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三~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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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給新人聽。
我給小約翰·希金魯帕講了一個他老爸講給我聽的玩笑。
是這樣的:不管我在什麼地方,他老爸都可以問我:“你是海龜俱樂部的會員嗎?”凡聽到這個問題,我必須用最大的嗓門喊,“他媽的我當然是!” 反過來我也可以向他的老爸問同樣的問題。
有時在一些特别嚴肅、特别神聖的場合,如在新加盟的聯誼兄弟的宣誓會上,我可以在他耳邊輕聲問:“你是海龜俱樂部的會員嗎?”他不得不用最大的嗓門吼着回答,“他媽的我當然是!” 第四十五章 還有一個老笑話:“你好,我的名字是斯波爾丁①。
你一定玩過我的球了。
”②但現在這個笑話沒什麼效果,因為斯波爾丁已不再是體育用品的主要生産商,就像裡埃伯金獎啤酒已不再是中西部受歡迎的消遣麻醉品,也就像馮内古特五金公司已不再是非常實用的耐用品生産、零售商一樣。
一些更加充滿活力的競争對手将五金公司徹徹底底打垮了。
一九一九年修訂的美利堅合衆國憲法第十八條,使印第安納波利斯的釀酒業全部倒閉。
這一條款規定,任何生産、銷售、運輸酒精飲料,都是違法行為。
談到禁酒運動,印第安納波利斯的幽默家金·赫伯德③說,反正“比沒酒喝好”。
直到一九三三年,酒精飲料才開禁。
到那個時候,做私酒生意的阿爾·卡波恩已經擁有了芝加哥。
遭謀殺的未來總統的父親,約瑟夫·肯尼迪,已經是個百萬富翁。
展出我和喬·佩特羅第三作品的丹佛藝術展開幕後第二天是個星期天。
一大早,我從那邊最古老的一家名叫“牛津”的旅館房間裡醒來。
我知道自己身在何處,如何到達,就好像昨夜沒被外公的啤酒灌得酩酊大醉似的。
我穿上衣服,朝外走去。
人們還沒有起床,四周無人,也沒有移動的車輛。
如果自由意志選擇此時此地闖入,我失去平衡跌倒在地也不會有人從我身上踩過。
當自由意志闖入的時候,最好的處境也許是在非洲紮伊爾雨林當個姆布蒂人,或者俾格米人①。
離我旅館二百碼的地方,過去曾是這座城市跳蕩的心髒,它的心房心室,而現在隻剩下了軀殼。
我指的是火車客車站。
它建于一八八○年。
現在每天隻有兩班火車在那兒停站。
我本人是個老古董,仍然記得蒸汽機車雷聲般轟轟隆隆的音樂、哀鳴的汽笛、經過鐵軌接縫處車輪有節奏的嗒嗒聲,以及交岔道口由于多普勒②效應聽上去有起有落的警報鈴聲。
我也記得勞工鬥争史。
為了提高工資,為了得到尊重,為了更安全的工作條件,美國工人階級進行的第一次有效罷工,就是在鐵路上搞起來的。
再接着,是同煤礦、制鐵廠、紡織廠等等産業的老闆進行的鬥争。
工人們為這樣的鬥争付出了沉重的血的代價,但在我同一代的大多數作家看來,這樣的戰争,就如抗擊來犯的敵人一樣,是完全值得的。
我們有了大憲章,然後又有了獨立宣言.然後又有了人權宣言,然後又有了廢奴宣言,然後是一九二○年使婦女獲得選舉權的憲法第十九條,我們也總會有權衡經濟利益的辦法。
那應該是順理成章的事。
正是基于這樣的信仰,我們的作品中融進了那麼多的樂觀主義成分。
我甚至在一九九六年的講演中,還提議在憲法中增補如下兩條:第二十八條:每一個新生嬰兒都應得到熱誠歡迎,并得到關懷直至成年。
第二十九條:每一個需要工作的人都應該得到有意義的工作,得到能維持生活的工資。
然而,作為顧客、作為雇員、作為投資者,我們創造的是山一樣的紙面财富,财富如此之巨,一小部分掌管财富者可以成百萬、成億地從中撈取而不會礙着任何人。
顯然如此。
我們這一代的很多人對此十分失望。
我給小約翰·希金魯帕講了一個他老爸講給我聽的玩笑。
是這樣的:不管我在什麼地方,他老爸都可以問我:“你是海龜俱樂部的會員嗎?”凡聽到這個問題,我必須用最大的嗓門喊,“他媽的我當然是!” 反過來我也可以向他的老爸問同樣的問題。
有時在一些特别嚴肅、特别神聖的場合,如在新加盟的聯誼兄弟的宣誓會上,我可以在他耳邊輕聲問:“你是海龜俱樂部的會員嗎?”他不得不用最大的嗓門吼着回答,“他媽的我當然是!” 第四十五章 還有一個老笑話:“你好,我的名字是斯波爾丁①。
你一定玩過我的球了。
”②但現在這個笑話沒什麼效果,因為斯波爾丁已不再是體育用品的主要生産商,就像裡埃伯金獎啤酒已不再是中西部受歡迎的消遣麻醉品,也就像馮内古特五金公司已不再是非常實用的耐用品生産、零售商一樣。
一些更加充滿活力的競争對手将五金公司徹徹底底打垮了。
一九一九年修訂的美利堅合衆國憲法第十八條,使印第安納波利斯的釀酒業全部倒閉。
這一條款規定,任何生産、銷售、運輸酒精飲料,都是違法行為。
談到禁酒運動,印第安納波利斯的幽默家金·赫伯德③說,反正“比沒酒喝好”。
直到一九三三年,酒精飲料才開禁。
到那個時候,做私酒生意的阿爾·卡波恩已經擁有了芝加哥。
遭謀殺的未來總統的父親,約瑟夫·肯尼迪,已經是個百萬富翁。
展出我和喬·佩特羅第三作品的丹佛藝術展開幕後第二天是個星期天。
一大早,我從那邊最古老的一家名叫“牛津”的旅館房間裡醒來。
我知道自己身在何處,如何到達,就好像昨夜沒被外公的啤酒灌得酩酊大醉似的。
我穿上衣服,朝外走去。
人們還沒有起床,四周無人,也沒有移動的車輛。
如果自由意志選擇此時此地闖入,我失去平衡跌倒在地也不會有人從我身上踩過。
當自由意志闖入的時候,最好的處境也許是在非洲紮伊爾雨林當個姆布蒂人,或者俾格米人①。
離我旅館二百碼的地方,過去曾是這座城市跳蕩的心髒,它的心房心室,而現在隻剩下了軀殼。
我指的是火車客車站。
它建于一八八○年。
現在每天隻有兩班火車在那兒停站。
我本人是個老古董,仍然記得蒸汽機車雷聲般轟轟隆隆的音樂、哀鳴的汽笛、經過鐵軌接縫處車輪有節奏的嗒嗒聲,以及交岔道口由于多普勒②效應聽上去有起有落的警報鈴聲。
我也記得勞工鬥争史。
為了提高工資,為了得到尊重,為了更安全的工作條件,美國工人階級進行的第一次有效罷工,就是在鐵路上搞起來的。
再接着,是同煤礦、制鐵廠、紡織廠等等産業的老闆進行的鬥争。
工人們為這樣的鬥争付出了沉重的血的代價,但在我同一代的大多數作家看來,這樣的戰争,就如抗擊來犯的敵人一樣,是完全值得的。
我們有了大憲章,然後又有了獨立宣言.然後又有了人權宣言,然後又有了廢奴宣言,然後是一九二○年使婦女獲得選舉權的憲法第十九條,我們也總會有權衡經濟利益的辦法。
那應該是順理成章的事。
正是基于這樣的信仰,我們的作品中融進了那麼多的樂觀主義成分。
我甚至在一九九六年的講演中,還提議在憲法中增補如下兩條:第二十八條:每一個新生嬰兒都應得到熱誠歡迎,并得到關懷直至成年。
第二十九條:每一個需要工作的人都應該得到有意義的工作,得到能維持生活的工資。
然而,作為顧客、作為雇員、作為投資者,我們創造的是山一樣的紙面财富,财富如此之巨,一小部分掌管财富者可以成百萬、成億地從中撈取而不會礙着任何人。
顯然如此。
我們這一代的很多人對此十分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