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跳舞的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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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另一種歌唱
(1)
這一年北京的春天仿佛來得比往年早，剛進入四月，天氣就開始轉暖，和煦的春風仿佛一晝夜之間就改變了北京灰暗的顔色，道路兩旁的樹木都長出了嫩芽，公園裡的草地正在由深綠變為翠綠，顯現出隻有置身大自然之中才能夠感覺到的濃濃的春意。
黑白相間的喜鵲高高地站立樹木在最高的枝頭，喳喳喳地叫着，好像十分驚訝大自然的奇妙變化。
人們身上的衣服也漸漸瘦了，晨練的老年人幹脆脫掉了身上的毛衣，隻穿一件運動衫有招有式地打着太極拳。
過于急切的姑娘已經穿上了短裙，為了漂亮甯願忍受春寒，潇灑地在大街上展示她們修長美麗的大腿。
商店裡忙不疊地把夏季商品擺上櫃台。
這一年春天，東方文化出版中心的一些年輕人也和活躍的大學生一樣，跳跳躍躍的想做些什麼事情，白色小樓失去了往日的安甯，有時候一群人呼啦啦地就出去了。
出去幹什麼？到中國文化大學看熱鬧去了。
中國文化大學現在已經有了一點“文化大革命”時的樣子，各種各樣的講壇，花花綠綠的大字标語，把平靜的校園弄得像開鍋一樣。
沒完沒了的喧嚷，沒完沒了的辯論，使本來平靜的生活多了一層鼓蕩人心的色彩和氛圍。
東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年輕人本來就離開學校沒有多久，這種無所顧忌、熱熱鬧鬧廣場式的生活吸引着他們。
那些年齡大一些的人，則鑽單位這一段時間管理松懈的空子，趁機到附近超市買些吃用的東西，打車溜回家去了，有的則攥住公家的電話，和遠在上海、廣州的同學親友通報着各種各樣的社會和個人的信息。
東方文化出版中心到中國文化大學去的年輕人———正如後來吳運韬向Z部副部長廖濟舟指出的那樣———之所以敢于破壞正常的工作秩序，參與不該參與的活動，都是因為受到了杜一鳴的影響。
吳運韬說的是事實。
東方文化出版中心副主任杜一鳴是Z部常務副部長梁峥嵘一年前親自從從東北某大學挖過來的，當時梁峥嵘的初衷是想提高東方文化出版中心的整體素質，改變人才結構，而要改變人才結構，首先要改變領導班子的人員構成。
他對杜一鳴抱着厚望。
梁峥嵘對杜一鳴的評價是：“不可多得。
”但是實際上梁峥嵘對杜一鳴也并沒有多麼深刻的了解。
杜一鳴的家鄉在東北松花江上，父親和母親都是小學教員。
杜一鳴上中學的時候，全家人中煤氣，父親和母親都死了，惟獨他活了下來，他就在叔父的周濟下繼續上學。
他知道叔父不容易，所以非常珍視學習的機會，學習成績一直非常好，很順利地考上了大學。
在大學，盡管趕上“文化大革命”，他仍然讀了很多書，讀很多書的人往往容易沉湎于某種幻想，因此，他在這時候就下決心要當一個作家，企圖用小說表達對社會和人生的看法。
杜一鳴到北京讀文藝理論研究生的時候還在寫小說，但是成就一直不大，發表過幾篇作品，沒有産生什麼社會影響，因此，很多人并不知道他還是一個作家。
這使得他對自己能否吃創作這碗飯産生了懷疑。
研究生最後一年，他毅然放棄小說創作，專門研究文藝理論，他在這個領域發現了自己真正感興趣的東西，遂決定告别小說創作。
當然，促使他做出這種選擇的也有社會原因———當時，社會已經發展到繞來繞去要在小說中表達的東西，有了被直接表達的可能，一些諱莫如深的話題能夠公開讨論了。
研究生畢業，杜一鳴回到東北某大學教授文藝理論課程。
這時候，他思考和探索的問題遠遠超出文藝理論的範疇，直接參與到了思想界種種讨論和争執之中。
他發表在北京重要刊物上的理論文章，獲得了學術界高度贊揚，很多人是因為這些文章才記住杜一鳴這個名字的。
杜一鳴被梁峥嵘調到北京的時候，已經很少有人知道他曾經寫過小說了。
北京給杜一鳴進行學術交流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條件。
杜一鳴談論的問題往往涉及社會狀況，涉及當前正在進行的改革，涉及政治形态，也就是說，有比較強烈的政治傾向。
杜一鳴在幾家新銳雜志、報紙上發表的文章，在社會上獲得廣泛影響，在年輕人當中引起強烈共鳴。
他曾經被幾所大學邀請做學術演講。
思想界把他歸結為激進的自由主義者。
雖然他不接受這樣的頭銜，但他正是因此而聞名。
如果僅僅寫一些探索政治改革方面的文章，還不至于出多麼大的事情，當時，社會已經有了進行這種探索的條件。
問題在于這個不知輕
黑白相間的喜鵲高高地站立樹木在最高的枝頭，喳喳喳地叫着，好像十分驚訝大自然的奇妙變化。
人們身上的衣服也漸漸瘦了，晨練的老年人幹脆脫掉了身上的毛衣，隻穿一件運動衫有招有式地打着太極拳。
過于急切的姑娘已經穿上了短裙，為了漂亮甯願忍受春寒，潇灑地在大街上展示她們修長美麗的大腿。
商店裡忙不疊地把夏季商品擺上櫃台。
這一年春天，東方文化出版中心的一些年輕人也和活躍的大學生一樣，跳跳躍躍的想做些什麼事情，白色小樓失去了往日的安甯，有時候一群人呼啦啦地就出去了。
出去幹什麼？到中國文化大學看熱鬧去了。
中國文化大學現在已經有了一點“文化大革命”時的樣子，各種各樣的講壇，花花綠綠的大字标語，把平靜的校園弄得像開鍋一樣。
沒完沒了的喧嚷，沒完沒了的辯論，使本來平靜的生活多了一層鼓蕩人心的色彩和氛圍。
東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年輕人本來就離開學校沒有多久，這種無所顧忌、熱熱鬧鬧廣場式的生活吸引着他們。
那些年齡大一些的人，則鑽單位這一段時間管理松懈的空子，趁機到附近超市買些吃用的東西，打車溜回家去了，有的則攥住公家的電話，和遠在上海、廣州的同學親友通報着各種各樣的社會和個人的信息。
東方文化出版中心到中國文化大學去的年輕人———正如後來吳運韬向Z部副部長廖濟舟指出的那樣———之所以敢于破壞正常的工作秩序，參與不該參與的活動，都是因為受到了杜一鳴的影響。
吳運韬說的是事實。
東方文化出版中心副主任杜一鳴是Z部常務副部長梁峥嵘一年前親自從從東北某大學挖過來的，當時梁峥嵘的初衷是想提高東方文化出版中心的整體素質，改變人才結構，而要改變人才結構，首先要改變領導班子的人員構成。
他對杜一鳴抱着厚望。
梁峥嵘對杜一鳴的評價是：“不可多得。
”但是實際上梁峥嵘對杜一鳴也并沒有多麼深刻的了解。
杜一鳴的家鄉在東北松花江上，父親和母親都是小學教員。
杜一鳴上中學的時候，全家人中煤氣，父親和母親都死了，惟獨他活了下來，他就在叔父的周濟下繼續上學。
他知道叔父不容易，所以非常珍視學習的機會，學習成績一直非常好，很順利地考上了大學。
在大學，盡管趕上“文化大革命”，他仍然讀了很多書，讀很多書的人往往容易沉湎于某種幻想，因此，他在這時候就下決心要當一個作家，企圖用小說表達對社會和人生的看法。
杜一鳴到北京讀文藝理論研究生的時候還在寫小說，但是成就一直不大，發表過幾篇作品，沒有産生什麼社會影響，因此，很多人并不知道他還是一個作家。
這使得他對自己能否吃創作這碗飯産生了懷疑。
研究生最後一年，他毅然放棄小說創作，專門研究文藝理論，他在這個領域發現了自己真正感興趣的東西，遂決定告别小說創作。
當然，促使他做出這種選擇的也有社會原因———當時，社會已經發展到繞來繞去要在小說中表達的東西，有了被直接表達的可能，一些諱莫如深的話題能夠公開讨論了。
研究生畢業，杜一鳴回到東北某大學教授文藝理論課程。
這時候，他思考和探索的問題遠遠超出文藝理論的範疇，直接參與到了思想界種種讨論和争執之中。
他發表在北京重要刊物上的理論文章，獲得了學術界高度贊揚，很多人是因為這些文章才記住杜一鳴這個名字的。
杜一鳴被梁峥嵘調到北京的時候，已經很少有人知道他曾經寫過小說了。
北京給杜一鳴進行學術交流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條件。
杜一鳴談論的問題往往涉及社會狀況，涉及當前正在進行的改革，涉及政治形态，也就是說，有比較強烈的政治傾向。
杜一鳴在幾家新銳雜志、報紙上發表的文章，在社會上獲得廣泛影響，在年輕人當中引起強烈共鳴。
他曾經被幾所大學邀請做學術演講。
思想界把他歸結為激進的自由主義者。
雖然他不接受這樣的頭銜，但他正是因此而聞名。
如果僅僅寫一些探索政治改革方面的文章，還不至于出多麼大的事情，當時，社會已經有了進行這種探索的條件。
問題在于這個不知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