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伊頓歲月：奧威爾之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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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十四行詩組詩《一九一四年和其他詩篇》——譯者注］。
後來，他又迷上了勞倫斯的詩《農場上的愛》，在這首詩中，妻子透過茅舍的窗戶注視着丈夫穿越田野，從羅網中抓住一隻野兔，宰殺、剝皮，拎回放在廚房的桌子上，然後深情地擁抱她。
勞倫斯對奧威爾的文學創作有着巨大的影響：《在緬甸的日子裡》中的打獵場面，即弗洛雷和伊麗莎白在屠宰了一頭豹子之後的洋洋得意的描述，顯而易見是有着勞倫斯叙事的手法。
而在眼下，這位青少年的創作隻能是傳統的：模仿喜劇作家巴裡·佩恩的風格來上幾段幽默；寫了一個名叫《弗農謀殺案》的偵探故事(它像是作者拿自己開玩笑，因為故事中的一個人物叫“倫納德·弗農”，另外一個人物叫“西裡爾·蒂普萊”；康諾利的教名是“西裡爾·弗農”)；還有一篇不連貫的速寫，描繪一名男子在寒冷的候車室想要點一根香煙的場景，題目叫《抽煙者與失蹤的火柴》。
伊頓的同伴們注意到埃裡克喜歡文明用語的東西，但是在伊頓的歲月裡，他更加喜歡威爾斯和塞缪爾·巴特勒的著作。
史蒂文·朗西曼回憶說，埃裡克有一種習慣，他像“呼吸空氣一樣吸收知識，尤其注重文明用語們的著作，人們常常驚訝地發現他讀書十分仔細，而且認為，對于埃裡克這樣的年輕人來說，這類成人著作是否有點太深了”。
或許就像《讓葉蘭繼續飄揚》中的戈登·康姆斯道克一樣，埃裡克滿足于讓思想沿着适合他的道路發展，沿着終其一生的熱情和行為的道路發展。
閱讀吉辛莎記叙在牛津郡度過的青少年時代的文章，人們總是會對奧威爾的成熟程度留下深刻印象。
奧威爾，一個吉辛莎從未真正了解的男人，似乎活生生地站在我們眼前：淡淡的冷漠超然，嘲諷的語言不加掩飾，順應着自身的智力，培養個人的有時會離經叛道的興趣。
例如，吉辛莎記得，埃裡克曾經收集過滑稽可笑的明信片。
埃裡克讓她看過比較溫和的明信片，而近乎文明用語穢的明信片卻從不讓她看，埃裡克把它們放在馬尼拉紙信封裡。
青少年時期的奧威爾的生活有點颠沛，沒有固定的居所，由于戰争，家庭成員分散各處，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918年11月戰争結束。
埃裡克在伊頓公學的第5個學期的聖誕節快來了，人們發現，文明用語太太的這位年輕的孩子又一次來到了巴迪康姆家。
正如奧威爾的早期傳記作家所述，對于這樣的安排存在着不解之處：文明用語先生當時呆在法國，文明用語太太完全應該在聖誕節去看望孩子們，而且，諾丁山的房子十分走俏，她能不去看看?什麼東西讓他們天各一方呢?文明用語太太在12月21日寫給巴迪康姆太太的信中，用一種母愛的語氣提到了她的“孩子們”和給埃裡克的聖誕禮物(父親給了25先令，内莉·利穆贊阿姨給了5先令)，根據這些情況，更加令人迷惑不解了。
這個聖誕節期間，埃裡克為吉辛莎又寫了另外一首詩，一首奇特的十四行詩，詩的開頭是“我們的心兒已經結合，但是根據傳統，我們在這個年齡過婚姻生活還是太早”，詩的結束處強調他們兩個人一定要記住“等到我們頭發白了時，陰霾的日子也會放出萬丈光芒”。
吉辛莎回憶起她當時要求埃裡克把這首詩寫在巴迪康姆家餐廳的一角，其時，幾個小孩正在餐廳的桌子上玩紙牌。
不管多麼年輕，這首詩有着奧威爾以後所寫的絕大部分詩的特征：規範、押韻，深受豪斯曼［Housman(1859—1936)，英國詩人、拉丁文學者，作品風格獨特，情調悲觀，代表作為詩集《最後的詩》——譯者注］的影響，甚至超過豪斯曼，更加中規中矩。
2月，埃裡克、普羅斯潑和傑尼弗悄悄離開，去了布賴頓，與普羅斯潑的一個同學住在一起。
埃裡克每周都要同吉辛莎通信，告訴她看了什麼戲，讀了什麼書。
根據埃裡克後來寫給女性朋友們的信中關于文學的言論來判斷，在這些寫給吉辛莎的信裡，說教味道太濃了。
這時期，埃裡克的主要興趣在課堂之外，他非常喜歡且享受着伊頓提供的相對自由，可是對課程卻趣味索然。
上課教師似乎對授課也不感興趣。
奧威爾在伊頓的導師是十分著名的高老師，她後來成了劍橋大學三一神學院的研究員，伊頓的幾代學生都稱之為“高奶奶”。
根據奧威爾同時代的人丹尼斯·金法羅所述，他們兩人是在1917年5月的同一天來到學院的，高老師鼓勵埃裡克努力學習，但他對學習總是打不起精神來，因此，像伊頓的其他指導教師一樣，高老師在課程以外的方面給予指導，這倒給奧威爾留下了一定的影響，他們以後的接觸證明了這一點。
眼下，埃裡克隻好收斂起自己對荷馬史詩的鐘愛和對意大利油畫的興趣。
埃裡克與伊頓校長克拉斯的關系糟糕透頂。
1920年4月的某天，由埃裡克撰寫的一篇短文中附載了一則具有諷刺意味的個人廣告：“A.R.D.去屋後——詹妮”。
“A.R.D.”是A.R.D.沃特金斯，一個小男孩的名字，詹妮是克拉斯的綽号。
克拉斯暴跳如雷，卻抓不到始作俑者。
沒有哪一位老師，即使教英語的G.H.利特爾頓都不能給奧威爾以激勵，奧威爾和朗西曼卻對又高又瘦、動作笨拙、高度近視的奧爾德斯·赫胥黎印象深刻，赫胥黎曾經教了他們很短一段時間的法語。
朗西曼回憶說，奧威爾是唯一的能與他讨論赫胥黎著作的人。
然而，沒有更多的機會來讨論課外的東西。
赫胥黎在伊頓的教學隻是他寫作生涯中一段淨化靈魂的插曲，課程一結束，他就迅速地消失了。
奧威爾後來生活的經曆讓他伊頓的同學們大吃一驚，同學們都清晰記得埃裡克的獨特個性。
一個名叫克裡斯托弗·伊斯特伍德的男孩回憶說，“他總是置身事外，觀察再觀察”。
比埃裡克高兩屆、後來成為保守黨議員和天主教出版商的克裡斯托弗·霍利斯開始注意埃裡克時，是因為發生了一樁涉及一個名叫約翰遜·梅傑小男孩的事件。
約翰遜·梅傑報告說，文明用語非常敵視他的兄弟，在一塊肥皂上刻上
後來，他又迷上了勞倫斯的詩《農場上的愛》，在這首詩中，妻子透過茅舍的窗戶注視着丈夫穿越田野，從羅網中抓住一隻野兔，宰殺、剝皮，拎回放在廚房的桌子上，然後深情地擁抱她。
勞倫斯對奧威爾的文學創作有着巨大的影響：《在緬甸的日子裡》中的打獵場面，即弗洛雷和伊麗莎白在屠宰了一頭豹子之後的洋洋得意的描述，顯而易見是有着勞倫斯叙事的手法。
而在眼下，這位青少年的創作隻能是傳統的：模仿喜劇作家巴裡·佩恩的風格來上幾段幽默；寫了一個名叫《弗農謀殺案》的偵探故事(它像是作者拿自己開玩笑，因為故事中的一個人物叫“倫納德·弗農”，另外一個人物叫“西裡爾·蒂普萊”；康諾利的教名是“西裡爾·弗農”)；還有一篇不連貫的速寫，描繪一名男子在寒冷的候車室想要點一根香煙的場景，題目叫《抽煙者與失蹤的火柴》。
伊頓的同伴們注意到埃裡克喜歡文明用語的東西，但是在伊頓的歲月裡，他更加喜歡威爾斯和塞缪爾·巴特勒的著作。
史蒂文·朗西曼回憶說，埃裡克有一種習慣，他像“呼吸空氣一樣吸收知識，尤其注重文明用語們的著作，人們常常驚訝地發現他讀書十分仔細，而且認為，對于埃裡克這樣的年輕人來說，這類成人著作是否有點太深了”。
或許就像《讓葉蘭繼續飄揚》中的戈登·康姆斯道克一樣，埃裡克滿足于讓思想沿着适合他的道路發展，沿着終其一生的熱情和行為的道路發展。
閱讀吉辛莎記叙在牛津郡度過的青少年時代的文章，人們總是會對奧威爾的成熟程度留下深刻印象。
奧威爾，一個吉辛莎從未真正了解的男人，似乎活生生地站在我們眼前：淡淡的冷漠超然，嘲諷的語言不加掩飾，順應着自身的智力，培養個人的有時會離經叛道的興趣。
例如，吉辛莎記得，埃裡克曾經收集過滑稽可笑的明信片。
埃裡克讓她看過比較溫和的明信片，而近乎文明用語穢的明信片卻從不讓她看，埃裡克把它們放在馬尼拉紙信封裡。
青少年時期的奧威爾的生活有點颠沛，沒有固定的居所，由于戰争，家庭成員分散各處，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918年11月戰争結束。
埃裡克在伊頓公學的第5個學期的聖誕節快來了，人們發現，文明用語太太的這位年輕的孩子又一次來到了巴迪康姆家。
正如奧威爾的早期傳記作家所述，對于這樣的安排存在着不解之處：文明用語先生當時呆在法國，文明用語太太完全應該在聖誕節去看望孩子們，而且，諾丁山的房子十分走俏，她能不去看看?什麼東西讓他們天各一方呢?文明用語太太在12月21日寫給巴迪康姆太太的信中，用一種母愛的語氣提到了她的“孩子們”和給埃裡克的聖誕禮物(父親給了25先令，内莉·利穆贊阿姨給了5先令)，根據這些情況，更加令人迷惑不解了。
這個聖誕節期間，埃裡克為吉辛莎又寫了另外一首詩，一首奇特的十四行詩，詩的開頭是“我們的心兒已經結合，但是根據傳統，我們在這個年齡過婚姻生活還是太早”，詩的結束處強調他們兩個人一定要記住“等到我們頭發白了時，陰霾的日子也會放出萬丈光芒”。
吉辛莎回憶起她當時要求埃裡克把這首詩寫在巴迪康姆家餐廳的一角，其時，幾個小孩正在餐廳的桌子上玩紙牌。
不管多麼年輕，這首詩有着奧威爾以後所寫的絕大部分詩的特征：規範、押韻，深受豪斯曼［Housman(1859—1936)，英國詩人、拉丁文學者，作品風格獨特，情調悲觀，代表作為詩集《最後的詩》——譯者注］的影響，甚至超過豪斯曼，更加中規中矩。
2月，埃裡克、普羅斯潑和傑尼弗悄悄離開，去了布賴頓，與普羅斯潑的一個同學住在一起。
埃裡克每周都要同吉辛莎通信，告訴她看了什麼戲，讀了什麼書。
根據埃裡克後來寫給女性朋友們的信中關于文學的言論來判斷，在這些寫給吉辛莎的信裡，說教味道太濃了。
這時期，埃裡克的主要興趣在課堂之外，他非常喜歡且享受着伊頓提供的相對自由，可是對課程卻趣味索然。
上課教師似乎對授課也不感興趣。
奧威爾在伊頓的導師是十分著名的高老師，她後來成了劍橋大學三一神學院的研究員，伊頓的幾代學生都稱之為“高奶奶”。
根據奧威爾同時代的人丹尼斯·金法羅所述，他們兩人是在1917年5月的同一天來到學院的，高老師鼓勵埃裡克努力學習，但他對學習總是打不起精神來，因此，像伊頓的其他指導教師一樣，高老師在課程以外的方面給予指導，這倒給奧威爾留下了一定的影響，他們以後的接觸證明了這一點。
眼下，埃裡克隻好收斂起自己對荷馬史詩的鐘愛和對意大利油畫的興趣。
埃裡克與伊頓校長克拉斯的關系糟糕透頂。
1920年4月的某天，由埃裡克撰寫的一篇短文中附載了一則具有諷刺意味的個人廣告：“A.R.D.去屋後——詹妮”。
“A.R.D.”是A.R.D.沃特金斯，一個小男孩的名字，詹妮是克拉斯的綽号。
克拉斯暴跳如雷，卻抓不到始作俑者。
沒有哪一位老師，即使教英語的G.H.利特爾頓都不能給奧威爾以激勵，奧威爾和朗西曼卻對又高又瘦、動作笨拙、高度近視的奧爾德斯·赫胥黎印象深刻，赫胥黎曾經教了他們很短一段時間的法語。
朗西曼回憶說，奧威爾是唯一的能與他讨論赫胥黎著作的人。
然而，沒有更多的機會來讨論課外的東西。
赫胥黎在伊頓的教學隻是他寫作生涯中一段淨化靈魂的插曲，課程一結束，他就迅速地消失了。
奧威爾後來生活的經曆讓他伊頓的同學們大吃一驚，同學們都清晰記得埃裡克的獨特個性。
一個名叫克裡斯托弗·伊斯特伍德的男孩回憶說，“他總是置身事外，觀察再觀察”。
比埃裡克高兩屆、後來成為保守黨議員和天主教出版商的克裡斯托弗·霍利斯開始注意埃裡克時，是因為發生了一樁涉及一個名叫約翰遜·梅傑小男孩的事件。
約翰遜·梅傑報告說，文明用語非常敵視他的兄弟，在一塊肥皂上刻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