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跨越海峽:奧威爾之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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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就是叙事者和鮑裡斯典當衣服後在塞納河上捕魚的時候,奧威爾給《阿黛菲》雜志寄去了一份關于流浪漢的報告文學的抄寫稿,題目是《穗芒》。

    一個月後他又寄了一封信去詢問,如果當時他早知道這家雜志已經答應發表這篇文章的話,那年秋天,他就不用那樣辛苦了。

    12月12日,奧威爾給予了回複,答應了該雜志的各項條件,并把他父母的地址留給他們作為進一步聯系的通訊地址——是回家的時候了。

     迄今,他已經離家1年又9個月了。

    盡管奧威爾很少提起他在巴黎的這段日子,然而,對自己在地下通道的工作一直耿耿于懷的他總會時不時地把這段經曆折射出來,這是顯而易見的。

    由于對《巴黎倫敦落難記》的主題念念不忘,奧威爾在寫給該書的法國編輯的前言中說,如果法國讀者認為他對這個“留給他很多快樂記憶的城市”決不會有多少仇恨的話,他會非常難過。

    在他生命最後的日子裡,這段快樂的回憶變成了難以排遣的懷舊情緒。

    1948年,他在寫給一位當時在巴黎工作的年輕的女性朋友的信中說道,“多麼希望我現在和你一樣在巴黎”,還問她丁香院外面馬歇爾·尼的塑像有沒有重新塑起來(鮑裡斯對馬歇爾·尼崇拜得五體投地,為此他曾經在塑像對面的小咖啡館裡逗留,這讓人想起幽靈般的他)。

    1945年他再度拜訪這裡,戰争留下的滿目瘡痍讓奧威爾悲從中來。

    事實上,除了早年的這段經曆,巴黎對奧威爾來講并沒有其他的意義。

    在上文提到的那封信中,奧威爾還寫道,“你很幸運,20年代的時候,你還小,沒有看到那時的巴黎,從那以後,巴黎就慘不忍睹了,即便是戰前的巴黎也是。

    ”除了《巴黎倫敦落難記》的前半部分,他在巴黎的經曆隻在另一篇發表的文章中有提到,那就是《窮人之死》。

    這篇文章首先于1946年發表在無政府主義的雜志《當代》上,但可能是奧威爾在戰争開始的時候就寫好的。

    盡管之間相距了10年,寫作手法卻非常相似。

    極具真實感的恐怖描寫貫穿始終——小解時忍受極度痛苦的病人,隻有維多利亞時代才有的私刑——《窮人之死》文字背後湧動着追溯到19世紀的奔騰的感情。

    通過對撒克裡和特羅洛普醫院裡一位虛構醫生的描寫,使人想起丁尼生的催人淚下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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