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王度盧老師(代序) 徐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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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的資料(後來李老師還寄來幾種複印件,我又在天津一家區級圖書館發現了幾種),這些作品多寫現代青年的愛情悲劇。

     在通俗文學史上,早期言情小說所表現的是倫理悲劇即“父與子”的沖突所造成的悲劇,而在王老師的社會言情小說裡,這一沖突已退居次要地位,他所力展示的是“物”與“人”的沖突所釀成的悲劇,也就是金錢對人性和愛情的摧殘、腐蝕。

    他的這些作品不僅在通俗文學史上标志,言情小說的一個新時代,而且與“五四”以來的新文學也是認同的。

     這些作品中往往都出現帶有俠氣的人物,但是他們的俠羲行為比王老師俠情小說裡的主人公受更大的限制。

    這裡反映作者對現代生活的清醒認識。

     黑格爾說過,如果說古代英雄可以“根據自己性格的獨立自足性”去“承擔和完成自己的一切事務”,那麼這種獨立自足性在現代則被破壞無餘了,因為在現代人“後面的那種市民社會秩序有不可動搖的威力,對這種威力他們簡直無法抵抗”。

     王老師在一部社會小說中也曾以第一人稱出面議論道:俠畢竟己經成為被“時代所揚棄的可憐的曆史人物”了。

    也就是說、作為生活在現代的作家,他不僅在理性上深知俠的時代己經一去不再複返,而且深知俠即使在“英雄時代”也具有不可克服的局限性。

     這種清醒的認識,正是其俠情小說裡的“非英雄”傾向的根源,也是促使他以批判的、寫實主義的态度,寫出一系列社會言情小說的動因。

     但是,社會言情小說并不足以充分宣洩他那因“屢經坎-備嘗世味”而積郁在胸的滿腔憤懑,也不足以寄托他對理想的執糇非螅于是他就把這些傾注進自己的俠情小說,因為武俠小說在本質上是浪漫主義的。

     所以,從創作恩維的結構系統考察,他的社會言情小說是其俠情小說的基礎,從作品與現實的關系考察,他的社會言情小說是對現實的明喻,其俠情小說則是對現實的隐喻(這裡所說的“現實”是廣義的,包括作者的思想情感)。

     獲得上述基本認識後,我對王老師在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上的地位也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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