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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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任守忠傳來，立于堂下，當面喝道：“你知罪麼？本該斬首。
皇上天恩浩蕩，姑從寬典，發往蕲州安置，你可從速啟行。
”任守忠在下面，隻是叩頭，哪裡敢說一句話。
韓琦遂把敕書取出，填了守忠的名字，立命押解起程。
衆人才明白韓琦用空白敕書，是因為任守忠勢力浩大，倘若露了風聲，不但有人前來救情，恐有甚變故，所以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辦理此事。
守忠既去，又追究餘黨史昭錫等十餘人，一概充發出去。
中外人心為之大快。
英宗親政之後，首先下诏，命廷臣會議追尊本生父濮王典禮。
群臣奉诏，很覺為難，沒人敢開口議論。
獨知谏院司馬光，援史評駁，說是漢宣帝為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
光武上繼元帝，亦沒有追尊巨鹿南頓君，這是萬世一定的道理，不可以移易的。
于是翰林學士王圭等，就照着司馬光話說，略加增改，議奏上去。
中書處嫌他們議得不甚詳細，究竟濮王應該怎樣稱呼用名不用名，發下再議。
王圭等又奏稱濮王為仁宗之兄，宣稱為皇伯父而不名。
歐陽修以為議得不妥，援據《喪服大記》，撰成《為後》或《問上下》二篇，大旨說是身為人後，應為父母降服，三年為期；惟不設父母原稱，這就是服可降，名不可設的意思。
若本生父改稱皇伯，曆考前代，均無典據，即如漢宣帝及光武帝，亦皆稱父為皇考，未嘗稱皇伯，至進封大國，尤于禮不合，請下尚書省集三省禦史台議。
太後也下手诏，說執政處事寡斷，徒起紛（阝奴）。
英宗隻得将此事擱起，等考得确實典故再說。
轉眼便是一年，這一年裡面，禦史呂誨、範純仁、呂大防，先後上疏固争，都說王圭等所議不錯，請即照準。
一連上了七道奏章，總是不見批答，又因為尊崇本生的話，乃是韓琦發起又上疏參他專權導谀，請免職治罪；又參歐陽修首倡雅議，媚君邀寵，請與附會不正的曾公亮、趙概一同貶谪。
英宗隻是置之不理。
後來還是太後見群臣們永遠堅持下去，不是個道理，便下一道手诏道：吾聞群臣議請皇帝崇封濮安懿王，至今未見施行。
吾載閱前史，乃知自有故事。
濮安懿王，谯國夫人王氏，襄國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
濮安懿王稱皇，王氏、韓氏、任氏并稱後，特此手谕，其各欽遵。
中書處奉到手诏，呈于英宗。
英宗又下诏辭讓一番，然後定議稱濮王為親，在墳園立廟，封濮王次子宗樸為濮國公；濮王名字，臣民均須敬避。
一場聚訟才算了結。
當下呂誨等一班禦史，因朝廷不用他們的條陳，一齊繳還诰敕，回家待罪。
英宗令人送還他們，呂誨等又複固辭，且言與輔臣勢難兩立。
英宗又轉問韓琦、歐陽修如何可處置？兩人同聲奏道：“禦史等以為勢難兩立。
陛下如以臣等為有罪，當留禦史，黜退臣等。
”英宗默然不答，到了次日，下诏徙呂誨知蕲州，範純仁通判安州，呂大防知休甯縣。
司馬光等上疏乞留呂誨等，不報，又請與俱貶，亦不準。
侍讀呂公著上言陛下即位二年，屢黜言官，何以風示天下。
英宗不從，呂公著因乞外調，遂出知蔡州。
一番大争論，從此罷休。
治平三年十一月，英宗病又複發，韓琦入内問候，請早立太子，以安衆心。
英宗點頭。
韓琦取過筆硯，英宗勉強寫了“立大大王為皇太子”八個字，便将筆放下。
韓琦道：“一定是颍王了，還要請陛下寫明。
”英宗又批了“颍王顼”三個字，就倒在枕上。
韓琦傅學士承旨張方子到福甯殿，草拟立太子制書。
此時英宗病已甚重，制書草就，隻能親筆寫了個“顼”字，發将出去，到了來年正月，遂崩于福甯殿。
太子顼即皇帝位，是為神宗，尊皇太後為太皇太後，皇後為皇太後，立向氏為皇後。
這時乃是宋朝人才最盛之際。
一班君子，如韓富文、趙範呂等人相繼用事。
神宗初即位時，又授吳奎參知政事，司馬光為翰林學士，都是一時之彥。
但是從來說的“物極必反，消長盈虛，互為乘除。
”乃是一定的道理。
那神宗銳意圖治，雖然人才濟濟。
他還以為未足，忽然想起王安石來，立刻傳谕執政，召他即日來京陛見。
等了許久，總不見來，神宗問輔臣道：“朕在藩邸久聞王安石的名字，先帝也曾屢次辟召他，總托病不來。
朕疑他是個狂妄之人，現在又不肯應召，究竟是真有病麼？” 曾公亮道：“王安石有宰相之才，必不至于欺罔朝廷。
”吳奎進言道：“臣從前在外任時，曾與安石同事，其人護非自用，所以又多于闊，不近人情，萬一重用，必安紊亂朝綱。
”神宗如何肯聽，又下诏旨，命王安石知江甯府。
當诏書下去的時候，群臣都料定王安石一定不肯屈就，這道诏書又是白下的。
哪裡知道，竟有出入意料之事呢。
未知何事出人意料，且聽下回分解。
皇上天恩浩蕩，姑從寬典，發往蕲州安置，你可從速啟行。
”任守忠在下面，隻是叩頭，哪裡敢說一句話。
韓琦遂把敕書取出，填了守忠的名字，立命押解起程。
衆人才明白韓琦用空白敕書，是因為任守忠勢力浩大，倘若露了風聲，不但有人前來救情，恐有甚變故，所以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辦理此事。
守忠既去，又追究餘黨史昭錫等十餘人，一概充發出去。
中外人心為之大快。
英宗親政之後，首先下诏，命廷臣會議追尊本生父濮王典禮。
群臣奉诏，很覺為難，沒人敢開口議論。
獨知谏院司馬光，援史評駁，說是漢宣帝為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
光武上繼元帝，亦沒有追尊巨鹿南頓君，這是萬世一定的道理，不可以移易的。
于是翰林學士王圭等，就照着司馬光話說，略加增改，議奏上去。
中書處嫌他們議得不甚詳細，究竟濮王應該怎樣稱呼用名不用名，發下再議。
王圭等又奏稱濮王為仁宗之兄，宣稱為皇伯父而不名。
歐陽修以為議得不妥，援據《喪服大記》，撰成《為後》或《問上下》二篇，大旨說是身為人後，應為父母降服，三年為期；惟不設父母原稱，這就是服可降，名不可設的意思。
若本生父改稱皇伯，曆考前代，均無典據，即如漢宣帝及光武帝，亦皆稱父為皇考，未嘗稱皇伯，至進封大國，尤于禮不合，請下尚書省集三省禦史台議。
太後也下手诏，說執政處事寡斷，徒起紛（阝奴）。
英宗隻得将此事擱起，等考得确實典故再說。
轉眼便是一年，這一年裡面，禦史呂誨、範純仁、呂大防，先後上疏固争，都說王圭等所議不錯，請即照準。
一連上了七道奏章，總是不見批答，又因為尊崇本生的話，乃是韓琦發起又上疏參他專權導谀，請免職治罪；又參歐陽修首倡雅議，媚君邀寵，請與附會不正的曾公亮、趙概一同貶谪。
英宗隻是置之不理。
後來還是太後見群臣們永遠堅持下去，不是個道理，便下一道手诏道：吾聞群臣議請皇帝崇封濮安懿王，至今未見施行。
吾載閱前史，乃知自有故事。
濮安懿王，谯國夫人王氏，襄國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
濮安懿王稱皇，王氏、韓氏、任氏并稱後，特此手谕，其各欽遵。
中書處奉到手诏，呈于英宗。
英宗又下诏辭讓一番，然後定議稱濮王為親，在墳園立廟，封濮王次子宗樸為濮國公；濮王名字，臣民均須敬避。
一場聚訟才算了結。
當下呂誨等一班禦史，因朝廷不用他們的條陳，一齊繳還诰敕，回家待罪。
英宗令人送還他們，呂誨等又複固辭，且言與輔臣勢難兩立。
英宗又轉問韓琦、歐陽修如何可處置？兩人同聲奏道：“禦史等以為勢難兩立。
陛下如以臣等為有罪，當留禦史，黜退臣等。
”英宗默然不答，到了次日，下诏徙呂誨知蕲州，範純仁通判安州，呂大防知休甯縣。
司馬光等上疏乞留呂誨等，不報，又請與俱貶，亦不準。
侍讀呂公著上言陛下即位二年，屢黜言官，何以風示天下。
英宗不從，呂公著因乞外調，遂出知蔡州。
一番大争論，從此罷休。
治平三年十一月，英宗病又複發，韓琦入内問候，請早立太子，以安衆心。
英宗點頭。
韓琦取過筆硯，英宗勉強寫了“立大大王為皇太子”八個字，便将筆放下。
韓琦道：“一定是颍王了，還要請陛下寫明。
”英宗又批了“颍王顼”三個字，就倒在枕上。
韓琦傅學士承旨張方子到福甯殿，草拟立太子制書。
此時英宗病已甚重，制書草就，隻能親筆寫了個“顼”字，發将出去，到了來年正月，遂崩于福甯殿。
太子顼即皇帝位，是為神宗，尊皇太後為太皇太後，皇後為皇太後，立向氏為皇後。
這時乃是宋朝人才最盛之際。
一班君子，如韓富文、趙範呂等人相繼用事。
神宗初即位時，又授吳奎參知政事，司馬光為翰林學士，都是一時之彥。
但是從來說的“物極必反，消長盈虛，互為乘除。
”乃是一定的道理。
那神宗銳意圖治，雖然人才濟濟。
他還以為未足，忽然想起王安石來，立刻傳谕執政，召他即日來京陛見。
等了許久，總不見來，神宗問輔臣道：“朕在藩邸久聞王安石的名字，先帝也曾屢次辟召他，總托病不來。
朕疑他是個狂妄之人，現在又不肯應召，究竟是真有病麼？” 曾公亮道：“王安石有宰相之才，必不至于欺罔朝廷。
”吳奎進言道：“臣從前在外任時，曾與安石同事，其人護非自用，所以又多于闊，不近人情，萬一重用，必安紊亂朝綱。
”神宗如何肯聽，又下诏旨，命王安石知江甯府。
當诏書下去的時候，群臣都料定王安石一定不肯屈就，這道诏書又是白下的。
哪裡知道，竟有出入意料之事呢。
未知何事出人意料，且聽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