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觀景之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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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仄、布滿灰塵、收藏的書堆滿書架、快摞到天花闆了,它們預示着埋藏的寶藏,“非常讓人興奮”。

    在給布蘭達·索爾科德的信中,奧威爾提到,這裡的工作每天大概5個半小時(這又一次表明了他與戈登的不同,戈登每周工作5天半)。

    7點起床後,奧維爾在8點45分從樓上下來打開書店的大門,然後在那待上1個小時。

    從10點半到午飯前,他都在寫作。

    下午2點回書店,在那一直待到6點半。

     對于一個年輕作家來說,在30年代還有比這更差的條件,比如格雷厄姆·格林在《時代周刊》做助理編輯。

    奧維爾的休息時間正好是他頭腦最敏銳的時候,這一點很幸運。

    他可以打着哈欠度過長長的下午,真正該做的事情都已經做完了。

    别人對他做書店店主助手還有些模糊的印象。

    後來與他一同在西班牙的戰友、然後成為他在《論壇報》時的同事金奇,從未看他坐下過。

    他站在書店的中央,看上去像一個“讓人難以親近的人”。

    除了收藏書和外借圖書,這個書店還有其他不同的副業,如二手打字機和郵票。

    金奇記得這樣一個情景:高高的、陰郁的他在店裡走來走去,“就像一頭瞪羚”,後面遠遠地跟着一個男孩子,交給他一包郵票。

    還有别的證據可以證明,當奧威爾在店裡時,這裡隐隐約約有一種讓人感到害怕的氣氛。

    作家彼德·範西塔特在上學的時候來過愛書角書店,他還記得這個“不太有禮貌”的助手想要向他推銷《馬達加斯加商船号角》,卻沒有成功,他堅持購買了沃德豪斯的《少女的煩惱》。

     盡管《讓葉蘭繼續飛揚》的結尾是樂觀的,但這本花了他在韋斯特普羅書店裡15個月時間的小說是一本表達忍無可忍感受的書,充滿了對戈登·康姆斯道克想要融入的文學世界以及對拒絕和漠視的憤怒之外的更廣闊環境的深深失望,譴責了喧嚣紛亂的生活迫使他出賣自己雖然少卻真誠的才華。

    戈登也不安地感覺到,他對窗外混亂的掙紮和憤恨越發地無關緊要了,這也許正是标志了30年代反英雄的某種東西。

    從某種程度上看,與其說《讓葉蘭繼續飛揚》是一本關于一個覺得自己被排擠在文學大本營之外而掙紮的詩人的小說,不如說它是描述了某個人認識到,現在并不令人滿意的生活将要被另一些更糟糕的東西所湮沒,而他試圖去預見未來。

    因此,把奧威爾置于他所處的大環境下來看,了解他在職業上、社會生活上和政治觀點上的變化是非常重要的。

    此時正是30年代中期,歐洲大陸傳來的消息越來越令人擔憂。

    60多年以後的今天,我們很容易把30年代看成一段單獨的、沒有區别的時間段:領救濟品的長隊;轟炸機突襲格爾尼卡四散的人群;火炬在馬刺靴子前閃爍;潮水般飄揚的小旗子。

    這些都是當時典型的形象。

    再回到奧威爾自己的職業領域,如果沒有意識到那種深刻的、常常會發展成完全恐懼的不安全感,是無法去閱讀在1935年以後所寫成的任何一本嚴肅的英國小說。

    而且,當時的迹象也表明,可以把30年代劃分為幾個不同的階段:從1929年到1931年間的蕭條期,以國家政府的成立而結束;一段時間的恢複期,此時希特勒的勢力在别的地方不斷增強;1936年佛朗哥攫取了西班牙政權并開始了3年的内戰;随後是确定的“戰前”時期(這在當時的小說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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