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實地訪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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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怕灰塵實在是大錯特錯了。
” ——1931年7月至布蘭達·索爾科德的信 “聽我的，不要在特拉法爾加廣場上睡覺了。
” ——1931年8月27日至丹尼·科林斯的信 《阿黛菲》雜志要改版。
由于這份雜志是季刊，所以，《穗芒》得等到1931年4月才能發表，也就是該雜志收到此稿20個月之後。
對這樣的拖延，奧威爾一定非常惱火，因為他覺得，這是他迄今為止寫得最好的一篇文章。
早先在巴黎的那些報刊上發表的文章雖然也不錯，但是文章并沒有特别有深度的東西。
這次則不同，這篇描寫臨時收容所兩天生活的文章用了許多觀察細緻的細節描寫，雖然仍然沿襲了他早期作品松散的風格和過度的空話，但卻通過簡練的文風收到的極好的效果。
“傍晚時分，我們49個人，48個男人還有1個女人，躺在草地上等待穗子綻開……”，像那個時期的許多其他的“喬治亞”作家一樣，奧威爾抵抗不了華麗辭藻的誘惑，“我們頭頂上栗子樹的枝幹上開滿了花，遠方羊毛似的團團雲朵一動不動地懸浮在空中”，開篇就是這樣一大段的描寫。
盡管這樣的描寫似乎連篇累牍，但其中悲慘的情景卻使文章變得緊湊起來。
下文這樣寫道，“我們散亂在草地上坐着，看起來像市區那些髒兮兮的流氓群體”。
刻意追求文風的迹象也開始出現了。
後文中描寫貧民工作所的廚房裡那些沒吃過的食物，被扔在其上面的葉子“亵渎”了。
文章結尾部分描寫一個名叫斯科特的流浪漢追着奧威爾要還給他一些香煙，那些煙蒂掉在他手掌裡的時候，奧威爾用的是“堕落”這個詞。
這些極具比喻意義的意象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想到那些日常的東西被破壞了，或是他們的用途不能正常發揮了，奧威爾就會被激起一陣肉欲般的反感。
如果做一些适當的修改，《穗芒》将會出現在《巴黎倫敦落難記》的後面兩章裡面。
同時，奧威爾很快借助這次幫他發表文章的承諾和《阿黛菲》雜志及其經營者建立了關系網。
《阿黛菲》雜志是20年代凱瑟琳·曼斯菲爾德的丈夫米德爾頓·缪利創辦的，是當時一份極具特色的小發行量的期刊，“有改革性”，癡迷于當時所謂的“蘇聯實驗”，緻力于文學探索，在品味方面有時會顯得有些守舊。
奧威爾曾經在《讓葉蘭繼續飛揚》中含蓄地取笑過它，說《阿黛菲》的密友《基督的敵人》好像是一個激進的非基督教徒編輯的，不信仰上帝，投奔了馬克思，同時又和一幫放任自流的詩人混在一起。
這個笑話從另一個方面反映了這個雜志特有的嚴肅性（一方面否認上帝的存在，另一方面又清醒地意識到上帝仍然對人們的生活影響巨大）和偶爾的唯美主義視角的奇特組合。
此時，默裡剛剛退休，雜志由理查德·裡斯爵士和馬克斯·普洛曼一起編輯。
裡斯爵士比奧威爾大3歲，也畢業于伊頓公學，曾經做過外交官，在工人教育協會任過講師，是個富有的年輕男爵，付稿費時毫不含糊，樂于幫助那些經濟較窘迫的投稿人。
在《讓葉蘭繼續飛翔》中，他是主角“雷文爾斯頓”的原型，是一個好心的貴族，看到愈演愈烈的工人示威遊行，暗暗感到驚恐。
“如果雷文爾斯頓覺得哪個作家快餓死了，他就會在《基督的敵人》上給他發表點東西。
”普洛曼當時快50歲了，他是比較舊式的進步主義論者，是個純粹的和平主義者，西部戰線的經曆給他留下了極大的創傷——他的論文集《中尉簡論》于1927年出版——他後來是國家主要反戰組織“保障和平聯盟”的秘書長。
奧威爾生命中最輝煌的二十年間，裡斯一直關注着他，見證了他早期的個人發展和這段時間裡
” ——1931年7月至布蘭達·索爾科德的信 “聽我的，不要在特拉法爾加廣場上睡覺了。
” ——1931年8月27日至丹尼·科林斯的信 《阿黛菲》雜志要改版。
由于這份雜志是季刊，所以，《穗芒》得等到1931年4月才能發表，也就是該雜志收到此稿20個月之後。
對這樣的拖延，奧威爾一定非常惱火，因為他覺得，這是他迄今為止寫得最好的一篇文章。
早先在巴黎的那些報刊上發表的文章雖然也不錯，但是文章并沒有特别有深度的東西。
這次則不同，這篇描寫臨時收容所兩天生活的文章用了許多觀察細緻的細節描寫，雖然仍然沿襲了他早期作品松散的風格和過度的空話，但卻通過簡練的文風收到的極好的效果。
“傍晚時分，我們49個人，48個男人還有1個女人，躺在草地上等待穗子綻開……”，像那個時期的許多其他的“喬治亞”作家一樣，奧威爾抵抗不了華麗辭藻的誘惑，“我們頭頂上栗子樹的枝幹上開滿了花，遠方羊毛似的團團雲朵一動不動地懸浮在空中”，開篇就是這樣一大段的描寫。
盡管這樣的描寫似乎連篇累牍，但其中悲慘的情景卻使文章變得緊湊起來。
下文這樣寫道，“我們散亂在草地上坐着，看起來像市區那些髒兮兮的流氓群體”。
刻意追求文風的迹象也開始出現了。
後文中描寫貧民工作所的廚房裡那些沒吃過的食物，被扔在其上面的葉子“亵渎”了。
文章結尾部分描寫一個名叫斯科特的流浪漢追着奧威爾要還給他一些香煙，那些煙蒂掉在他手掌裡的時候，奧威爾用的是“堕落”這個詞。
這些極具比喻意義的意象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想到那些日常的東西被破壞了，或是他們的用途不能正常發揮了，奧威爾就會被激起一陣肉欲般的反感。
如果做一些适當的修改，《穗芒》将會出現在《巴黎倫敦落難記》的後面兩章裡面。
同時，奧威爾很快借助這次幫他發表文章的承諾和《阿黛菲》雜志及其經營者建立了關系網。
《阿黛菲》雜志是20年代凱瑟琳·曼斯菲爾德的丈夫米德爾頓·缪利創辦的，是當時一份極具特色的小發行量的期刊，“有改革性”，癡迷于當時所謂的“蘇聯實驗”，緻力于文學探索，在品味方面有時會顯得有些守舊。
奧威爾曾經在《讓葉蘭繼續飛揚》中含蓄地取笑過它，說《阿黛菲》的密友《基督的敵人》好像是一個激進的非基督教徒編輯的，不信仰上帝，投奔了馬克思，同時又和一幫放任自流的詩人混在一起。
這個笑話從另一個方面反映了這個雜志特有的嚴肅性（一方面否認上帝的存在，另一方面又清醒地意識到上帝仍然對人們的生活影響巨大）和偶爾的唯美主義視角的奇特組合。
此時，默裡剛剛退休，雜志由理查德·裡斯爵士和馬克斯·普洛曼一起編輯。
裡斯爵士比奧威爾大3歲，也畢業于伊頓公學，曾經做過外交官，在工人教育協會任過講師，是個富有的年輕男爵，付稿費時毫不含糊，樂于幫助那些經濟較窘迫的投稿人。
在《讓葉蘭繼續飛翔》中，他是主角“雷文爾斯頓”的原型，是一個好心的貴族，看到愈演愈烈的工人示威遊行，暗暗感到驚恐。
“如果雷文爾斯頓覺得哪個作家快餓死了，他就會在《基督的敵人》上給他發表點東西。
”普洛曼當時快50歲了，他是比較舊式的進步主義論者，是個純粹的和平主義者，西部戰線的經曆給他留下了極大的創傷——他的論文集《中尉簡論》于1927年出版——他後來是國家主要反戰組織“保障和平聯盟”的秘書長。
奧威爾生命中最輝煌的二十年間，裡斯一直關注着他，見證了他早期的個人發展和這段時間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