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跨越海峽：奧威爾之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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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摧毀的俄國貴族的守衛站崗，那些躍躍欲試想要寫出足以挫敗普魯斯特小說的有錢的美國人給予資助。
現實中的某些方面也确實離這些故事僅有幾步之遙了。
比如，美國小說家約翰·朵斯·帕索思說：“我們在充斥着惱人的曆史氣息的小酒吧裡閑蕩……用粗俗的法語同各式各樣的人講話，有出租車司機、岸邊的流浪漢、工人、嬌小的妓女、酒吧的門衛、即将出征的法國大兵，我們年輕氣盛，充滿希望，急切地收集着一切顯示出人性之善的任何迹象。
” 盡管奧威爾本人可能不願意這樣描述當時的自己，但他确實是屬于帕索思所說的充滿希望的年輕人之中的一個。
如果說當時到巴黎是到了歡樂的所在，那麼當時的作家不管在哪裡，不管是否在巴黎，都是快活的。
如果細細回顧20年代後期的文學界，你會驚訝當時居然有那麼多的渠道提供給原創的作品。
比如倫敦就有6家早報和晚報，還有許多一般的“文學”雜志，像《倫敦約翰周刊》，《倫敦信使》還有《皇室》與《半球》，這些雜志現在都已經銷聲匿迹了。
艾裡克·沃曾經說，一篇短篇小說，寫得太好或太差（那都得要有不尋常的修養），都不會找到地方發表。
奧威爾那時的作品必定是很差了，因為他那段時間居然連一篇小說都沒有被看中。
但是，他父親指責他遊手好閑、無所事事、虛擲光陰是冤枉他了。
在巴黎的這段時間他很勤奮努力。
就我們知道的而言，他寫了兩部長篇小說，一部是後來的《在緬甸的日子裡》的雛形，另一部的第二稿在奧威爾收到一家出版社的拒絕函之後被毀掉了，此外有一些關于他這期間的幾篇短篇小說的記載保存了下來，還有一沓報刊文章，而這些可能隻是他作品的一部分。
在奧威爾自己看來他是什麼樣的作家呢？根據他在1929年提交給一家報刊聯合會代理處的材料的标題，他傾向于成為薩默塞特·毛姆和沃爾特·德·拉·梅爾裡所稱頌的沉靜的“喬治亞主義者”。
麥克盧爾代理處駐倫敦的代表L.I.貝利簽署的一封信中提到了3篇短篇小說：《海神》（貝利覺得這篇小說不成熟，包含了太多關于性的内容），《瓜分皇冠》（描述過多）還有《戴兒童手套的男人》（很好，但是關于性的内容還是太多了）。
盡管沒有辦法稱頌或者神聖化這些選題及其處理手法，每一篇聽起來倒都代表了當時雜志青睐的文章類型。
運氣漸漸好了起來，為報刊雜志寫作順利了一些。
實際上，他差不多在巴黎呆了6個月才得以發表署上自己名字的文章，在《世界》，法國一個享有很高聲譽的文學雜志（不是同名的一個發行量很大的日報）上發表了題為《英格蘭的書報審查制度》的文章。
這篇文章選材傳統，講述了古老的英國為了讀者而對具有煽動效應的文學進行封殺，可是讀者眼裡的英國“道德”早已經是可怕的東西了。
這篇文章大肆譏諷了這一行為的荒謬，同時，這篇文章的曆史價值就在于它指出了維多利亞時期資産階級的崛起。
奧威爾指出，早在18世紀費爾丁、斯莫利特和斯特恩的時代，英國就已經産生了清教徒的中産階級，但是，還是沒有能夠防止《湯姆·瓊斯》的問世。
一個世紀之後，當這個階級開始登上政治舞台時，審查制度已經深深地紮了根。
在初次成功之後，奧威爾很快又在英國期刊上露臉了。
他在一份名為《G.K.周刊》的期刊上就“微型小報”發表了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質疑了法國的一份名為《埃米斯人》的報紙，該報是由百萬富翁柯蒂經營的，該報巨大的銷售量使得奧威爾在此後的20年間不得
現實中的某些方面也确實離這些故事僅有幾步之遙了。
比如，美國小說家約翰·朵斯·帕索思說：“我們在充斥着惱人的曆史氣息的小酒吧裡閑蕩……用粗俗的法語同各式各樣的人講話，有出租車司機、岸邊的流浪漢、工人、嬌小的妓女、酒吧的門衛、即将出征的法國大兵，我們年輕氣盛，充滿希望，急切地收集着一切顯示出人性之善的任何迹象。
” 盡管奧威爾本人可能不願意這樣描述當時的自己，但他确實是屬于帕索思所說的充滿希望的年輕人之中的一個。
如果說當時到巴黎是到了歡樂的所在，那麼當時的作家不管在哪裡，不管是否在巴黎，都是快活的。
如果細細回顧20年代後期的文學界，你會驚訝當時居然有那麼多的渠道提供給原創的作品。
比如倫敦就有6家早報和晚報，還有許多一般的“文學”雜志，像《倫敦約翰周刊》，《倫敦信使》還有《皇室》與《半球》，這些雜志現在都已經銷聲匿迹了。
艾裡克·沃曾經說，一篇短篇小說，寫得太好或太差（那都得要有不尋常的修養），都不會找到地方發表。
奧威爾那時的作品必定是很差了，因為他那段時間居然連一篇小說都沒有被看中。
但是，他父親指責他遊手好閑、無所事事、虛擲光陰是冤枉他了。
在巴黎的這段時間他很勤奮努力。
就我們知道的而言，他寫了兩部長篇小說，一部是後來的《在緬甸的日子裡》的雛形，另一部的第二稿在奧威爾收到一家出版社的拒絕函之後被毀掉了，此外有一些關于他這期間的幾篇短篇小說的記載保存了下來，還有一沓報刊文章，而這些可能隻是他作品的一部分。
在奧威爾自己看來他是什麼樣的作家呢？根據他在1929年提交給一家報刊聯合會代理處的材料的标題，他傾向于成為薩默塞特·毛姆和沃爾特·德·拉·梅爾裡所稱頌的沉靜的“喬治亞主義者”。
麥克盧爾代理處駐倫敦的代表L.I.貝利簽署的一封信中提到了3篇短篇小說：《海神》（貝利覺得這篇小說不成熟，包含了太多關于性的内容），《瓜分皇冠》（描述過多）還有《戴兒童手套的男人》（很好，但是關于性的内容還是太多了）。
盡管沒有辦法稱頌或者神聖化這些選題及其處理手法，每一篇聽起來倒都代表了當時雜志青睐的文章類型。
運氣漸漸好了起來，為報刊雜志寫作順利了一些。
實際上，他差不多在巴黎呆了6個月才得以發表署上自己名字的文章，在《世界》，法國一個享有很高聲譽的文學雜志（不是同名的一個發行量很大的日報）上發表了題為《英格蘭的書報審查制度》的文章。
這篇文章選材傳統，講述了古老的英國為了讀者而對具有煽動效應的文學進行封殺，可是讀者眼裡的英國“道德”早已經是可怕的東西了。
這篇文章大肆譏諷了這一行為的荒謬，同時，這篇文章的曆史價值就在于它指出了維多利亞時期資産階級的崛起。
奧威爾指出，早在18世紀費爾丁、斯莫利特和斯特恩的時代，英國就已經産生了清教徒的中産階級，但是，還是沒有能夠防止《湯姆·瓊斯》的問世。
一個世紀之後，當這個階級開始登上政治舞台時，審查制度已經深深地紮了根。
在初次成功之後，奧威爾很快又在英國期刊上露臉了。
他在一份名為《G.K.周刊》的期刊上就“微型小報”發表了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質疑了法國的一份名為《埃米斯人》的報紙，該報是由百萬富翁柯蒂經營的，該報巨大的銷售量使得奧威爾在此後的20年間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