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解密農發行窩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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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發行原副行長胡楚壽，他的落馬緣于2002年的審計風暴。
2003年6月，審計署2002年審計報告提到：1996年至1999年，農發行總行以租賃的名義，委托某公司購買電子設備和汽車等固定資産，總金額9.2億元，其中8.1億元曾被挪用投入股市，進行股票買賣，所獲收益去向不明，涉嫌重大經濟犯罪。
當時負責該租賃工作的就是胡楚壽。
在偵查中，反貪部門發現該租賃案牽涉到一家大型公司，而且确認胡楚壽之子在該公司擁有股份，由此查出胡楚壽涉嫌受賄。
胡楚壽，1945年7月生，湖南漢壽縣人，曾任農發行農業信貸部主任，農發行第一副行長，并分管資金計劃工作。
2001年，時年56歲的胡楚壽調入中央金融工委，先後出任中央金融工委駐中國工商銀行、中國信達、長城資産管理公司監事會主席。
随即，檢察機關介入此案。
根據北京檢察機關的調查，1996年初，胡楚壽與北京美禾電子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蔡國安相識後，将兒子胡剛引薦到了美禾公司。
1997年12月，蔡國安通過胡剛，得知農發行有一筆2億元的租賃業務。
在胡剛的斡旋下，胡楚壽将這筆業務交給了美禾公司，因此獲得了500萬元“好處費”。
盡管胡楚壽認為這500萬元是“燙手山芋”，他還是收下了，并讓兒子胡剛用此款注冊成立了北京日通成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即将退休的胡楚壽就這麼落馬了。
很快，第一個卷入農發行腐敗窩案的胡楚壽，在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出庭受審。
檢方指控，60歲的胡楚壽涉嫌受賄600多萬元。
胡楚壽承認了檢方指控的事實。
檢方指控胡楚壽涉嫌收受共600多萬元賄賂： 胡楚壽通過兒子胡剛收受美禾公司總經理蔡國安500萬元賄賂。
胡楚壽收受當時尚未升任副行長職務的于大路30萬元賄賂。
胡楚壽收受兩家深圳企業共90萬元港币的賄賂。
胡楚壽收受農發行大連分行程某賄賂10萬元。
檢方同時表示，胡楚壽認罪态度好，向檢方坦白交代了他的犯罪行為。
2006年1月18日上午，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以受賄罪判處胡楚壽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财産。
法院判決後，胡楚壽沒有提出上訴。
根據法院的判決，1996年至2003年間，胡楚壽利用其擔任中國農發行副行長、國有重點金融機構監事會主席等職務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或利用其職權、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單獨或夥同其子胡剛多次收受他人給予的财物折合人民币635萬餘元。
因為農發行窩案已經牽涉到胡楚壽兒子胡剛。
胡剛因該案已被北京市檢察院反貪局立案偵查。
胡剛，1973年1月生，1994年7月大學畢業後進入深圳京儀投資發展公司工作，1995年5月至1997年8月在北京某公司任職。
随後進入日通成科技公司任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長。
據工商資料顯示，日通成科技公司注冊資本500萬元，胡剛、韓效國各持50%的股份，知情者透露，胡剛入股的250萬元股金，實為蔡國安代付，而韓效國也是蔡國安的親戚。
1998年10月，胡剛通過日通成公司介入美禾公司，持該公司10%的股份。
1999年12月，日通成公司所持美禾公司10%的股權全歸胡剛名下。
此時，胡剛在美禾公司的股權達到560萬元。
2005年年底，胡剛從國外回到海南時被警方抓捕歸案。
“執行者”于大路 作為農發行窩案的二号人物，媒體和于大路本人，都将其在本案中的身份定位于“執行者”。
2004年6月初，剛剛參加完全國金融監事會議的胡楚壽被宣布“雙規”。
同一天，農發行腐敗窩案的“二号人物”、農發行副行長于大路也遭遇同樣的命運。
于大路在審計署披露的農發行“租賃案”發生時，還任财務會計部主任，胡楚壽調離農發行後，于大路順利升任副行長。
于大路出身書香門第，15歲時在黑龍江中蘇邊境珍寶島附近的生産建設兵團參加工作。
之後就讀于黑龍江銀行學校，畢業後曾在黑龍江金融系統工作，當過出納、會計、信貸員，并較早地走上了領導崗位。
熟知于大路的一位金融界人士稱，憑着“靈活的辦事能力”，于大路從省級金融系統的普通科員，一路升至中國農業銀行重要部門的負責人。
1994年農發行成立後，于大路出任會計部主任。
2001年胡楚壽被調離農發行時，于大路順利升任農發行副行長。
2004年9月，農發行“租賃案”被移交到檢察機關，北京市檢察院反貪局偵查一處随後立案偵查。
不久，胡楚壽、于大路因涉嫌挪用公款被批捕。
2006年1月9日，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原副行長于大路因涉嫌受賄、行賄和挪用公款罪在法庭上受審。
表情平靜的于大路戴金絲眼鏡，穿着潔淨的軍大衣，腳着幹淨布鞋，臉面光潔，耳鬓修剪整齊。
于大路從被逮捕到受審已一年有餘。
2004年8月25日被逮捕，2005年5月27日，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偵查終結，以于大路涉嫌受賄罪和挪用公款罪，移交市檢一分院審查起訴。
因證據不足，北京市檢察院第一分院兩次将案件退回補充偵查，并三次延長審查期限。
檢方指控，于大路利用“租賃”職權，先後受賄5筆總共831萬元。
這5筆受賄為：于大路于1999年初至2001年7月，先後收受汽車供貨商天津某公司陳某的42萬元，設備供貨商深圳某公司譚某的30萬元，海南某公司鄧某的100萬元，北京電子租賃有限公司趙東明的259萬元。
另外，于大路于1999年7月，與亞捷電子(深圳)有限公司董事長黃俊傑共謀，向北京美禾電子有限公司索要了400萬元的“補償費”。
檢方還指控于大路涉嫌挪用公款罪和行賄罪。
1999年4月至2000年9月，于大路挪用公款410萬元，用于個人炒股。
1999年初，于大路為了職位升遷，通過胡楚壽之子胡剛給了時任農發行副行長的胡楚壽30萬元。
開庭過程中，于大路表示檢方的指控基本屬實，隻是在幾個具體問題上他需要解釋。
他否認曾為升遷行賄胡楚壽30萬元。
于大路說，檢方指控他行賄的30萬元，和指控他收受深圳某公司譚某上供的30萬元是同一筆錢。
“收錢之初，我很猶豫。
”于大路說，是譚某的“寬心話”令他收下了錢。
譚某稱送“感謝”款有三層意思，“一些給你們老闆（領導），為了你的進步，一些給你，一些給你們财會部”。
于大路說，為了防備譚某“外露”，于大路通過胡剛将錢全部轉交給了老領導胡楚壽。
“給胡楚壽錢，是譚某的意思，如果沒他這句話，我不會給。
”于大路否認給胡剛30萬元是向胡楚壽行賄，他認為不是為了升官才給胡楚壽錢的。
“為什麼你今天的供述與之前不同？”法官打斷了于大路的辯解。
“胡楚壽案也是本院審理的，當時法庭播放了你的證言錄像。
”法官提醒于大路說：“你當時說是為了升官給了胡楚壽30萬元，法庭希望你在作證和受審時，都能如實供述。
” 于大路解釋說，他翻供的原因是，在接到起訴書前他根本不知自己還被控行賄。
于大路說：“當時中紀委幫我分析了譚某的話，說為了我的進步實際上就是升遷，我當時沒有重視，我一直以為隻指控受賄和挪用公款，我如果知道還有行賄罪，我不會那麼說”。
檢方反駁稱，于大路曾親口承認給胡楚壽錢是為了升遷，且事實上胡楚壽又确實提名推薦了于大路。
檢方稱，胡楚壽的親筆證言中稱，于大路行賄30萬元“就是想讓為職位升遷幫助他，我雖然起不到決定作用，但是我的作用是很重的，我們實際上就是買官和賣官”。
此外，于大路在法庭上否認與黃俊傑共同索賄400萬元。
于大路稱，自己既沒有與黃俊傑共謀分錢，也沒有參與簽訂合同，更沒有拿到過錢。
于大路承認曾向美禾公司老總蔡國安提出“補償款”，但那是黃俊傑提議的，因為“補償款是商業慣例”。
于大路說，他沒有利用職位強行索要，并且蔡國安“很痛快”地同意了。
在法庭上，于大路的辯護律師錢列陽和許昔龍在承認其他6項指控的基礎上，針對行賄罪的指控，為于大路做了無罪辯護。
錢列陽認為，于大路通過胡剛給胡楚壽30萬元的行為隻是違反黨紀的行賄行為，而非觸犯國法的行賄罪行，因為“謀取不正當利益”是構成行賄罪的必要條件，但公訴人并沒有就“不正當”舉出任何證據。
錢列陽說，首先于大路沒有向胡楚壽提出升遷請托，其次于大路不存在不符合升職條件的問題，他的升職是正當的。
許昔龍稱，2000年3月，于大路升職為行長助理，11月升職為副行長，而2000年四五月間，胡楚壽就被調離了農發行，因而胡楚壽能夠幫助于大路升遷的就隻有他升為行長助理那一次。
根據農發行的升遷程序，必須先有黨委推薦，再由所有分行一把手和總行主任級以上的幹部進行民主選舉，并非胡楚壽一人所能辦到的。
在庭審時，檢方同時也指出，于大路存在重大立功的法定從輕情節。
在到案之後，于大路揭發徐放鳴、王剛、趙東明三人的重大犯罪行為，并經過司法機關查證，屬于重大立功行為。
于大路在雙規期間，不但承認了偵查機關已掌握的受賄事實，而且主動交代出偵查機關當時尚未掌握的受賄259萬元及挪用公款410萬元的行為，并委托家屬積極退贓，因此建議法院從輕判決。
在最後陳述階段，于大路表示認罪伏法，并無條件接受法院的判決。
于大路說，他辜負了國家對他的教育，敗壞了黨和政府的形象，“我願意以最誠懇的态度向人民認罪，痛改前非，當再次回到社會中時，将會全心投入社會服務。
”同時，于大路表示，他在法
2003年6月，審計署2002年審計報告提到：1996年至1999年，農發行總行以租賃的名義，委托某公司購買電子設備和汽車等固定資産，總金額9.2億元，其中8.1億元曾被挪用投入股市，進行股票買賣，所獲收益去向不明，涉嫌重大經濟犯罪。
當時負責該租賃工作的就是胡楚壽。
在偵查中，反貪部門發現該租賃案牽涉到一家大型公司，而且确認胡楚壽之子在該公司擁有股份，由此查出胡楚壽涉嫌受賄。
胡楚壽，1945年7月生，湖南漢壽縣人，曾任農發行農業信貸部主任，農發行第一副行長，并分管資金計劃工作。
2001年，時年56歲的胡楚壽調入中央金融工委，先後出任中央金融工委駐中國工商銀行、中國信達、長城資産管理公司監事會主席。
随即，檢察機關介入此案。
根據北京檢察機關的調查，1996年初，胡楚壽與北京美禾電子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蔡國安相識後，将兒子胡剛引薦到了美禾公司。
1997年12月，蔡國安通過胡剛，得知農發行有一筆2億元的租賃業務。
在胡剛的斡旋下，胡楚壽将這筆業務交給了美禾公司，因此獲得了500萬元“好處費”。
盡管胡楚壽認為這500萬元是“燙手山芋”，他還是收下了，并讓兒子胡剛用此款注冊成立了北京日通成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即将退休的胡楚壽就這麼落馬了。
很快，第一個卷入農發行腐敗窩案的胡楚壽，在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出庭受審。
檢方指控，60歲的胡楚壽涉嫌受賄600多萬元。
胡楚壽承認了檢方指控的事實。
檢方指控胡楚壽涉嫌收受共600多萬元賄賂： 胡楚壽通過兒子胡剛收受美禾公司總經理蔡國安500萬元賄賂。
胡楚壽收受當時尚未升任副行長職務的于大路30萬元賄賂。
胡楚壽收受兩家深圳企業共90萬元港币的賄賂。
胡楚壽收受農發行大連分行程某賄賂10萬元。
檢方同時表示，胡楚壽認罪态度好，向檢方坦白交代了他的犯罪行為。
2006年1月18日上午，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以受賄罪判處胡楚壽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财産。
法院判決後，胡楚壽沒有提出上訴。
根據法院的判決，1996年至2003年間，胡楚壽利用其擔任中國農發行副行長、國有重點金融機構監事會主席等職務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或利用其職權、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單獨或夥同其子胡剛多次收受他人給予的财物折合人民币635萬餘元。
因為農發行窩案已經牽涉到胡楚壽兒子胡剛。
胡剛因該案已被北京市檢察院反貪局立案偵查。
胡剛，1973年1月生，1994年7月大學畢業後進入深圳京儀投資發展公司工作，1995年5月至1997年8月在北京某公司任職。
随後進入日通成科技公司任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長。
據工商資料顯示，日通成科技公司注冊資本500萬元，胡剛、韓效國各持50%的股份，知情者透露，胡剛入股的250萬元股金，實為蔡國安代付，而韓效國也是蔡國安的親戚。
1998年10月，胡剛通過日通成公司介入美禾公司，持該公司10%的股份。
1999年12月，日通成公司所持美禾公司10%的股權全歸胡剛名下。
此時，胡剛在美禾公司的股權達到560萬元。
2005年年底，胡剛從國外回到海南時被警方抓捕歸案。
“執行者”于大路 作為農發行窩案的二号人物，媒體和于大路本人，都将其在本案中的身份定位于“執行者”。
2004年6月初，剛剛參加完全國金融監事會議的胡楚壽被宣布“雙規”。
同一天，農發行腐敗窩案的“二号人物”、農發行副行長于大路也遭遇同樣的命運。
于大路在審計署披露的農發行“租賃案”發生時，還任财務會計部主任，胡楚壽調離農發行後，于大路順利升任副行長。
于大路出身書香門第，15歲時在黑龍江中蘇邊境珍寶島附近的生産建設兵團參加工作。
之後就讀于黑龍江銀行學校，畢業後曾在黑龍江金融系統工作，當過出納、會計、信貸員，并較早地走上了領導崗位。
熟知于大路的一位金融界人士稱，憑着“靈活的辦事能力”，于大路從省級金融系統的普通科員，一路升至中國農業銀行重要部門的負責人。
1994年農發行成立後，于大路出任會計部主任。
2001年胡楚壽被調離農發行時，于大路順利升任農發行副行長。
2004年9月，農發行“租賃案”被移交到檢察機關，北京市檢察院反貪局偵查一處随後立案偵查。
不久，胡楚壽、于大路因涉嫌挪用公款被批捕。
2006年1月9日，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原副行長于大路因涉嫌受賄、行賄和挪用公款罪在法庭上受審。
表情平靜的于大路戴金絲眼鏡，穿着潔淨的軍大衣，腳着幹淨布鞋，臉面光潔，耳鬓修剪整齊。
于大路從被逮捕到受審已一年有餘。
2004年8月25日被逮捕，2005年5月27日，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偵查終結，以于大路涉嫌受賄罪和挪用公款罪，移交市檢一分院審查起訴。
因證據不足，北京市檢察院第一分院兩次将案件退回補充偵查，并三次延長審查期限。
檢方指控，于大路利用“租賃”職權，先後受賄5筆總共831萬元。
這5筆受賄為：于大路于1999年初至2001年7月，先後收受汽車供貨商天津某公司陳某的42萬元，設備供貨商深圳某公司譚某的30萬元，海南某公司鄧某的100萬元，北京電子租賃有限公司趙東明的259萬元。
另外，于大路于1999年7月，與亞捷電子(深圳)有限公司董事長黃俊傑共謀，向北京美禾電子有限公司索要了400萬元的“補償費”。
檢方還指控于大路涉嫌挪用公款罪和行賄罪。
1999年4月至2000年9月，于大路挪用公款410萬元，用于個人炒股。
1999年初，于大路為了職位升遷，通過胡楚壽之子胡剛給了時任農發行副行長的胡楚壽30萬元。
開庭過程中，于大路表示檢方的指控基本屬實，隻是在幾個具體問題上他需要解釋。
他否認曾為升遷行賄胡楚壽30萬元。
于大路說，檢方指控他行賄的30萬元，和指控他收受深圳某公司譚某上供的30萬元是同一筆錢。
“收錢之初，我很猶豫。
”于大路說，是譚某的“寬心話”令他收下了錢。
譚某稱送“感謝”款有三層意思，“一些給你們老闆（領導），為了你的進步，一些給你，一些給你們财會部”。
于大路說，為了防備譚某“外露”，于大路通過胡剛将錢全部轉交給了老領導胡楚壽。
“給胡楚壽錢，是譚某的意思，如果沒他這句話，我不會給。
”于大路否認給胡剛30萬元是向胡楚壽行賄，他認為不是為了升官才給胡楚壽錢的。
“為什麼你今天的供述與之前不同？”法官打斷了于大路的辯解。
“胡楚壽案也是本院審理的，當時法庭播放了你的證言錄像。
”法官提醒于大路說：“你當時說是為了升官給了胡楚壽30萬元，法庭希望你在作證和受審時，都能如實供述。
” 于大路解釋說，他翻供的原因是，在接到起訴書前他根本不知自己還被控行賄。
于大路說：“當時中紀委幫我分析了譚某的話，說為了我的進步實際上就是升遷，我當時沒有重視，我一直以為隻指控受賄和挪用公款，我如果知道還有行賄罪，我不會那麼說”。
檢方反駁稱，于大路曾親口承認給胡楚壽錢是為了升遷，且事實上胡楚壽又确實提名推薦了于大路。
檢方稱，胡楚壽的親筆證言中稱，于大路行賄30萬元“就是想讓為職位升遷幫助他，我雖然起不到決定作用，但是我的作用是很重的，我們實際上就是買官和賣官”。
此外，于大路在法庭上否認與黃俊傑共同索賄400萬元。
于大路稱，自己既沒有與黃俊傑共謀分錢，也沒有參與簽訂合同，更沒有拿到過錢。
于大路承認曾向美禾公司老總蔡國安提出“補償款”，但那是黃俊傑提議的，因為“補償款是商業慣例”。
于大路說，他沒有利用職位強行索要，并且蔡國安“很痛快”地同意了。
在法庭上，于大路的辯護律師錢列陽和許昔龍在承認其他6項指控的基礎上，針對行賄罪的指控，為于大路做了無罪辯護。
錢列陽認為，于大路通過胡剛給胡楚壽30萬元的行為隻是違反黨紀的行賄行為，而非觸犯國法的行賄罪行，因為“謀取不正當利益”是構成行賄罪的必要條件，但公訴人并沒有就“不正當”舉出任何證據。
錢列陽說，首先于大路沒有向胡楚壽提出升遷請托，其次于大路不存在不符合升職條件的問題，他的升職是正當的。
許昔龍稱，2000年3月，于大路升職為行長助理，11月升職為副行長，而2000年四五月間，胡楚壽就被調離了農發行，因而胡楚壽能夠幫助于大路升遷的就隻有他升為行長助理那一次。
根據農發行的升遷程序，必須先有黨委推薦，再由所有分行一把手和總行主任級以上的幹部進行民主選舉，并非胡楚壽一人所能辦到的。
在庭審時，檢方同時也指出，于大路存在重大立功的法定從輕情節。
在到案之後，于大路揭發徐放鳴、王剛、趙東明三人的重大犯罪行為，并經過司法機關查證，屬于重大立功行為。
于大路在雙規期間，不但承認了偵查機關已掌握的受賄事實，而且主動交代出偵查機關當時尚未掌握的受賄259萬元及挪用公款410萬元的行為，并委托家屬積極退贓，因此建議法院從輕判決。
在最後陳述階段，于大路表示認罪伏法，并無條件接受法院的判決。
于大路說，他辜負了國家對他的教育，敗壞了黨和政府的形象，“我願意以最誠懇的态度向人民認罪，痛改前非，當再次回到社會中時，将會全心投入社會服務。
”同時，于大路表示，他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