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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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過任何殺人案也采用這種處理方法的。

     在驅車前往鬧市區途中,我沒有使用車上的電話,而是在聽無線電廣播。

    有一則消息報導說一名3歲男孩被子彈擊中,造成腰椎以下癱瘓。

    這孩子是一場搶劫案的旁觀者,被一顆流彈打中脊椎…… 我把收音機調到另一個台,它正在播出談話節目。

    我已經可以看見鬧市區的摩天大廈在朦朦夜色中的閃爍燈光了。

    我在聖佩德羅拐下高速公路,朝康納的住處開去。

     我知道約翰·康納在日本曾呆過一段時間,學習了日本語和日本文化。

    60年代,他一度是局裡唯一能說一口流利日語的警官,而當時,除了日本本土之外,洛杉矶地區的日本人最多。

     當然,現在局裡能說日語的警官已有80餘人——而且還有很多人像我一樣正在學習。

    康納幾年前就退了休。

    但凡跟康納一起共過事的聯絡官都認為他是最棒的。

    據說他的工作很利索,常常幾個鐘頭就能辦完一樁案子。

    他辦事幹練,在盤查詢問方面是個能手,能從證人那裡了解到别人了解不到的情況。

    但是聯絡官們主要還是贊揚他辦案時不偏不倚,秉公辦事。

    有人曾跟我說過:“跟日本人打交道就像走鋼絲,早晚總要從鋼絲的這一側或那一側掉下來。

    有的人會認為日本人很了不起,是不會出差錯的。

    也有的則會認為他們都是邪種壞蛋。

    而康納卻總能保持平衡,冷靜地格守中庸。

    他很清楚自己在幹什麼。

    ” 約翰·康納住在離第七大街不遠的工業區,在柴油機貨車倉庫旁的一座磚砌大庫房裡。

    庫裡的運貨電梯已經壞了,我從樓梯爬上三樓,敲了敲他的門。

     “門是開着的。

    ”裡面一個聲音應道。

     我走進一套小公寓。

    起居室十分簡潔,是按日本式樣布置的:鋪着草席的地面、推拉式的門和木闆牆壁,一幀書法橫幅、一張黑漆桌子,還有一隻花瓶,插着一束白色的蘭花。

     我看見門口擺着兩雙鞋,一雙是男人的低跟镂花牛皮鞋,另一雙是女人的高跟鞋。

     我喊了一聲:“康納上尉在家嗎?” “請稍等一下。

    ” 一扇拉門打開後,康納走了出來。

    他個子高得吓人,也許有1.90米,遠遠超過6英尺。

    他身上穿了一件質地很輕的日本式藍布浴袍。

    我估計他有55歲。

    他兩肩很寬、有些歇頂,嘴唇上方的小胡子修剪得很整齊,瘦削的面龐上長着一雙目光犀利的眼睛。

    他的嗓音深沉,舉止沉着。

     “晚上好,中尉。

    ” 我們握了握手。

    康納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番,然後點點頭說:“不錯,很有點氣派。

    ” “我過去常跟新聞界打交道,”我說道,“很難說什麼時候你不得不面對着一大堆照相機。

    ” 他點點頭:“而現在你是值班的特勤警官了?” “是的。

    ” “幹聯絡官多長時間啦?” “6個月。

    ” “會說日語嗎?” “會幾句,現在正在學。

    ” “給我幾分鐘換衣服。

    ”他轉身消失在拉門後面。

    “是件殺人案嗎?” “是的。

    ” “誰通知你的?” “湯姆·格雷厄姆。

    他是負責犯罪現場的警官。

    他說那些日本人堅持要聯絡官到場。

    ” “噢。

    ”他頓了一下。

    我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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