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三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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贓枉法的大題目上了一本，說惠卿之弟，強借秀州華亭富民錢五百萬缗，與知華亭縣張若濟，買田均分。
這本一上，立刻拿交刑部審訊，一時卻找不出什麼真實證據，先将惠卿出知陳州。
三司使章惇，也由鄧绾劾他與惠卿同惡相濟，出知潮州。
那華亭縣張若濟與惠卿之弟押在監獄。
過了一年，王雱深恐日久生變，瞞着安石，與門客呂嘉問、練亨甫商了一計，将這案件，夾雜在安石劃過行的别樣公事内，送到刑獄裡去。
安石還困在鼓裡，衙門中的書吏，有和惠卿聯絡的，忙寫信知照惠卿。
惠卿捏着這個錯處，如何還肯放過？上書直達朝廷，說安石一件事如此，其餘可知，請治以矯命罔上之罪。
次日早朝，神宗将這道奏疏遞與觀看，安石力陳冤枉，退朝回家，心内總有些疑惑。
便叫王雱前來細問，王雱不能隐瞞，才将實情吐出。
安石不免埋怨他一番，并說我一世的名譽，為你喪盡了。
王雱盛年負氣，性子甚是躁急，受了安石的埋怨，這一氣如何禁受得住！因此終日爵悶，不久生了背疽，醫治不愈而死。
從此，神宗也覺得安石行為不甚正當，恩眷漸衰。
還有個不識起倒的鄧绾，深恐安石去了自己沒有靠山。
上言安石功高，朝廷應該錄用他的兒子女婿，并賜第京師。
神宗就将這奏章，交于安石觀看。
安石一時下不來台，隻得奏道：“鄧绾身為風憲大臣，反替宰相乞求恩典，未免有傷國體，請陛下重治其罪，以肅官箴。
”神宗遂将鄧绾貶知虢州。
安石經此一事，心内愈覺不安，又因悲痛兒子，舉動改常，連疏求去。
神宗亦即準奏，以使相判江甯府，尋改集禧觀使。
安石到了江甯，往往寫“福建子”三字。
“福建子”乃是指呂惠卿的，有時且直言惠卿誤我。
惠卿再讦告安石，并附呈安石私書，有“無令上知”、“無令齊年知”等語。
神宗察知“齊年”二字，乃指馮京而言。
京與安石同年，故稱齊年。
神宗遂以馮京為賢，召知樞密院事。
又因安石女夫吳充，素來中立，不附安石，擢同平章事，王圭亦由參政同升。
吳充請召司馬光、呂公著、韓維，又薦孫覺、李常、程顯，神宗依奏召用，獨知湖州蘇轼，為中丞李定、禦史舒亶所劾，有诏逮蘇轼入都，下付台獄。
那蘇轼因何得罪呢？原來他自杭徙徐，由徐徙湖，平居無事，常常借着吟詩，諷刺朝政。
嘗《詠青苗》道：赢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
《詠課吏》道：讀書萬卷不讀律，緻君堯舜終無術。
《詠水利》道：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
《詠鹽禁》道：豈是聞韶解忘味，迩來三月食無鹽。
這數首詩傳誦一時，李定、舒亶遂藉端進讒，坐他诽謗不敬之罪，意欲置之死地。
太皇太後适在病中，神宗入内問安。
太皇太後道：“蘇轼兄弟初入制科，仁宗皇帝常欣慰道：”我為子孫得兩宰相。
‘今聞轼因賦下獄，莫非有人中傷他麼？且文人詠詩，乃是恒情，若必毛舉細故，羅織成罪，亦非人君慎獄憐才之意，理應熟察為是。
“神宗連連答應。
吳充也替蘇轼力辯。
同修起居注王安禮，亦谏道：”自古以來，寬仁大度的君主，不以言語罪人。
轼具有文才，自以為爵祿可以立緻。
今碌碌如此，不無怨望，所以托為諷詠，自寫牢騷。
一旦逮獄加罪，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
“神宗道：”朕原不欲深譴，當為卿貸其罪名。
但轼已激成衆怒，恐卿為之辯白，他人反欲害卿。
卿勿漏言，朕即有後命。
“同平章事王珪，聞神宗有赦轼之意，又舉轼《詠桧》詩，有“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二語，說他确有不臣之心，非嚴譴不足示懲。
神宗道：“轼自詠桧，何預朕事。
卿等勿吹毛求疵。
”舒亶又奏稱驸馬都尉王诜輩，與轼交通聲氣，居然朋比。
還有司馬光、張方平、範鎮、陳襄、劉摯等，托名老成正士，實與轼同一舉動，隐想聯絡，均非嚴辦不可。
神宗不從，但谪蘇轼為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
轼弟轍與王诜，皆連坐落職。
張方平、司馬光、範鎮等二十二人，俱罰銅。
蘇轼出獄赴黃州，豪曠不異昔日，常手執竹杖，足踏芒鞋，與田父野老優遊山水之間，且就東坡築室居住，自稱東坡居士。
每有宴會，談筆不倦，時或醉墨淋漓，随吟随書。
人有所乞，絕無吝啬。
雖供侍的營妓，索題索書，亦無不應，因此文名益盛。
神宗以轼多才，拟再起用，終為王珪等所阻。
一日視朝，語王珪、蔡确道：“國史關系，極為重大，應召蘇轼入京，令他纂修，方見潤色。
”王珪奏道：“轼有重罪，不宜再召。
” 神宗道：“既不召轼，且用曾鞏。
”乃命曾鞏為史館修撰。
曾鞏進太祖總論，神宗尚不惬意，遂手诏移蘇轼汝州，诏中有“蘇轼黜居思咎，歲月滋深，人才實難，不忍終棄”等語。
蘇轼受诏後，上書自陳：“貧士饑寒，惟有薄田數畝；坐落常州，乞恩準徙常，賜臣餘年。
實出天恩。
”神宗立即報可，蘇轼乃至常州居住。
元豐二年，太皇太後忽然生病，神宗連忙召醫診治，親自入侍，衣不解帶的至匝旬之久，尚未見愈。
不知太皇太後能痊愈否？且聽下回分解。
這本一上，立刻拿交刑部審訊，一時卻找不出什麼真實證據，先将惠卿出知陳州。
三司使章惇，也由鄧绾劾他與惠卿同惡相濟，出知潮州。
那華亭縣張若濟與惠卿之弟押在監獄。
過了一年，王雱深恐日久生變，瞞着安石，與門客呂嘉問、練亨甫商了一計，将這案件，夾雜在安石劃過行的别樣公事内，送到刑獄裡去。
安石還困在鼓裡，衙門中的書吏，有和惠卿聯絡的，忙寫信知照惠卿。
惠卿捏着這個錯處，如何還肯放過？上書直達朝廷，說安石一件事如此，其餘可知，請治以矯命罔上之罪。
次日早朝，神宗将這道奏疏遞與觀看，安石力陳冤枉，退朝回家，心内總有些疑惑。
便叫王雱前來細問，王雱不能隐瞞，才将實情吐出。
安石不免埋怨他一番，并說我一世的名譽，為你喪盡了。
王雱盛年負氣，性子甚是躁急，受了安石的埋怨，這一氣如何禁受得住！因此終日爵悶，不久生了背疽，醫治不愈而死。
從此，神宗也覺得安石行為不甚正當，恩眷漸衰。
還有個不識起倒的鄧绾，深恐安石去了自己沒有靠山。
上言安石功高，朝廷應該錄用他的兒子女婿，并賜第京師。
神宗就将這奏章，交于安石觀看。
安石一時下不來台，隻得奏道：“鄧绾身為風憲大臣，反替宰相乞求恩典，未免有傷國體，請陛下重治其罪，以肅官箴。
”神宗遂将鄧绾貶知虢州。
安石經此一事，心内愈覺不安，又因悲痛兒子，舉動改常，連疏求去。
神宗亦即準奏，以使相判江甯府，尋改集禧觀使。
安石到了江甯，往往寫“福建子”三字。
“福建子”乃是指呂惠卿的，有時且直言惠卿誤我。
惠卿再讦告安石，并附呈安石私書，有“無令上知”、“無令齊年知”等語。
神宗察知“齊年”二字，乃指馮京而言。
京與安石同年，故稱齊年。
神宗遂以馮京為賢，召知樞密院事。
又因安石女夫吳充，素來中立，不附安石，擢同平章事，王圭亦由參政同升。
吳充請召司馬光、呂公著、韓維，又薦孫覺、李常、程顯，神宗依奏召用，獨知湖州蘇轼，為中丞李定、禦史舒亶所劾，有诏逮蘇轼入都，下付台獄。
那蘇轼因何得罪呢？原來他自杭徙徐，由徐徙湖，平居無事，常常借着吟詩，諷刺朝政。
嘗《詠青苗》道：赢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
《詠課吏》道：讀書萬卷不讀律，緻君堯舜終無術。
《詠水利》道：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
《詠鹽禁》道：豈是聞韶解忘味，迩來三月食無鹽。
這數首詩傳誦一時，李定、舒亶遂藉端進讒，坐他诽謗不敬之罪，意欲置之死地。
太皇太後适在病中，神宗入内問安。
太皇太後道：“蘇轼兄弟初入制科，仁宗皇帝常欣慰道：”我為子孫得兩宰相。
‘今聞轼因賦下獄，莫非有人中傷他麼？且文人詠詩，乃是恒情，若必毛舉細故，羅織成罪，亦非人君慎獄憐才之意，理應熟察為是。
“神宗連連答應。
吳充也替蘇轼力辯。
同修起居注王安禮，亦谏道：”自古以來，寬仁大度的君主，不以言語罪人。
轼具有文才，自以為爵祿可以立緻。
今碌碌如此，不無怨望，所以托為諷詠，自寫牢騷。
一旦逮獄加罪，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
“神宗道：”朕原不欲深譴，當為卿貸其罪名。
但轼已激成衆怒，恐卿為之辯白，他人反欲害卿。
卿勿漏言，朕即有後命。
“同平章事王珪，聞神宗有赦轼之意，又舉轼《詠桧》詩，有“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二語，說他确有不臣之心，非嚴譴不足示懲。
神宗道：“轼自詠桧，何預朕事。
卿等勿吹毛求疵。
”舒亶又奏稱驸馬都尉王诜輩，與轼交通聲氣，居然朋比。
還有司馬光、張方平、範鎮、陳襄、劉摯等，托名老成正士，實與轼同一舉動，隐想聯絡，均非嚴辦不可。
神宗不從，但谪蘇轼為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
轼弟轍與王诜，皆連坐落職。
張方平、司馬光、範鎮等二十二人，俱罰銅。
蘇轼出獄赴黃州，豪曠不異昔日，常手執竹杖，足踏芒鞋，與田父野老優遊山水之間，且就東坡築室居住，自稱東坡居士。
每有宴會，談筆不倦，時或醉墨淋漓，随吟随書。
人有所乞，絕無吝啬。
雖供侍的營妓，索題索書，亦無不應，因此文名益盛。
神宗以轼多才，拟再起用，終為王珪等所阻。
一日視朝，語王珪、蔡确道：“國史關系，極為重大，應召蘇轼入京，令他纂修，方見潤色。
”王珪奏道：“轼有重罪，不宜再召。
” 神宗道：“既不召轼，且用曾鞏。
”乃命曾鞏為史館修撰。
曾鞏進太祖總論，神宗尚不惬意，遂手诏移蘇轼汝州，诏中有“蘇轼黜居思咎，歲月滋深，人才實難，不忍終棄”等語。
蘇轼受诏後，上書自陳：“貧士饑寒，惟有薄田數畝；坐落常州，乞恩準徙常，賜臣餘年。
實出天恩。
”神宗立即報可，蘇轼乃至常州居住。
元豐二年，太皇太後忽然生病，神宗連忙召醫診治，親自入侍，衣不解帶的至匝旬之久，尚未見愈。
不知太皇太後能痊愈否？且聽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