内聽習一經。
初試本經義二道，《語》、《孟》義各一道，次試賦及律詩各一首，次論一首，末試子、史、時務策二道。
凡專經進士，須習兩經，以《詩》、《禮記》、《周禮》、《左氏春秋》為大經，《書》、《易》、《公羊》、《谷梁》、《儀禮》為中經，《左氏春秋》得兼《公羊》、《谷梁》、《書》，《周禮》得兼《儀禮》或《易》，《禮記》、《詩》并兼《書》，願習二大經者聽，不得偏占兩中經。
初試本經義三道，《論語》義一道，次試本經義三道，《孟子》義一道，次論策，如詩賦科。
并以四場通定高下，而取解額中分之，各占其半。
專經者用經義定取舍，兼詩賦者以詩賦為去留，其名次高下，則于策論參之。
自複詩賦，上多向習，而專經者十無二三，諸路奏以分額各取非均，其後遂通定去留，經義毋過通額三分之一。
光又請：“立經明行修科，歲委升朝文臣各舉所知，以勉勵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專取文學之意。
若所舉人違犯名教及贓私罪，必坐舉主，毋有所赦，則自不敢妄舉。
而士之居鄉、居家者，立身行己，不敢不謹，惟懼玷缺外聞。
所謂不言之教，不肅而成，不待學官日訓月察，立賞告讦，而士行自美矣。
”遂立科，許各舉一人。
凡試進士者，及中第唱名日，用以升甲。
後分路别立額六十一人，州縣保任上之監司，監司考察以聞，無其人則否。
預薦者不試于州郡，惟試禮部。
不中，許用特奏名格赴廷試，後以為常。
既而诏須特命舉乃舉，毋概以科場年上其名。
六年，诏複通禮科。
初，開寶中，改鄉貢《開元禮》為《通禮》，熙甯嘗罷，至是始複。
凡禮部試，添知舉官為四員，罷差參詳官，而置點檢官二十人，分屬四知舉，使協力通考；諸州點檢官專校雜犯，亦預考試。
八年，中書請禦試複用祖宗法，試詩賦、論、策三題。
且言：“士子多已改習詩賦，太學生員總二千一百餘人，而不兼詩賦者才八十二人。
”于是诏：“來年禦試，習詩賦人複試三題，專經人且令試策。
”自後概試三題。
帝既親政，群臣多言元佑所更學校、科舉制度非是，帝念宣仁保佑之功，不許改。
紹聖初，議者益多，乃诏進士罷詩賦，專習經義，廷對仍試策。
初，神宗念字學廢缺，诏儒臣探讨，而王安石乃進其說，學者習焉。
元佑禁勿用。
至是，除其禁。
四年，诏禮部，凡内外試題悉集以為籍，遇試，頒付考官，以防複出。
罷《春秋》科，凡試，優取二《禮》，兩經許占全額之半，而以其半及他經。
既而複立《春秋》博士，崇甯又罷之。
徽宗設辟雍于國郊，以待士之升貢者。
臨幸，加恩博士弟子有差。
然州郡猶以科舉取士，不專學校。
崇甯三年，遂诏：“天下取士，悉由學校升貢，其州郡發解及試禮部法并罷。
”自此，歲試上舍，悉差知舉，如禮部試。
五年，诏：“大比歲更參用科舉取士一次，其亟以此意使遠士即聞之。
”時州縣悉行三舍法，得免試入學者，多當官子弟，而在學積歲月，累試乃得應格，其貧且老者甚病之，故诏及此，而未遽廢科舉也。
大觀四年五月，星變，凡事多所更定。
侍禦史毛注言：“養士既有額，而科舉又罷，則不隸學籍者，遂緻失職。
天之視聽以民，士，其民之秀者，今失職如此，疑天亦譴怒。
願以解額之歸升貢者一二分，不絕科舉，亦應天之一也。
”遂诏更行科舉一次。
臣僚言：“場屋之文，專尚偶麗，題雖無兩意，必欲厘而為二，以就對偶；其超詣理趣者，反指以為澹泊。
請擇考官而戒饬之，取其有理緻而黜其強為對偶者，庶幾稍救文弊。
” 宣和三年，诏罷天下三舍法，開封府及諸路并以科舉取士；惟太學仍存三舍，以甄序課試，遇科舉仍自發解。
六年，禮部試進士萬五千人，诏特增百人額，正奏名賜第者八百餘人，因上書獻頌直令赴試者殆百人。
有儲宏等隸大閹梁師成為使臣或小史，皆賜之第。
梁師成者，于大觀三年嘗中甲科。
自設科以來，南宮試者，無逾此年之盛。
然雜流閹宦，俱玷選舉，而祖宗之良法蕩然矣。
凡士不繇科舉若三舍而賜進士第及出身者，其所從得不一。
凡遺逸、文學，吏能言事或奏對稱旨，或試法而經律入優，或材武、或童子而皆能文，或邊臣之子以功來奏，其得之雖有當否，大較猶可取也。
崇甯、大觀之後，達官貴冑既多得賜，以上書獻頌而得者，又不勝紀矣。
此曹垂老無他望，布在州縣，惟務黩貨以為歸計。
前後恩科命官，幾千人矣，何有一人能自奮厲，有聞于時？而殘民敗官者，不可勝數。
以此知其無益有損。
議者不過謂宜廣恩澤，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無窮之吏，戶部以有限之财祿無用之人，而所至州縣，舉罹其害。
乃即位之初，有此過舉，謂之恩澤，非臣所識也。
願斷自聖意，止用前命，仍诏考官量取一二十人，誠有學問，即許出官。
其餘皆補文學、長史之類，不理選限，免使積弊增重不已。
”遂诏定特奏名考取數，進士入四等以上、諸科入三等以上，通在試者計之，毋得取過全額之半，是後着為令。
時方改更先朝之政，禮部請置《春秋》博士，專為一經。
尚書省請複詩賦，與經義兼行，解經通用先儒傳注及己說。
又言：“新科明法中者，吏部即注司法，叙名在及第進士之上。
舊明法最為下科，然必責之兼經，古者先德後刑之意也。
欲加試《論語》大義，仍裁半額，注官依科目次序。
”诏近臣集議。
左仆射司馬光曰：“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就文學言之，經術又當先于詞采。
神宗專用經義、論策取士，此乃複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
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俬學，今天下學官講解。
至于律令，皆當官所須，使為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為刻薄，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
” 四年，乃立經義、詩賦兩科，罷試律義。
凡詩賦進士，于《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左傳》内聽習一經。
初試本經義二道，《語》、《孟》義各一道，次試賦及律詩各一首，次論一首，末試子、史、時務策二道。
凡專經進士，須習兩經，以《詩》、《禮記》、《周禮》、《左氏春秋》為大經，《書》、《易》、《公羊》、《谷梁》、《儀禮》為中經，《左氏春秋》得兼《公羊》、《谷梁》、《書》，《周禮》得兼《儀禮》或《易》，《禮記》、《詩》并兼《書》，願習二大經者聽，不得偏占兩中經。
初試本經義三道，《論語》義一道，次試本經義三道，《孟子》義一道，次論策，如詩賦科。
并以四場通定高下，而取解額中分之，各占其半。
專經者用經義定取舍，兼詩賦者以詩賦為去留，其名次高下，則于策論參之。
自複詩賦，上多向習，而專經者十無二三，諸路奏以分額各取非均，其後遂通定去留，經義毋過通額三分之一。
光又請：“立經明行修科，歲委升朝文臣各舉所知，以勉勵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專取文學之意。
若所舉人違犯名教及贓私罪，必坐舉主，毋有所赦，則自不敢妄舉。
而士之居鄉、居家者，立身行己，不敢不謹，惟懼玷缺外聞。
所謂不言之教，不肅而成，不待學官日訓月察，立賞告讦，而士行自美矣。
”遂立科，許各舉一人。
凡試進士者，及中第唱名日，用以升甲。
後分路别立額六十一人，州縣保任上之監司，監司考察以聞，無其人則否。
預薦者不試于州郡，惟試禮部。
不中，許用特奏名格赴廷試，後以為常。
既而诏須特命舉乃舉，毋概以科場年上其名。
六年，诏複通禮科。
初，開寶中，改鄉貢《開元禮》為《通禮》，熙甯嘗罷，至是始複。
凡禮部試，添知舉官為四員，罷差參詳官，而置點檢官二十人，分屬四知舉，使協力通考；諸州點檢官專校雜犯，亦預考試。
八年，中書請禦試複用祖宗法，試詩賦、論、策三題。
且言：“士子多已改習詩賦，太學生員總二千一百餘人，而不兼詩賦者才八十二人。
”于是诏：“來年禦試，習詩賦人複試三題，專經人且令試策。
”自後概試三題。
帝既親政，群臣多言元佑所更學校、科舉制度非是，帝念宣仁保佑之功，不許改。
紹聖初，議者益多，乃诏進士罷詩賦，專習經義，廷對仍試策。
初，神宗念字學廢缺，诏儒臣探讨，而王安石乃進其說，學者習焉。
元佑禁勿用。
至是，除其禁。
四年，诏禮部，凡内外試題悉集以為籍，遇試，頒付考官，以防複出。
罷《春秋》科，凡試，優取二《禮》，兩經許占全額之半，而以其半及他經。
既而複立《春秋》博士，崇甯又罷之。
徽宗設辟雍于國郊，以待士之升貢者。
臨幸，加恩博士弟子有差。
然州郡猶以科舉取士，不專學校。
崇甯三年，遂诏：“天下取士，悉由學校升貢，其州郡發解及試禮部法并罷。
”自此，歲試上舍，悉差知舉，如禮部試。
五年，诏：“大比歲更參用科舉取士一次，其亟以此意使遠士即聞之。
”時州縣悉行三舍法，得免試入學者，多當官子弟，而在學積歲月，累試乃得應格，其貧且老者甚病之，故诏及此，而未遽廢科舉也。
大觀四年五月，星變，凡事多所更定。
侍禦史毛注言：“養士既有額，而科舉又罷，則不隸學籍者，遂緻失職。
天之視聽以民，士，其民之秀者，今失職如此，疑天亦譴怒。
願以解額之歸升貢者一二分，不絕科舉，亦應天之一也。
”遂诏更行科舉一次。
臣僚言：“場屋之文，專尚偶麗，題雖無兩意，必欲厘而為二，以就對偶；其超詣理趣者，反指以為澹泊。
請擇考官而戒饬之，取其有理緻而黜其強為對偶者，庶幾稍救文弊。
” 宣和三年，诏罷天下三舍法，開封府及諸路并以科舉取士；惟太學仍存三舍，以甄序課試，遇科舉仍自發解。
六年，禮部試進士萬五千人，诏特增百人額，正奏名賜第者八百餘人，因上書獻頌直令赴試者殆百人。
有儲宏等隸大閹梁師成為使臣或小史，皆賜之第。
梁師成者，于大觀三年嘗中甲科。
自設科以來，南宮試者，無逾此年之盛。
然雜流閹宦，俱玷選舉，而祖宗之良法蕩然矣。
凡士不繇科舉若三舍而賜進士第及出身者，其所從得不一。
凡遺逸、文學，吏能言事或奏對稱旨，或試法而經律入優，或材武、或童子而皆能文，或邊臣之子以功來奏，其得之雖有當否，大較猶可取也。
崇甯、大觀之後，達官貴冑既多得賜，以上書獻頌而得者，又不勝紀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