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宗教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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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塔裡持批評态度，認為其宗教團體組織是對基督教模式的一種仿效，而且歸根結蒂還是一種亵讀神明的仿效。
是的J因為這個卡斯塔裡團體既無宗教，又無上帝，也無教堂作為自己的基礎。
克乃西特恭恭敬敬地聆聽着這些批評，隻是不時提請對方考慮，不論是宗教、上帝，還是教堂，除去本笃會派和羅馬天主教所持的宗教觀點之外，還可能有其他不同教派，存在着不同觀點，因此無論是否定其宗旨和奮鬥的純潔性，還是否定其對人類精神生活的深刻影響，都可能是不對的。
“完全正确，”約可布斯說道，“您肯定首先想到了基督新教的信徒們。
他們雖然未能保存宗教和教堂，卻常常表現得非常勇敢，也出了一些傑出人物。
我曾花費好幾年工夫主要研究各種敵對基督教教派和教堂間試圖和解修好的多次不同形式嘗試，尤其是一七零零年左右那個時期，我們發現許多著名人物，例如哲學家和數學家萊布尼茲以及脾氣古怪的辛岑道夫，都曾緻力于使敵對教派重新和好。
而整個十八世紀，其精神思想雖常常顯露出草率和膚淺，但還是給後人留下了又有趣又意義豐富的思想史。
而我對那個時期的新教徒最感興趣也最下功夫研究。
我發現了他們中的一個卓越人物，他是一個語言學家、教師和教育學家，此外還是施瓦本地區一個虔信派教徒，他的道德影響整整兩個世紀内都清清楚楚有據可查——不過我們已越出談論範圍，現在讓我們回到什麼是真正宗教團體的正統性和曆史使命問題上來吧……” “啊，等一等，”克乃西特失聲喊道，“請您再講講您方才提到的那位教師，我想自己大概猜到是誰了。
” “您猜是誰。
” “我起初以為是哈勒市的弗蘭凱，可你說這位教師是施瓦本人，那麼我想隻可能是約翰·阿爾布萊希特·本格爾啦。
” 老人大聲笑起來，喜悅使他容光煥發。
“你可真讓我吃驚，親愛的朋友，”老人愉快地叫道，“我腦子裡想的果真是本格爾。
你是從哪裡知道他的？或者在貴學區裡的人理所當然應熟知這類生僻和已被遺忘的人和事？倘若你拿這個問題去詢問本修道院裡所有的修士、教師和學生，包括前幾輩的人，我敢保證，大概不會有任何人知道這個名字。
” “在卡斯塔裡也沒有多少人知道他，也許隻有我和我的兩位朋友。
有一段時間，我因個人愛好研究過十八世紀的虔信派思想。
對幾位施瓦本神學家有深刻印象，也十分景仰，尤其是這位本格爾。
當時我認為他堪稱一切教師的楷模和青年人的導師。
我當時極喜歡他，以緻請人攝制了一本古書裡的本格爾畫像，在我的書桌上供了很長時期。
“ 約可布斯神父又開懷大笑，“我們今天相逢真是吉星高照，”他說道，“多麼奇特的現象，我們兩人在研究過程中竟然不約而同碰上了這位已被遺忘的人物。
更為奇特的也許還是下列情況：這位施瓦本新教徒居然同時影響了一個天主教本笃會僧侶和一個卡斯塔裡玻璃球遊戲者。
順便說一下，在我的想象中，貴會的玻璃球遊戲是一種需要豐富想象力的遊戲，因此我很驚訝，像本格爾那樣嚴格而冷靜的人竟如此吸引你。
” 現在輪到克乃西特開心大笑起來。
“好吧，”他接着說，“您若回憶一下本格爾曾多年從事的聖約翰啟示錄研究工作，以及他對這部書的預言内容所作的體系性闡釋，那你就不得不承認我們這位朋友恰是嚴肅的對立面呢。
” “這話不錯，”約可布斯神父愉快地承認說，随後他又問道：“那麼您如何解釋這種矛盾呢？” “如果您允許我開玩笑，那麼我就要說：本格爾所欠缺的，以及他内心裡不自覺地渴求的，正是玻璃球遊戲。
事實上我已把他列為我們玻璃球遊戲的秘密先驅者和老前輩了。
” 約可布斯神父又恢複了嚴肅态度，謹慎地問道：“這似乎有點膽大妄為，竟然把本格爾歸入貴會的譜系。
不知您對我的見解評價如何？” “我說過這是一個玩笑，卻也是一個有理可據的玩笑。
本格爾很年輕的時候，還在他從事那項重大《聖經》研究工作之前，有一次曾向他的朋友們談起自己的工作規劃。
他說他希望撰寫一部百科全書式的著作，也即是說他想把那個時代的一切知識以綜合和對稱方式排列組合在一種中心思想之下。
這個想法正是玻璃球遊戲在做的事呢。
” “歸根結蒂這是整個十八世紀都在進行的百科全書式思想遊戲。
”老人反駁說。
一事實如此，一克乃西特表示同意。
一但是本格爾所力圖達到的并不僅僅是各種學科和領域的并列研究，而是尋求一種有機的相互關系，他已啟程探找一種共同的公分母。
而這正是玻璃球遊戲最基本的觀點之一。
現在我還想進一步說說我的看法：倘若本格爾當年曾建立類似我們玻璃球遊戲的思想體系的話，他也許就不會誤入歧途，不會去換算什麼預言數字，不會宣稱自己反對基督和反對千年王國了。
本格爾未能完全尋找到能夠引導自己趨向他所渴求的聯合目标之道，卻以自己的數學天賦加上哲學才能創造了一種兼具細緻缜密和美麗幻想的‘時代秩序論’，花費了多年好時光。
“ “就說到這裡吧，”老人說，“好在您不是一個曆史學家。
您實在太過于依據幻想了。
不過我懂得您想說的東西。
我卻隻在自己專門領域裡賣弄學問。
” 這是一場互相獲益非淺的談話，增進了相互了解，也建立起了一種友誼關系。
在這位本笃會學者眼中，事情似乎并非巧合，或者至少應該說是一種非常特殊的巧合，因為他們兩人——他在本笃會，那位青年在卡斯塔裡——各自作着本領域的工作，卻發現了這同一位在符騰堡修道院執教的可憐教師，發掘出了這位既溫順又堅硬，既熱情又冷靜的人物。
老人認為，他們之間必然存在某種連接兩人的東西，因為這同一望不見的磁石的吸力實在太強大了。
那個以普賽爾奏鳴曲開場的傍晚之後，兩人間的無形橋梁已實實在在架起來了。
約可布斯覺得和這位頗有修養卻柔順好學的青年交換思想很愉快，這種樂趣對他而言是難得一遇的。
而克乃西特則覺得自己在與這位曆史學家的交往中，在領受教導的過程中，似乎在成長覺悟的道路上又邁上了一個新的階段，而他是視成長覺悟為自己生命之道的。
簡而言之，克乃西特從老人那裡學到了曆史，學到了曆史研究和撰寫曆史中的法則和矛盾，而在以後的幾年中又更一步學會了如何把現實和自己當前生活作為史實來觀察的本領。
他們之間的談話往往發展成一種道地的辯論，有抨擊，也有辯護，而且開始時自然總是約可布斯神父首先向對方發難。
老人對自己年輕朋友相知越深，就越為對方感到惋惜，這個如此有出息的青年非但沒有受到宗教教育培養，反而受到了一種虛假美學思想的熏陶。
每當他發現克乃西特思維方式上某些可資非議之處，就将之歸罪于卡斯塔裡的“時髦”精神，歸罪于它的不切實際，以及那種偏愛遊戲式抽象化的傾向。
而每當克乃西特令人驚異地以近乎自己思維方式的健康觀念與見解和他辯論時，老人就不禁狂喜萬分，因為自己年輕朋友的健康天性竟能如此頑強地抵禦卡斯塔裡的教育影響。
克乃西特十分平靜坦然地承受他對卡斯塔裡的種種批評，隻在這位老先生對自己過分激昂慷慨時，才冷靜地加以反駁。
應當說，這位學者卑薄卡斯塔裡的種種貶詞中，不乏令克乃西特必須承認的正确内容，其中有一點在他逗留瑪麗亞費爾期間已使他的觀點有了徹底改變。
這一點便是卡斯塔裡精神與世界曆史的關系問題，對此，約可布斯神父認為，卡斯塔裡人“完全欠缺曆史意識”。
“你們的數學家和玻璃球遊戲選手，”老人會這樣分析，“已經依照自己的口味為你們蒸餾出了一部世界曆史，其中僅有精神思想和藝術的曆史，你們的曆史沒有血肉和現實生活。
你們精确地知道拉丁語結構解體于第二世紀或者第三世紀期間，卻完全不理解亞曆山大，悄撒和耶稣。
你們探讨世界曆史就像一個數學家探讨數學，其中隻有定律和公式，卻沒有現實，沒有善與惡，沒有時代，沒有昨日也沒有明天，隻有一個永恒不變的、膚淺的、數學上的當前。
” “可是研究曆史而不對其進行次序整理，能寫出曆史嗎？” “撰寫曆史當然得進行歸納整理，”老人生氣地叫道。
“與其他事物不同，任何一種科學全都是一種整理，一種簡化，使人類難以消化理解的東西得以消化理解。
我們相信自己業已認識了若幹曆史法則，我們便可以嘗試做一些史實的研究工作。
這麼說吧，倘若一位解剖學家解剖一具屍體，一般說來不會碰到令他意外的情況，他會在表皮下層發現一塊塊的組織、肌肉、韌帶和骨骼，與他借以工作的簡圖一緻。
但是，如果這位解剖學家隻會照簡圖工作，而完全疏忽其解剖對象個人獨有的特殊真實的話，那麼他便是一個道地的卡斯塔裡人，一個玻璃球遊戲者，把數學法則用到了最不适用的對象身上了。
我個人認為，可以容許曆史學家将自己最感人的幼稚信念應用于整理曆史和研究方法上，但是還有一個最必不可少的先決條件，他必須尊重那不可理喻的真理、現實以及種種現象的獨特的一次性。
我親愛的朋友，研究曆史不是開玩笑，更不是不負責任的遊戲。
一個人想從事曆史研究，首先得明白自己試圖去做的是一種幾乎不可能完成，然而卻因其重要性而必須去做的最重要工作。
所謂研究曆史，亦即是說他會面對一片混沌，然而卻得持有維護秩序和意義的信念。
年輕人，這是一種十分嚴肅的工作，也許還是一種悲劇性的工作。
“ 克乃西特當年給朋友們的書信中大量引用了約可布斯神父的言論，有一段最具代表性，原話如下：“在青年人眼中，世界曆史上的偉大人物就好像曆史大蛋糕裡的葡萄于，毫無疑問，他們也屬于其實質性主體，但是要想把真正的偉人和表面上的虛假偉人區别開來，絕不像人們以為的那麼簡單和容易。
虛假偉人之能夠脫穎而出，在于曆史機遇以及他們推測和抓住這個曆史關鍵時刻的本領。
有許多曆史學家和傳記作家，更毋庸說那些新聞記者了，都把他們這種預知和把握某個曆史關鍵時刻的能力稱之為：一蹴而就的成功，并說成是偉大人物的一種标記。
某個一夜之間變成了獨裁者的微不足道的下士，或者某個曾經一度控制了一個世界統治者喜怒哀樂的妓女，都是這類曆史學家偏愛的角色。
與他們相反，那些耽于理想的年輕人，則大都偏愛悲劇性的失敗者，殉道者，在重要曆史時刻不是出場稍早就是略遲一步。
對我來說，由于我畢竟首先是本笃會的曆史學家，因而世界曆史中最能夠吸引我，令我驚奇，讓我覺得值得研究的東西，既不是個别人物，也不是軍事政變之類，我不關心他們的興衰成敗，我所
是的J因為這個卡斯塔裡團體既無宗教，又無上帝，也無教堂作為自己的基礎。
克乃西特恭恭敬敬地聆聽着這些批評，隻是不時提請對方考慮，不論是宗教、上帝，還是教堂，除去本笃會派和羅馬天主教所持的宗教觀點之外，還可能有其他不同教派，存在着不同觀點，因此無論是否定其宗旨和奮鬥的純潔性，還是否定其對人類精神生活的深刻影響，都可能是不對的。
“完全正确，”約可布斯說道，“您肯定首先想到了基督新教的信徒們。
他們雖然未能保存宗教和教堂，卻常常表現得非常勇敢，也出了一些傑出人物。
我曾花費好幾年工夫主要研究各種敵對基督教教派和教堂間試圖和解修好的多次不同形式嘗試，尤其是一七零零年左右那個時期，我們發現許多著名人物，例如哲學家和數學家萊布尼茲以及脾氣古怪的辛岑道夫，都曾緻力于使敵對教派重新和好。
而整個十八世紀，其精神思想雖常常顯露出草率和膚淺，但還是給後人留下了又有趣又意義豐富的思想史。
而我對那個時期的新教徒最感興趣也最下功夫研究。
我發現了他們中的一個卓越人物，他是一個語言學家、教師和教育學家，此外還是施瓦本地區一個虔信派教徒，他的道德影響整整兩個世紀内都清清楚楚有據可查——不過我們已越出談論範圍，現在讓我們回到什麼是真正宗教團體的正統性和曆史使命問題上來吧……” “啊，等一等，”克乃西特失聲喊道，“請您再講講您方才提到的那位教師，我想自己大概猜到是誰了。
” “您猜是誰。
” “我起初以為是哈勒市的弗蘭凱，可你說這位教師是施瓦本人，那麼我想隻可能是約翰·阿爾布萊希特·本格爾啦。
” 老人大聲笑起來，喜悅使他容光煥發。
“你可真讓我吃驚，親愛的朋友，”老人愉快地叫道，“我腦子裡想的果真是本格爾。
你是從哪裡知道他的？或者在貴學區裡的人理所當然應熟知這類生僻和已被遺忘的人和事？倘若你拿這個問題去詢問本修道院裡所有的修士、教師和學生，包括前幾輩的人，我敢保證，大概不會有任何人知道這個名字。
” “在卡斯塔裡也沒有多少人知道他，也許隻有我和我的兩位朋友。
有一段時間，我因個人愛好研究過十八世紀的虔信派思想。
對幾位施瓦本神學家有深刻印象，也十分景仰，尤其是這位本格爾。
當時我認為他堪稱一切教師的楷模和青年人的導師。
我當時極喜歡他，以緻請人攝制了一本古書裡的本格爾畫像，在我的書桌上供了很長時期。
“ 約可布斯神父又開懷大笑，“我們今天相逢真是吉星高照，”他說道，“多麼奇特的現象，我們兩人在研究過程中竟然不約而同碰上了這位已被遺忘的人物。
更為奇特的也許還是下列情況：這位施瓦本新教徒居然同時影響了一個天主教本笃會僧侶和一個卡斯塔裡玻璃球遊戲者。
順便說一下，在我的想象中，貴會的玻璃球遊戲是一種需要豐富想象力的遊戲，因此我很驚訝，像本格爾那樣嚴格而冷靜的人竟如此吸引你。
” 現在輪到克乃西特開心大笑起來。
“好吧，”他接着說，“您若回憶一下本格爾曾多年從事的聖約翰啟示錄研究工作，以及他對這部書的預言内容所作的體系性闡釋，那你就不得不承認我們這位朋友恰是嚴肅的對立面呢。
” “這話不錯，”約可布斯神父愉快地承認說，随後他又問道：“那麼您如何解釋這種矛盾呢？” “如果您允許我開玩笑，那麼我就要說：本格爾所欠缺的，以及他内心裡不自覺地渴求的，正是玻璃球遊戲。
事實上我已把他列為我們玻璃球遊戲的秘密先驅者和老前輩了。
” 約可布斯神父又恢複了嚴肅态度，謹慎地問道：“這似乎有點膽大妄為，竟然把本格爾歸入貴會的譜系。
不知您對我的見解評價如何？” “我說過這是一個玩笑，卻也是一個有理可據的玩笑。
本格爾很年輕的時候，還在他從事那項重大《聖經》研究工作之前，有一次曾向他的朋友們談起自己的工作規劃。
他說他希望撰寫一部百科全書式的著作，也即是說他想把那個時代的一切知識以綜合和對稱方式排列組合在一種中心思想之下。
這個想法正是玻璃球遊戲在做的事呢。
” “歸根結蒂這是整個十八世紀都在進行的百科全書式思想遊戲。
”老人反駁說。
一事實如此，一克乃西特表示同意。
一但是本格爾所力圖達到的并不僅僅是各種學科和領域的并列研究，而是尋求一種有機的相互關系，他已啟程探找一種共同的公分母。
而這正是玻璃球遊戲最基本的觀點之一。
現在我還想進一步說說我的看法：倘若本格爾當年曾建立類似我們玻璃球遊戲的思想體系的話，他也許就不會誤入歧途，不會去換算什麼預言數字，不會宣稱自己反對基督和反對千年王國了。
本格爾未能完全尋找到能夠引導自己趨向他所渴求的聯合目标之道，卻以自己的數學天賦加上哲學才能創造了一種兼具細緻缜密和美麗幻想的‘時代秩序論’，花費了多年好時光。
“ “就說到這裡吧，”老人說，“好在您不是一個曆史學家。
您實在太過于依據幻想了。
不過我懂得您想說的東西。
我卻隻在自己專門領域裡賣弄學問。
” 這是一場互相獲益非淺的談話，增進了相互了解，也建立起了一種友誼關系。
在這位本笃會學者眼中，事情似乎并非巧合，或者至少應該說是一種非常特殊的巧合，因為他們兩人——他在本笃會，那位青年在卡斯塔裡——各自作着本領域的工作，卻發現了這同一位在符騰堡修道院執教的可憐教師，發掘出了這位既溫順又堅硬，既熱情又冷靜的人物。
老人認為，他們之間必然存在某種連接兩人的東西，因為這同一望不見的磁石的吸力實在太強大了。
那個以普賽爾奏鳴曲開場的傍晚之後，兩人間的無形橋梁已實實在在架起來了。
約可布斯覺得和這位頗有修養卻柔順好學的青年交換思想很愉快，這種樂趣對他而言是難得一遇的。
而克乃西特則覺得自己在與這位曆史學家的交往中，在領受教導的過程中，似乎在成長覺悟的道路上又邁上了一個新的階段，而他是視成長覺悟為自己生命之道的。
簡而言之，克乃西特從老人那裡學到了曆史，學到了曆史研究和撰寫曆史中的法則和矛盾，而在以後的幾年中又更一步學會了如何把現實和自己當前生活作為史實來觀察的本領。
他們之間的談話往往發展成一種道地的辯論，有抨擊，也有辯護，而且開始時自然總是約可布斯神父首先向對方發難。
老人對自己年輕朋友相知越深，就越為對方感到惋惜，這個如此有出息的青年非但沒有受到宗教教育培養，反而受到了一種虛假美學思想的熏陶。
每當他發現克乃西特思維方式上某些可資非議之處，就将之歸罪于卡斯塔裡的“時髦”精神，歸罪于它的不切實際，以及那種偏愛遊戲式抽象化的傾向。
而每當克乃西特令人驚異地以近乎自己思維方式的健康觀念與見解和他辯論時，老人就不禁狂喜萬分，因為自己年輕朋友的健康天性竟能如此頑強地抵禦卡斯塔裡的教育影響。
克乃西特十分平靜坦然地承受他對卡斯塔裡的種種批評，隻在這位老先生對自己過分激昂慷慨時，才冷靜地加以反駁。
應當說，這位學者卑薄卡斯塔裡的種種貶詞中，不乏令克乃西特必須承認的正确内容，其中有一點在他逗留瑪麗亞費爾期間已使他的觀點有了徹底改變。
這一點便是卡斯塔裡精神與世界曆史的關系問題，對此，約可布斯神父認為，卡斯塔裡人“完全欠缺曆史意識”。
“你們的數學家和玻璃球遊戲選手，”老人會這樣分析，“已經依照自己的口味為你們蒸餾出了一部世界曆史，其中僅有精神思想和藝術的曆史，你們的曆史沒有血肉和現實生活。
你們精确地知道拉丁語結構解體于第二世紀或者第三世紀期間，卻完全不理解亞曆山大，悄撒和耶稣。
你們探讨世界曆史就像一個數學家探讨數學，其中隻有定律和公式，卻沒有現實，沒有善與惡，沒有時代，沒有昨日也沒有明天，隻有一個永恒不變的、膚淺的、數學上的當前。
” “可是研究曆史而不對其進行次序整理，能寫出曆史嗎？” “撰寫曆史當然得進行歸納整理，”老人生氣地叫道。
“與其他事物不同，任何一種科學全都是一種整理，一種簡化，使人類難以消化理解的東西得以消化理解。
我們相信自己業已認識了若幹曆史法則，我們便可以嘗試做一些史實的研究工作。
這麼說吧，倘若一位解剖學家解剖一具屍體，一般說來不會碰到令他意外的情況，他會在表皮下層發現一塊塊的組織、肌肉、韌帶和骨骼，與他借以工作的簡圖一緻。
但是，如果這位解剖學家隻會照簡圖工作，而完全疏忽其解剖對象個人獨有的特殊真實的話，那麼他便是一個道地的卡斯塔裡人，一個玻璃球遊戲者，把數學法則用到了最不适用的對象身上了。
我個人認為，可以容許曆史學家将自己最感人的幼稚信念應用于整理曆史和研究方法上，但是還有一個最必不可少的先決條件，他必須尊重那不可理喻的真理、現實以及種種現象的獨特的一次性。
我親愛的朋友，研究曆史不是開玩笑，更不是不負責任的遊戲。
一個人想從事曆史研究，首先得明白自己試圖去做的是一種幾乎不可能完成，然而卻因其重要性而必須去做的最重要工作。
所謂研究曆史，亦即是說他會面對一片混沌，然而卻得持有維護秩序和意義的信念。
年輕人，這是一種十分嚴肅的工作，也許還是一種悲劇性的工作。
“ 克乃西特當年給朋友們的書信中大量引用了約可布斯神父的言論，有一段最具代表性，原話如下：“在青年人眼中，世界曆史上的偉大人物就好像曆史大蛋糕裡的葡萄于，毫無疑問，他們也屬于其實質性主體，但是要想把真正的偉人和表面上的虛假偉人區别開來，絕不像人們以為的那麼簡單和容易。
虛假偉人之能夠脫穎而出，在于曆史機遇以及他們推測和抓住這個曆史關鍵時刻的本領。
有許多曆史學家和傳記作家，更毋庸說那些新聞記者了，都把他們這種預知和把握某個曆史關鍵時刻的能力稱之為：一蹴而就的成功，并說成是偉大人物的一種标記。
某個一夜之間變成了獨裁者的微不足道的下士，或者某個曾經一度控制了一個世界統治者喜怒哀樂的妓女，都是這類曆史學家偏愛的角色。
與他們相反，那些耽于理想的年輕人，則大都偏愛悲劇性的失敗者，殉道者，在重要曆史時刻不是出場稍早就是略遲一步。
對我來說，由于我畢竟首先是本笃會的曆史學家，因而世界曆史中最能夠吸引我，令我驚奇，讓我覺得值得研究的東西，既不是個别人物，也不是軍事政變之類，我不關心他們的興衰成敗，我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