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極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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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植，世俗世界對這種文化就越是聽之任之，越來越不把它視為一種必須，一種每天必吃的面包，而看成是一種外星來的物體，又像是一種值得向人炫耀的珍貴古董；當然這種古董暫時不舍得丢棄，卻因為缺乏實用價值而甯肯束之高閣。
大多數人都不了解内情，依然信任卡斯塔裡的道德和精神氣氛，但事實上，這一切早已失卻生命力，對實際生活毫無作用了。
全國人民對卡斯塔裡學園的興趣，對各種教育設施，包括對玻璃球遊戲的關心，也如同卡斯塔裡人對全國人民的生活與命運的關心一般，全都在不斷往下低落。
錯誤當然咎在雙方，他心裡早就清楚，但是他如今身為玻璃球遊戲大師，卻盡與卡斯塔裡人和玻璃球遊戲專家們打交道，這一事實讓他内心優傷。
因而他才日益更加緻力于初級遊戲課程，更加願意教授幼小的學生——是啊，學生的年齡越小，他們與整個外界生活的聯系也會越多，他們訓練調教的局限性也就越少。
他常常察覺自己狂熱地渴望那個世俗世界、普通人以及純樸自然的生活——盡管那個存在于外邊的世界他全然陌生無知。
當然，我們大多數人也有過大緻類似的渴望，向往某種虛空的東西，向往一種更為清淡的空氣，就連最高教育當局也熟悉這一難題，也曾不斷想方設法尋求解決這一難題的途徑，例如加強體操訓練和體育遊戲，試驗推行各種手藝勞作和園藝勞動等等。
倘若我們的觀察正确，我們敢說宗教團體當局最近一段時期出現了新傾向，撤消了某些過度培養的專門科目，以利于強化靜坐訓練，那麼不是懷疑分子和抹黑者，不是叛離團體的人，也會承認克乃西特的看法是正确的，因為他早于我們很久之前便已清楚看出：我們這架既複雜又敏感的共和國機器，業已老邁不堪，不少器官均急需更新了。
剛才已經提到，克乃西特就任大師職務第二年便又恢複了曆史研究工作。
除了研究卡斯塔裡曆史外，主要是研讀約可布斯神父論述本笃會教派的各種大大小小的著作。
此外，他還常尋找機會與杜波依斯先生和一位來自科普海姆的語言學家（常以秘書身份參加教育當局的會議）交流對曆史問題的看法，從而引發他們對曆史的新的興趣。
對克乃西特來說，這種交談不僅愉快，而且是令人振奮的休閑。
他在日常工作中非常缺乏這類交談機會，老實說，他日常接觸的人當中，最厭惡曆史的人就是他的朋友弗裡茲。
我們在一堆材料裡發現一份記錄某次談話的筆記，德格拉裡烏斯發表了激烈的言論，認為曆史絕不是卡斯塔裡人值得研究的題目。
“人們當然可以用機智的、消遣的，必要時也可以用慷慨激昂的語氣闡釋曆史，談論曆史哲學，議論曆史如同議論其他哲學一樣，自有許多樂趣，因此，如果有人願意以此自娛，發言者絲毫也不反對。
但是這～事物本身，人們娛樂的對象-一也就是所謂曆史，卻是又醜惡又可怖，同時也是無聊乏味的東西。
發言者無法理解，居然有人樂意從事這方面的工作。
曆史的唯一内容便是人類的自私自利和無限的權力鬥争，他們總是過高地評價這類鬥争，把它們吹得天花亂墜，實際上追求的隻是殘酷的、獸性的物質權力——這并不是卡斯塔裡人理想世界裡的東西，或者應該說是卡斯塔裡人所渺視的東西。
世俗世界的曆史不過是無窮無盡一長串無聊乏味的弱肉強食的記錄而已。
如果把人類真正的曆史，也即把沒有時間性的精神曆史，與老朽愚蠢的權力鬥争以及明目張膽地往上爬等相提并論或者試圖進行由此及彼的闡釋，這種做法本身就是對精神思想的反叛。
這使我聯想到十九世紀或者二十世紀一個散布很廣的宗教派别，凡是其中虔誠的信徒都相信：古時候人們供奉神抵敬獻祭品，建造神殿，傳播神話，以及從事其他各種各樣的美妙活動，全都是食物或工作不足或過多的結果，是工資和面包價格失衡的結果。
換句話說，一切藝術和宗教不過是些門面裝飾，所謂超越人類之上的思想意識歸根結蒂完全取決于饑餓和食物。
” 克乃西特聽完這番議論，逗樂似地問道：“難道人類的思想史、文化史、藝術史不算曆史麼？它們和其他曆史之間不存在絲毫關系麼？” “不存在任何關系的，”他的朋友激烈地叫嚷道，“這正是我要否定的。
世界史隻是一部賽跑史，為求利，為抓權，為奪寶而進行的賽跑，凡是好運當頭，又可當權又可得利的人，都不會錯過自己的機會。
而一切思想、文化和藝術的行為則恰恰與之相反，總是努力掙脫時代的奴役，盡力從人類懶惰和本能的糞坑中掙脫出來，抵達一個純然不同的層次，進入一個無時間性的、永恒的神性境界，這些活動絕對而完全地反曆史，是非曆史的。
” 克乃西特聽任德格拉裡烏斯講夠後，對這通宣洩之同一笑而已，随即便平靜地為他們的對話作了一個結淪：“你愛好精神和文化産品，這值得欽佩！但是，精神文化的創造工作并非如某些人認為的那樣，是人人都能夠參與的工作。
柏拉圖的對話錄或者伊薩克的合唱曲——一切被我們稱為精神産品或者藝術著作或者任何具體化了的思想，都是創作者追求淨化和自由而鬥争的最後結果。
正如你方才所說，都是無時間性，掙脫了時代奴役，進入了永恒自在境界的東西，一般說來，凡是其中最完美無瑕的作品，都似經過大浪淘沙般，洗盡了人間紛争痕迹的。
我們能夠擁有這些作品是我們的巨大幸福，是的，我們卡斯塔裡人幾乎純因它們而活着，我們要做的唯一創造性工作就是再現它們，我們要持久地活在那種超越時空和紛争的境界裡，這一切正是作品得以誕生的基礎，而沒有這些作品，我們大概就一無所知。
我們還努力超凡脫俗，或者也可以用你喜歡的說法：不斷地深入抽象概括。
我們在自己的玻璃球遊戲裡，把那些聖哲和藝術家的作品分解為一個個原始組成部分，抽象出它們的風格、模式及其升華了的意義，随後予以解剖分析，就像這些組成部分都是積木一般。
當然，一切都是美好的工作，沒有人為此發生争執。
然而，并非每個人都能夠一輩子隻是呼吸、吃喝在抽象之中。
在值得華爾采爾的教師們産生興趣的工作中，曆史研究應該處于優先地位：因為它可以和現實生活打交道。
抽象化确乎很吸引人，但是我認為，生而為人也必須呼吸空氣，也必須吃飯才對。
” 克乃西特經常抽空去短暫看望老音樂大師。
這位可敬的老人已明顯地衰老，很久以來便完全喪失了說話習慣，但是那種清明愉悅的平靜狀态卻一直保持到最後時刻。
他沒有病倒，他的逝世也決非尋常的死亡，而是一種漸進的精神化——肉體的物質存在與功能的日益消失，與此同時，他的生命力最終越來越集中于雙眼的目光，還有那消瘦枯萎臉上淡淡的光輝裡。
這已是蒙特坡大多數居民十分熟悉而且敬重的景象，卻隻有少數人，如克乃西特、費羅蒙梯和年輕的彼特洛斯能夠有幸沐浴在一個無私的純淨生命之落日餘輝和慈光中。
這少數幾個人每回總是先作好準備，集中精神，随後再進入老大師坐在躺椅上的小屋内，這才得以踏進這種超塵脫俗的慈祥光圈中，與無言的老人共同感受和諧完美的境界。
他們逗留在這個水晶般透明清澈的靈魂的氣氛裡，好似置身于受到無形慈光普照的王國裡，他們在這一極樂的時刻與老人共同谛聽着非塵世的神秘音樂，而後帶着清純的心情和充沛精力回轉自己的日常生活，好似從一座高山的巅頂下到人間一般。
有一天，克乃西特收到了訃告。
他匆匆趕到蒙特坡，看到老人安祥地躺在靈床上，瘦削的臉容凝縮為一幅靜谧的古日耳曼或者古阿拉伯的文字圖案，雖然無法辨認，卻仍然向人們散放着微笑和極樂的幸福。
克乃西特繼音樂大師和費羅蒙梯之後在葬禮上緻悼詞，他沒有講述這位光輝音樂聖哲的成就，沒有提他為人師表的偉大，更沒有說到他作為最高教育當局元老的仁愛智慧，而隻是講述他垂暮和臨終前的慈悲景象，談論他精神上的不朽之美，凡是曾與他共度最後時光的人都享受過他的恩典。
我們從許多材料中了解到克乃西特極想替老音樂大師寫傳，卻因公務繁重，無暇抽身。
他早已習慣于克制自己的私人願望了。
克乃西特有一次曾對一位教師說：“很可惜，學生們不能夠完全明白自己目前的生活多麼豐富和快樂。
我做學生的時候也和他們一樣。
我們忙着研究，忙着工作。
我們不浪費時間，自以為稱得上勤奮好學，——但是我們幾乎不清楚自己做這一切究竟為了什麼，也不知道我們利用這種自由能夠做些什麼。
随後，突然接到了宗教當局的召喚，派給了我們任務，一個教職、一個使命、一個官位，從此升到了更高的地位，不料就此陷入了公務和責任的羅網，人們越是想掙脫，卻被圍困得越緊，其實都是
大多數人都不了解内情，依然信任卡斯塔裡的道德和精神氣氛，但事實上，這一切早已失卻生命力，對實際生活毫無作用了。
全國人民對卡斯塔裡學園的興趣，對各種教育設施，包括對玻璃球遊戲的關心，也如同卡斯塔裡人對全國人民的生活與命運的關心一般，全都在不斷往下低落。
錯誤當然咎在雙方，他心裡早就清楚，但是他如今身為玻璃球遊戲大師，卻盡與卡斯塔裡人和玻璃球遊戲專家們打交道，這一事實讓他内心優傷。
因而他才日益更加緻力于初級遊戲課程，更加願意教授幼小的學生——是啊，學生的年齡越小，他們與整個外界生活的聯系也會越多，他們訓練調教的局限性也就越少。
他常常察覺自己狂熱地渴望那個世俗世界、普通人以及純樸自然的生活——盡管那個存在于外邊的世界他全然陌生無知。
當然，我們大多數人也有過大緻類似的渴望，向往某種虛空的東西，向往一種更為清淡的空氣，就連最高教育當局也熟悉這一難題，也曾不斷想方設法尋求解決這一難題的途徑，例如加強體操訓練和體育遊戲，試驗推行各種手藝勞作和園藝勞動等等。
倘若我們的觀察正确，我們敢說宗教團體當局最近一段時期出現了新傾向，撤消了某些過度培養的專門科目，以利于強化靜坐訓練，那麼不是懷疑分子和抹黑者，不是叛離團體的人，也會承認克乃西特的看法是正确的，因為他早于我們很久之前便已清楚看出：我們這架既複雜又敏感的共和國機器，業已老邁不堪，不少器官均急需更新了。
剛才已經提到，克乃西特就任大師職務第二年便又恢複了曆史研究工作。
除了研究卡斯塔裡曆史外，主要是研讀約可布斯神父論述本笃會教派的各種大大小小的著作。
此外，他還常尋找機會與杜波依斯先生和一位來自科普海姆的語言學家（常以秘書身份參加教育當局的會議）交流對曆史問題的看法，從而引發他們對曆史的新的興趣。
對克乃西特來說，這種交談不僅愉快，而且是令人振奮的休閑。
他在日常工作中非常缺乏這類交談機會，老實說，他日常接觸的人當中，最厭惡曆史的人就是他的朋友弗裡茲。
我們在一堆材料裡發現一份記錄某次談話的筆記，德格拉裡烏斯發表了激烈的言論，認為曆史絕不是卡斯塔裡人值得研究的題目。
“人們當然可以用機智的、消遣的，必要時也可以用慷慨激昂的語氣闡釋曆史，談論曆史哲學，議論曆史如同議論其他哲學一樣，自有許多樂趣，因此，如果有人願意以此自娛，發言者絲毫也不反對。
但是這～事物本身，人們娛樂的對象-一也就是所謂曆史，卻是又醜惡又可怖，同時也是無聊乏味的東西。
發言者無法理解，居然有人樂意從事這方面的工作。
曆史的唯一内容便是人類的自私自利和無限的權力鬥争，他們總是過高地評價這類鬥争，把它們吹得天花亂墜，實際上追求的隻是殘酷的、獸性的物質權力——這并不是卡斯塔裡人理想世界裡的東西，或者應該說是卡斯塔裡人所渺視的東西。
世俗世界的曆史不過是無窮無盡一長串無聊乏味的弱肉強食的記錄而已。
如果把人類真正的曆史，也即把沒有時間性的精神曆史，與老朽愚蠢的權力鬥争以及明目張膽地往上爬等相提并論或者試圖進行由此及彼的闡釋，這種做法本身就是對精神思想的反叛。
這使我聯想到十九世紀或者二十世紀一個散布很廣的宗教派别，凡是其中虔誠的信徒都相信：古時候人們供奉神抵敬獻祭品，建造神殿，傳播神話，以及從事其他各種各樣的美妙活動，全都是食物或工作不足或過多的結果，是工資和面包價格失衡的結果。
換句話說，一切藝術和宗教不過是些門面裝飾，所謂超越人類之上的思想意識歸根結蒂完全取決于饑餓和食物。
” 克乃西特聽完這番議論，逗樂似地問道：“難道人類的思想史、文化史、藝術史不算曆史麼？它們和其他曆史之間不存在絲毫關系麼？” “不存在任何關系的，”他的朋友激烈地叫嚷道，“這正是我要否定的。
世界史隻是一部賽跑史，為求利，為抓權，為奪寶而進行的賽跑，凡是好運當頭，又可當權又可得利的人，都不會錯過自己的機會。
而一切思想、文化和藝術的行為則恰恰與之相反，總是努力掙脫時代的奴役，盡力從人類懶惰和本能的糞坑中掙脫出來，抵達一個純然不同的層次，進入一個無時間性的、永恒的神性境界，這些活動絕對而完全地反曆史，是非曆史的。
” 克乃西特聽任德格拉裡烏斯講夠後，對這通宣洩之同一笑而已，随即便平靜地為他們的對話作了一個結淪：“你愛好精神和文化産品，這值得欽佩！但是，精神文化的創造工作并非如某些人認為的那樣，是人人都能夠參與的工作。
柏拉圖的對話錄或者伊薩克的合唱曲——一切被我們稱為精神産品或者藝術著作或者任何具體化了的思想，都是創作者追求淨化和自由而鬥争的最後結果。
正如你方才所說，都是無時間性，掙脫了時代奴役，進入了永恒自在境界的東西，一般說來，凡是其中最完美無瑕的作品，都似經過大浪淘沙般，洗盡了人間紛争痕迹的。
我們能夠擁有這些作品是我們的巨大幸福，是的，我們卡斯塔裡人幾乎純因它們而活着，我們要做的唯一創造性工作就是再現它們，我們要持久地活在那種超越時空和紛争的境界裡，這一切正是作品得以誕生的基礎，而沒有這些作品，我們大概就一無所知。
我們還努力超凡脫俗，或者也可以用你喜歡的說法：不斷地深入抽象概括。
我們在自己的玻璃球遊戲裡，把那些聖哲和藝術家的作品分解為一個個原始組成部分，抽象出它們的風格、模式及其升華了的意義，随後予以解剖分析，就像這些組成部分都是積木一般。
當然，一切都是美好的工作，沒有人為此發生争執。
然而，并非每個人都能夠一輩子隻是呼吸、吃喝在抽象之中。
在值得華爾采爾的教師們産生興趣的工作中，曆史研究應該處于優先地位：因為它可以和現實生活打交道。
抽象化确乎很吸引人，但是我認為，生而為人也必須呼吸空氣，也必須吃飯才對。
” 克乃西特經常抽空去短暫看望老音樂大師。
這位可敬的老人已明顯地衰老，很久以來便完全喪失了說話習慣，但是那種清明愉悅的平靜狀态卻一直保持到最後時刻。
他沒有病倒，他的逝世也決非尋常的死亡，而是一種漸進的精神化——肉體的物質存在與功能的日益消失，與此同時，他的生命力最終越來越集中于雙眼的目光，還有那消瘦枯萎臉上淡淡的光輝裡。
這已是蒙特坡大多數居民十分熟悉而且敬重的景象，卻隻有少數人，如克乃西特、費羅蒙梯和年輕的彼特洛斯能夠有幸沐浴在一個無私的純淨生命之落日餘輝和慈光中。
這少數幾個人每回總是先作好準備，集中精神，随後再進入老大師坐在躺椅上的小屋内，這才得以踏進這種超塵脫俗的慈祥光圈中，與無言的老人共同感受和諧完美的境界。
他們逗留在這個水晶般透明清澈的靈魂的氣氛裡，好似置身于受到無形慈光普照的王國裡，他們在這一極樂的時刻與老人共同谛聽着非塵世的神秘音樂，而後帶着清純的心情和充沛精力回轉自己的日常生活，好似從一座高山的巅頂下到人間一般。
有一天，克乃西特收到了訃告。
他匆匆趕到蒙特坡，看到老人安祥地躺在靈床上，瘦削的臉容凝縮為一幅靜谧的古日耳曼或者古阿拉伯的文字圖案，雖然無法辨認，卻仍然向人們散放着微笑和極樂的幸福。
克乃西特繼音樂大師和費羅蒙梯之後在葬禮上緻悼詞，他沒有講述這位光輝音樂聖哲的成就，沒有提他為人師表的偉大，更沒有說到他作為最高教育當局元老的仁愛智慧，而隻是講述他垂暮和臨終前的慈悲景象，談論他精神上的不朽之美，凡是曾與他共度最後時光的人都享受過他的恩典。
我們從許多材料中了解到克乃西特極想替老音樂大師寫傳，卻因公務繁重，無暇抽身。
他早已習慣于克制自己的私人願望了。
克乃西特有一次曾對一位教師說：“很可惜，學生們不能夠完全明白自己目前的生活多麼豐富和快樂。
我做學生的時候也和他們一樣。
我們忙着研究，忙着工作。
我們不浪費時間，自以為稱得上勤奮好學，——但是我們幾乎不清楚自己做這一切究竟為了什麼，也不知道我們利用這種自由能夠做些什麼。
随後，突然接到了宗教當局的召喚，派給了我們任務，一個教職、一個使命、一個官位，從此升到了更高的地位，不料就此陷入了公務和責任的羅網，人們越是想掙脫，卻被圍困得越緊，其實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