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四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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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裔美國人感興趣，能構成願意掏錢購買的讀者群，要寫一部描寫家世的長篇小說，對我來說易如反掌。
如果寫，我将表現我外公事實上謀害了我的母親，以不斷欺騙的方式，非常非常緩慢地緻她于死地。
“叮兒——鈴，你這個狗娘養的！” 暫定書名：《飄》。
我父親那時是個家境普通的建築師。
他同我母親結婚時，政治要人、酒店老闆和其他印第安納波利斯德裔美國人社會的精華，給他們送了一大堆收藏品：水晶、絲麻織品、瓷器、銀器，甚至還有些金飾品。
山魯佐德！① 誰能懷疑即使在印第安納波利斯，也有自己世襲的貴族，擁有那些無用的收藏品，可與另一個半球上的蠢家夥們一比高低？大蕭條期間，這些收藏品在我哥哥、姐姐、我父親和我看來，像是一堆破爛。
這些東西現在就像肖利奇高中一九四○年同班的畢業生一樣，分散在四面八方。
AufWiedersehen②。
第四十二章 我總是無法把短篇小說的結尾寫得讓廣大讀者滿意。
在真實生活中，就如在時震後的重播階段一樣，人們不會改變，不會從錯誤中吸取教訓。
也不會道歉悔過。
而在短篇小說中，小說人物必須做這三件事中的至少兩樣，不然的話，還不如将這篇小說扔進美國文學藝術院門前用鐵鍊鎖在消防龍頭上的沒蓋的鐵絲垃圾簍裡。
沒問題，我可以這麼處理。
但是在我讓小說中的一個人物改變自己，并且／或者吸取了教訓，并且／或者道歉悔過之後，他周圍的人物都隻能像傻瓜似的站着。
這決不是告訴讀者演出到此結束的好辦法。
我本來就沒讓人把我生下來，但在我涉世未深的青少年時期，我向當時我的文學代理求教，如何不把所有人物弄死就讓小說結尾。
他是一份重要雜志的小說編輯，也是一家好萊塢電影制片廠的劇情顧問。
他說：“親愛的孩子，沒比這更簡單了：故事中的英雄騎上馬，迎着落日的餘晖漸漸遠去。
” 許多年後，他用一杆十二口徑獵槍自殺了。
另一個也是他客戶的朋友說，他根本不可能輕生，這與他的性格不符。
我回答道：“即使是經過軍事訓練的人，也不可能用獵槍意外把自己的腦袋打崩。
” 很多年以前——還是我在芝加哥大學當學生的那個久遠年代，我曾同我的論文指導老師談過一次話，泛泛地讨論藝術問題。
在那時候，我根本不知道我本人将來會涉足任何一種藝術領地。
他問：“你說藝術家是怎樣的人？” 我全然不知。
“藝術家，”他說，“是這樣一些人，他們坦言‘我沒有治理好國家、城市甚至自己婚姻的本事，但是老天在上，我能把這塊四方的帆布、這張八寸寬十一寸長的紙、這團黏土或這十二個音樂小節收拾得徹底到位！’” 說這話五年以後，他采取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臨近結束時希特勒的宣傳部長和他的老婆孩子所采取的同樣行動。
他吞下了氰化鉀。
我給他的寡婦寫了一封信，說跟他學習使我受益匪淺。
我沒有收到回信。
也許是因為她悲傷過度。
話又說回來，也可能是因她對他心懷不滿：自己挑了個省事的辦法先溜了。
就在今年夏天，我在一家中國餐館問作家威廉·斯泰倫①，整個地球上有多少人擁有我們所擁有的這些，也就是說生活還值得過下去。
我們兩人做了些計算，得出的結果是百分之十七。
第二天我同一個交識已久的老朋友在曼哈頓市中心散步。
他是個醫生，在貝勒維醫院專治各種得瘾的病人。
他的很多病人都是無家可歸的流浪者，而且是HIV陽性。
我同他講起我和斯泰倫得出的百分之十七。
他說他認為這個百分比出入不大。
我在别處寫到過，此人是個聖者。
我對聖人的定義是：他必須是個在不完美的社會中做出完美表現的人。
我問他貝勒維醫院的病人中為何沒有一半人去自殺。
他說他也曾為同樣的問題所困擾。
他有時候也問他們有沒有自毀的念頭。
當然他問得漫不經心，就好像是診斷過程中的例行手續。
他說他們幾乎無一例外地對這個問題感到吃驚，好像受了侮辱。
如此令人惡心的念頭從來沒有在他們的頭腦中出現過！ 正好在此時，我們碰到了他以前的一個病人，背着一個大塑料袋，裡面裝滿撿來的鋁罐。
他就是基爾戈·特勞特稱之為“聖牛”中的一頭，盡管經濟上是個無用之人，但仍有可愛之處。
“你好，醫生。
”他說。
如果寫，我将表現我外公事實上謀害了我的母親，以不斷欺騙的方式，非常非常緩慢地緻她于死地。
“叮兒——鈴，你這個狗娘養的！” 暫定書名：《飄》。
我父親那時是個家境普通的建築師。
他同我母親結婚時，政治要人、酒店老闆和其他印第安納波利斯德裔美國人社會的精華，給他們送了一大堆收藏品：水晶、絲麻織品、瓷器、銀器，甚至還有些金飾品。
山魯佐德！① 誰能懷疑即使在印第安納波利斯，也有自己世襲的貴族，擁有那些無用的收藏品，可與另一個半球上的蠢家夥們一比高低？大蕭條期間，這些收藏品在我哥哥、姐姐、我父親和我看來，像是一堆破爛。
這些東西現在就像肖利奇高中一九四○年同班的畢業生一樣，分散在四面八方。
AufWiedersehen②。
第四十二章 我總是無法把短篇小說的結尾寫得讓廣大讀者滿意。
在真實生活中，就如在時震後的重播階段一樣，人們不會改變，不會從錯誤中吸取教訓。
也不會道歉悔過。
而在短篇小說中，小說人物必須做這三件事中的至少兩樣，不然的話，還不如将這篇小說扔進美國文學藝術院門前用鐵鍊鎖在消防龍頭上的沒蓋的鐵絲垃圾簍裡。
沒問題，我可以這麼處理。
但是在我讓小說中的一個人物改變自己，并且／或者吸取了教訓，并且／或者道歉悔過之後，他周圍的人物都隻能像傻瓜似的站着。
這決不是告訴讀者演出到此結束的好辦法。
我本來就沒讓人把我生下來，但在我涉世未深的青少年時期，我向當時我的文學代理求教，如何不把所有人物弄死就讓小說結尾。
他是一份重要雜志的小說編輯，也是一家好萊塢電影制片廠的劇情顧問。
他說：“親愛的孩子，沒比這更簡單了：故事中的英雄騎上馬，迎着落日的餘晖漸漸遠去。
” 許多年後，他用一杆十二口徑獵槍自殺了。
另一個也是他客戶的朋友說，他根本不可能輕生，這與他的性格不符。
我回答道：“即使是經過軍事訓練的人，也不可能用獵槍意外把自己的腦袋打崩。
” 很多年以前——還是我在芝加哥大學當學生的那個久遠年代，我曾同我的論文指導老師談過一次話，泛泛地讨論藝術問題。
在那時候，我根本不知道我本人将來會涉足任何一種藝術領地。
他問：“你說藝術家是怎樣的人？” 我全然不知。
“藝術家，”他說，“是這樣一些人，他們坦言‘我沒有治理好國家、城市甚至自己婚姻的本事，但是老天在上，我能把這塊四方的帆布、這張八寸寬十一寸長的紙、這團黏土或這十二個音樂小節收拾得徹底到位！’” 說這話五年以後，他采取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臨近結束時希特勒的宣傳部長和他的老婆孩子所采取的同樣行動。
他吞下了氰化鉀。
我給他的寡婦寫了一封信，說跟他學習使我受益匪淺。
我沒有收到回信。
也許是因為她悲傷過度。
話又說回來，也可能是因她對他心懷不滿：自己挑了個省事的辦法先溜了。
就在今年夏天，我在一家中國餐館問作家威廉·斯泰倫①，整個地球上有多少人擁有我們所擁有的這些，也就是說生活還值得過下去。
我們兩人做了些計算，得出的結果是百分之十七。
第二天我同一個交識已久的老朋友在曼哈頓市中心散步。
他是個醫生，在貝勒維醫院專治各種得瘾的病人。
他的很多病人都是無家可歸的流浪者，而且是HIV陽性。
我同他講起我和斯泰倫得出的百分之十七。
他說他認為這個百分比出入不大。
我在别處寫到過，此人是個聖者。
我對聖人的定義是：他必須是個在不完美的社會中做出完美表現的人。
我問他貝勒維醫院的病人中為何沒有一半人去自殺。
他說他也曾為同樣的問題所困擾。
他有時候也問他們有沒有自毀的念頭。
當然他問得漫不經心，就好像是診斷過程中的例行手續。
他說他們幾乎無一例外地對這個問題感到吃驚，好像受了侮辱。
如此令人惡心的念頭從來沒有在他們的頭腦中出現過！ 正好在此時，我們碰到了他以前的一個病人，背着一個大塑料袋，裡面裝滿撿來的鋁罐。
他就是基爾戈·特勞特稱之為“聖牛”中的一頭，盡管經濟上是個無用之人，但仍有可愛之處。
“你好，醫生。
”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