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跳舞的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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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人不僅僅寫了幾篇文章,他還利用東方文化出版中心副主任的身份為有資産階級自由化傾向的人出版了不應當出版的書籍;更讓人咋舌的是,他竟然還為其中一人的報告文學集寫了長長一篇序言,序言表達的東西比那位報告文學作家描寫現實的作品對社會和公衆更加有害,有關部門出面查禁了那本書。

     東方文化出版中心辦公室主任沈然的丈夫謝東方在意識形态部門做副局長,這位不苟言笑的官員在通氣會上點名嚴厲批評了東方文化出版中心,好在沒有做其他處理———按照慣例,出現如此嚴重的事情,這個單位的領導班子是要做調整的。

    因為這層關系,沈然在東方文化出版中心的位置很特殊。

    東方文化出版中心作為出版單位,不可避免要和意識形态主管部門打交道,難免會出版一兩本上面認為有問題的書籍,通過沈然求救謝東方,謝東方總是能夠給以适當開脫,夏乃尊甚至Z部的有關領導對謝東方感激有加,對沈然也很客氣。

     (2) 當時坐在會場聽取批評的不是杜一鳴,照例是東方文化出版中心主任夏乃尊。

     夏乃尊不是文化圈裡的人,對于誰的作品能出誰的作品不能出不甚了解,盡管這樣,他當時還是聽從了富烨的警告,在發印之前特意把那本書的書稿調過來看了一遍,讓杜一鳴抽掉了其中比較敏感的幾篇作品。

    當時書稿裡并沒有杜一鳴的序言,杜一鳴是在書稿發印之後把序言插進去的。

     通報會上,謝東方嚴肅指出:“個别出版單位的負責人,把國家出版物當成了表達個人觀點的陣地。

    ” 夏乃尊在向Z部黨組彙報這件事的時候,把全部責任都攬到了自己身上。

    他也沒責怪杜一鳴。

    在中心領導班子會議上,他隻說了要吸取教訓之類的話,然後把杜一鳴叫到辦公室,囑咐說:“這事就這樣了,以後再不敢了。

    ” 杜一鳴不識時務,認為謝東方小題大做,他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表達思想的自由……夏乃尊大為驚訝,拍着手心說: “好你老人家,到現在你還說這樣的話?你是公民?你以為你是公民?那我問你:你是不是共産黨員?是不是共産黨的領導幹部?” 杜一鳴痛苦地搖搖頭,不再辯解。

     “謝東方怎麼了?你還以為謝東方整咱們呢?實話說,沒有謝東方,你和我就不會在這裡說話了!” 杜一鳴低着頭,什麼都不說———他是出于對夏乃尊的尊重才什麼都不說的,實際上,夏乃尊并沒有說服他,他未做任何改變。

     在東方文化出版中心,突然出現杜一鳴這樣的人,人們首先覺得很新奇,就像是一個久閉的房間突然被打開了門窗一樣。

    接着,一些年輕人認為他是能夠為他們的精神迷惘做出指引的人,這個人自然就有了一種招引的能力,這些年輕人自覺地成了被招引者。

    于是,杜一鳴身邊就圍攏了一些熱血沸騰的人。

    其他諸如于海文這樣的人,雖然不認為杜一鳴談論的問題多麼緊要,但他們對于從事精神活動的人本能地懷有敬意。

    所以,杜一鳴在東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員工中威信很高。

     這種狀況,讓夏乃尊感到欣慰,讓富烨感到奇怪,讓孫穎感到擔心,讓吳運韬感到嫉妒。

     李天佐對杜一鳴并無敵意,盡管後來東方文化出版中心所有人都認為是李天佐害了杜一鳴,但是他自己從來不認為自己敵視杜一鳴。

    他為什麼要敵視杜一鳴?他沒有任何道理敵視杜一鳴。

     整頓期間,李天佐向廖濟舟介紹情況,從來沒說杜一鳴是壞人。

    他甚至說:“東方文化出版中心領導班子裡面這幾個人,隻有杜一鳴是真正的學者,其他都是混混兒。

    ”這就等于說,夏乃尊不是學者,富烨不是學者,吳運韬不是學者,孫穎更不是學者,他們僅僅是在體制内混飯吃的人。

    李天佐對這類人的解讀是:掌握權力的、有可能很好也有可能很壞的人。

     “所以,”整頓領導小組組長、Z部副部長廖濟舟在向黨組做口頭報告時說,“吳運韬說東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年輕人受到了杜一鳴的影響,是反映了實際情況的。

    ” 在一些人看來,杜一鳴被梁峥嵘常務副部長青睐是非常好的發展基礎,但是,杜一鳴自己卻從來沒想過利用這個東西。

    他很少到Z部各位領導那裡走動,和梁峥嵘似乎也沒有更多的話。

    他仿佛生活在另一個世界,那裡有他的目标,那個世界在精神層面上遠在Z部或東方文化出版中心之上。

     他的生活由文化界知名人士的聚會、讨論和面紅耳赤的辯論組成,他們關注的問題是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