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第一百八 選舉一（科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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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策時務三條，出身與進士等。
而罷說書舉。
” 時以科舉既數，而高第之人驟顯，欲稍裁抑。
遂诏曰：“朕惟國之取士，與士之待舉，不可曠而冗也。
故立間歲之期，以勵其勤；約貢舉之數，以精其選。
着為定式，申敕有司，而高第之人，嘗不次而用。
若循舊比，終至濫官，甚無謂也。
自今制科入第三等，與進士第一，除大理評事、簽書兩使幕職官；代還，升通判；再任滿，試館職。
制科入第四等，與進士第二、第三，除兩使幕職官；代還，改次等京官。
制科入第五等，與進士第四、第五，除試銜知縣；代還，遷兩使職官。
鎖廳人視此。
若夫高才異行，施于有政而功狀較然者，當以異恩擢焉。
”仁宗之朝十有三舉，進士四千五百七十人；其甲第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後不至于公卿者，五人而已。
英宗即位，議者以間歲貢士法不便。
乃诏禮部三歲一貢舉，天下解額，取未行間歲之前四之三為率，明經、諸科毋過進士之數。
神宗笃意經學，深憫貢舉之弊，且以西北人材多不在選，遂議更法。
王安石謂：“古之取士俱本于學，請興建學校以複古。
其明經、諸科欲行廢罷，取明經人數增進士額。
”乃诏曰：“化民成俗，必自庠序；進賢興能，抑由貢舉。
而四方執經藝者專于誦數，趨鄉舉者狃于文辭，與古所謂‘三物賓興，九年大成’，亦已盭矣。
今下郡國招徕隽賢，其教育之方，課試之格，令兩制、兩省、待制以上、禦史、三司、三館雜議以聞。
”議者多謂變法便。
直史館蘇轼曰： 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責實。
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皂隸，未嘗無人，雖用今之法，臣以為有餘；使無知人之明，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況學校貢舉乎？雖複古之制，臣以為不足矣。
時有可否，物有興廢，使三代聖人複生于今，其選舉亦必有道，何必由學乎？且慶曆間嘗立學矣，天下以為太平可待，至于今惟空名僅存。
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将變今之禮，易今之俗。
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财以養遊士，置學立師；以又時簡不帥教者，屏之遠方，徒為紛紛，其與慶曆之際何異？至于貢舉，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故事，采譽望而罷封彌；或欲變經生帖、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非也。
夫欲興德行，在于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為僞也。
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
上以廉取人，則弊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無所不至。
自文章言之，則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論策均為無用。
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
近世文章華麗，無如楊億。
使億尚在，則忠清鲠亮之士也。
通經學古，無如孫複、石介。
使複、介尚在，則迂闊誕謾之士也。
矧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于天下，而必欲廢之？ 帝讀轼疏曰：“吾固疑此，得轼議，釋然矣。
”他日問王安石，對曰：“今人材乏少，且其學術不一，異論紛然，不能一道德故也。
一道德則修學校，欲修學校，則貢舉法不可不變。
若謂此科嘗多得人，自緣仕進别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
今以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此科法敗壞人材，緻不如古。
” 既而中書門下又言：“古之取士，皆本學校，道德一于上，習俗成于下，其人才皆足以有為于世。
今欲追複古制，則患于無漸。
宜先除去聲病偶對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于天下，則庶幾可以複古矣。
”于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
每試四場，初大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後改《論語》、《孟子》義各三道。
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即增二道。
中書撰大義式頒行。
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為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
取諸科解名十之三，增進士額，京東西、陝西、河北、河東五路之創試進士者，及府、監、他路之舍諸科而為進士者，乃得所增之額以試。
皆别為一号考取，蓋欲優其業，使不至外侵，則常慕向改業也。
又立新科明法，試律令、《刑統》，大義、斷桉，所以待諸科之不能業進士者。
未幾，選人、任子，亦試律令始出官。
又诏進士自第三人以下試法。
或言：“高科任簽判及職官，于習法豈所宜緩。
昔試刑法者，世皆指為俗吏，今朝廷推恩既厚，而應者尚少，若高科不試，則人不以為榮。
”乃诏悉試。
帝嘗言：“近世士大夫，多不習法。
”吳充曰：“漢陳寵以法律授徒，常數百人。
律學在六學之一，後來缙紳，多恥此學。
舊明法科徒誦其文，罕通其意，近補官必聚而試之，有以見恤刑之意。
” 熙甯三年，親試進士，始專以策，定着限以千字。
舊特奏名人試論一道，至是亦制策焉。
帝謂執政曰：“對策亦何足以實盡人材，然愈于以詩賦取人爾。
”舊制，進士入謝，進謝恩銀百兩，至是罷之。
仍賜錢三千，為期集費。
諸州舉送、發解、考試、監試官，凡親戚若門客毋試于其州，類其名上之轉運司，與鎖廳者同試，率七人特立一額。
後複令存諸科舊額十之一，以待不能改業者。
元佑初，知貢舉蘇轼、孔文仲言：“每一試，進士、諸科及特奏名約八九百人。
舊制，禮部已奏名，至禦試而黜者甚多。
嘉佑始盡賜出身，近雜犯亦免黜落，皆非祖宗本意。
進士升甲，本為南省第一人，唱名近下，方特升之，皆出一時聖斷。
今禮部十人以上，别試、國子、開封解試、武舉第一人，經明行修進士及該特奏而預正奏者，定着于令，遞升一甲。
則是法在有司，恩不歸于人主，甚無謂也。
今特奏者約已及四百
而罷說書舉。
” 時以科舉既數，而高第之人驟顯，欲稍裁抑。
遂诏曰：“朕惟國之取士，與士之待舉，不可曠而冗也。
故立間歲之期，以勵其勤；約貢舉之數，以精其選。
着為定式，申敕有司，而高第之人，嘗不次而用。
若循舊比，終至濫官，甚無謂也。
自今制科入第三等，與進士第一，除大理評事、簽書兩使幕職官；代還，升通判；再任滿，試館職。
制科入第四等，與進士第二、第三，除兩使幕職官；代還，改次等京官。
制科入第五等，與進士第四、第五，除試銜知縣；代還，遷兩使職官。
鎖廳人視此。
若夫高才異行，施于有政而功狀較然者，當以異恩擢焉。
”仁宗之朝十有三舉，進士四千五百七十人；其甲第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後不至于公卿者，五人而已。
英宗即位，議者以間歲貢士法不便。
乃诏禮部三歲一貢舉，天下解額，取未行間歲之前四之三為率，明經、諸科毋過進士之數。
神宗笃意經學，深憫貢舉之弊，且以西北人材多不在選，遂議更法。
王安石謂：“古之取士俱本于學，請興建學校以複古。
其明經、諸科欲行廢罷，取明經人數增進士額。
”乃诏曰：“化民成俗，必自庠序；進賢興能，抑由貢舉。
而四方執經藝者專于誦數，趨鄉舉者狃于文辭，與古所謂‘三物賓興，九年大成’，亦已盭矣。
今下郡國招徕隽賢，其教育之方，課試之格，令兩制、兩省、待制以上、禦史、三司、三館雜議以聞。
”議者多謂變法便。
直史館蘇轼曰： 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責實。
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皂隸，未嘗無人，雖用今之法，臣以為有餘；使無知人之明，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況學校貢舉乎？雖複古之制，臣以為不足矣。
時有可否，物有興廢，使三代聖人複生于今，其選舉亦必有道，何必由學乎？且慶曆間嘗立學矣，天下以為太平可待，至于今惟空名僅存。
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将變今之禮，易今之俗。
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财以養遊士，置學立師；以又時簡不帥教者，屏之遠方，徒為紛紛，其與慶曆之際何異？至于貢舉，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故事，采譽望而罷封彌；或欲變經生帖、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非也。
夫欲興德行，在于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為僞也。
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
上以廉取人，則弊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無所不至。
自文章言之，則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論策均為無用。
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
近世文章華麗，無如楊億。
使億尚在，則忠清鲠亮之士也。
通經學古，無如孫複、石介。
使複、介尚在，則迂闊誕謾之士也。
矧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于天下，而必欲廢之？ 帝讀轼疏曰：“吾固疑此，得轼議，釋然矣。
”他日問王安石，對曰：“今人材乏少，且其學術不一，異論紛然，不能一道德故也。
一道德則修學校，欲修學校，則貢舉法不可不變。
若謂此科嘗多得人，自緣仕進别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
今以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此科法敗壞人材，緻不如古。
” 既而中書門下又言：“古之取士，皆本學校，道德一于上，習俗成于下，其人才皆足以有為于世。
今欲追複古制，則患于無漸。
宜先除去聲病偶對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于天下，則庶幾可以複古矣。
”于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
每試四場，初大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後改《論語》、《孟子》義各三道。
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即增二道。
中書撰大義式頒行。
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為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
取諸科解名十之三，增進士額，京東西、陝西、河北、河東五路之創試進士者，及府、監、他路之舍諸科而為進士者，乃得所增之額以試。
皆别為一号考取，蓋欲優其業，使不至外侵，則常慕向改業也。
又立新科明法，試律令、《刑統》，大義、斷桉，所以待諸科之不能業進士者。
未幾，選人、任子，亦試律令始出官。
又诏進士自第三人以下試法。
或言：“高科任簽判及職官，于習法豈所宜緩。
昔試刑法者，世皆指為俗吏，今朝廷推恩既厚，而應者尚少，若高科不試，則人不以為榮。
”乃诏悉試。
帝嘗言：“近世士大夫，多不習法。
”吳充曰：“漢陳寵以法律授徒，常數百人。
律學在六學之一，後來缙紳，多恥此學。
舊明法科徒誦其文，罕通其意，近補官必聚而試之，有以見恤刑之意。
” 熙甯三年，親試進士，始專以策，定着限以千字。
舊特奏名人試論一道，至是亦制策焉。
帝謂執政曰：“對策亦何足以實盡人材，然愈于以詩賦取人爾。
”舊制，進士入謝，進謝恩銀百兩，至是罷之。
仍賜錢三千，為期集費。
諸州舉送、發解、考試、監試官，凡親戚若門客毋試于其州，類其名上之轉運司，與鎖廳者同試，率七人特立一額。
後複令存諸科舊額十之一，以待不能改業者。
元佑初，知貢舉蘇轼、孔文仲言：“每一試，進士、諸科及特奏名約八九百人。
舊制，禮部已奏名，至禦試而黜者甚多。
嘉佑始盡賜出身，近雜犯亦免黜落，皆非祖宗本意。
進士升甲，本為南省第一人，唱名近下，方特升之，皆出一時聖斷。
今禮部十人以上，别試、國子、開封解試、武舉第一人，經明行修進士及該特奏而預正奏者，定着于令，遞升一甲。
則是法在有司，恩不歸于人主，甚無謂也。
今特奏者約已及四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