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解密農發行窩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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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1月10日,随着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對原财政部金融司司長徐放鳴作出終審判決，沸沸揚揚長達2年多的“農發行窩案”終于到了落幕的一刻。
此案之所以非同尋常，在于不僅把農發行兩個位高權重的副行長拉下馬，還把财政部頗有前途的金融司司長徐放鳴拉下水，農發行窩案更因此成為2006年反商業賄賂第一大案。
由審計風暴引出的這起窩案，直到以财政部金融司司長徐放鳴被終審判處有期徒刑13年而宣告審判終結，所有的一切都水落石出，其中的曲折和複雜的案情才能解密。
為了方便讀者閱讀，在講述這個錯綜複雜的窩案之前，有必要像章回小說那樣，把本案的主要人物名單羅列一下： 胡楚壽：原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副行長、國有重點金融機構監事會主席。
因貪污罪被判無期徒刑。
于大路：原中國農業發展銀行财會部主任、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副行長。
因貪污罪、挪用公款罪、行賄罪被判無期徒刑。
徐放鳴：原财政部金融司司長，因貪污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3年。
蔡國安：原北京美禾電子公司總經理，因貪污罪和職務侵占罪被判處有期徒刑20年。
黃俊傑：原亞捷電子(深圳)公司董事長，因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
趙東明：原中國電子租賃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因貪污、受賄、挪用公款罪被判處有期徒刑20年。
王剛：原中國瑞聯實業集團公司副總裁，因貪污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3年。
中國政府向商業賄賂宣戰 2006年2月24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第四次全國廉政會議，部署2006年政府系統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治理商業賄賂”成為重點之一。
在不到10天時間裡，溫總理已就這一問題進行了兩次部署。
此前的2月15日，溫家寶在部署行政監察工作時，要求認真開展治理商業賄賂專項工作，并重點查處政府機關公務員在其中利用行政權力收受賄賂的行為。
據新華社報道，這兩次會議，均系對中央紀委第六次全會精神的貫徹落實。
在2006年1月6日舉行的中央紀委第六次全會上，反商業賄賂首度作為反腐敗的重要内容被提出，并被明确定為2006年的工作重點，反商業賄賂由此被提高到反腐敗的高度。
與此同時，為治理商業賄賂而由中央紀委牽頭成立的“反商業賄賂領導小組”，其成員也由原來的18個部委擴充到22個部委。
這個包括立法機構、司法機構和執法機構在内的高規格領導小組随之成立。
其成員包括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監察部、财政部、國土資源部、建設部、交通部、信息産業部、商務部、衛生部、審計署、國務院國有資産監督管理委員會、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等單位。
所謂商業賄賂，是以獲得商業交易機會為目的，在交易之外以回扣、促銷費、宣傳費、勞務費、報銷各種費用、提供境内外旅遊等各種名義直接或間接給付或收受現金、實物和其他利益的一種不正當競争行為。
盡管普遍存在于各個行業，但商業賄賂大多數作為一種“潛規則”，長期遊離于執法部門的視野之外。
打擊商業賄賂，被提到“影響中國經濟社會能否持續發展”的高度。
商業賄賂給中國經濟已經造成巨大危害。
來自商務部的統計表明，在全國藥品行業，僅藥品回扣一項，每年就侵吞國家資産約7.72億元，約占全國醫藥行業全年稅收收入的16%。
令人觸目驚心的是，在經濟流通領域内，幾乎每個行業都存在着權錢交易的商業賄賂潛規則。
其中尤以醫療衛生、基建、電信、金融等部門為重。
商業賄賂問題如不及時解決，将會有難以承受的社會後果發生。
在中央下發的一份文件中，工程建設、土地出讓、産權交易、醫藥購銷、政府采購以及資源開發和經銷六大領域的商業賄賂行為，被确定為重點治理的對象。
在我國，已查處的高級領導幹部受賄犯罪案件和重大經濟犯罪案件中，絕大多數都涉及商業賄賂，因此反商業賄賂的同時也就是在反腐敗。
2006年2月24日的廉政會議上，溫家寶總理強調，要依法重點查處政府機關公務員在其中利用行政權力收受賄賂的行為。
他說，商業賄賂雖然發生在經營者的交易活動中，但與政府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濫用職權、以權謀私有密切關系。
本書所涉及的官員犯罪中，大部分是因為商業賄賂落馬。
就農發行系列行賄受賄案而言，這起案件之所以成為2006年度第一個被關注的大案，不僅在于這個案件把衆多金融高官拉下馬，更重要的是，2006年度國家反腐倡廉重拳打擊的對象是商業賄賂，此案是2006年度國家反商業賄賂案件中最大的案件之一，所以，從這個角度上講，農發行窩案不但是2006年度反商業賄賂第一大案，也是2006年度第一大案。
其實，在近年來查處的腐敗案件中，農發行窩案既無數額上的突破，也無情節上的特别惡劣之處。
但這個案件和同一時期其他腐敗案件一樣，也深深打上了這個時代特有的烙印。
這是一個變化中的時代、一個轉型中的時代、這是一個市場經濟大變革的時代、這是一個政府官員在“官商勾結、貓鼠結盟”中紛紛落馬的時代。
這個時代的官員犯罪，具有的時代特點是：他們既是“遊戲規則”制訂者，又是“遊戲”的參與者和既得利益者。
為确保自己能赢得這個遊戲，他們還常常利用訂規立制之便，把自己設計成“監督者”或者“裁判員”。
正因為“遊戲規則”的不透明、不穩定，導緻了“遊戲”的不公正。
國家資源總是很輕易地被“規則”的制定者們壟斷并加以利用，過多的任意處置權則為腐敗提供了滋生暗長的廣闊空間。
以徐放鳴為例，這位财政部前司長所掌控的金融司，是财政部負責貨币政策與财政政策協調配合的核心部門，負責金融機構國有資産的基礎管理工作等11項重要職能。
用業内人士的話說，金融司對國有銀行和金融機構是“有監有管有審批”。
作為司長，徐放鳴擁有的這些權力足以“令每一位知情者敬畏有加”。
所以我們才能看到，當農發行一份報批租賃業務的報告遞交給了徐放鳴時，他“首先推薦中國電子租賃有限公司承接部分租賃業務，随後又将自己熟悉的北京誠奧達商務投資咨詢有限公司，安排為租賃業務的中介公司”。
在徐放鳴手裡，某項動辄數億元業務的歸屬，誰來做、怎麼做，都是動動嘴皮子的事情，卻可以在談笑間獲得數百萬元的好處。
盡管農發行窩案中官員腐敗的具體情況不同，但這些官員腐敗的軌迹卻個個相似：未入官場之前根正苗紅，上任之初也曾勤勉有加，一旦手握權柄，不用多久就失足于權力陷阱。
絕對的權力加上虛無的監管和貪欲動機，構成了當今官員堕落定律。
而我們的防腐之道仍然一廂情願地相信官員會基于自己的理想信念而遠離權力背後的欲望誘惑。
然而在市場經濟時代，能夠完全依靠道德力量和組織力量來約束自身的官員實屬罕見，更多的政府官員在絕對的權力面前湧動着以權謀私的沖動。
審計風暴揪出胡楚壽 為了讀者盡快弄清農發行窩案的來龍去脈，首先應該介紹一下中國農業發展銀行成立的有關背景資料。
北京市月壇北街甲2号，這座北京西二環邊上的大樓是中國農業發展銀行總部所在地。
作為政策性銀行，農發行的辦公地址及業務範圍鮮為人知，在業内有“最寂寞的銀行”之稱。
1994年4月19日，國務院下發“國發（1994）25号”文件，宣布組建中國農業發展銀行。
依上述文件，農發行最初的業務範圍相當廣泛，兼有信貸業務和财政任務，即承擔國家的農業政策性金融業務，代理财政性支農資金的撥付，主要任務是“為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服務”。
1994年6月30日，中國農業銀行、中國工商銀行正式向農發行劃轉農業政策性信貸業務，由中國農業銀行代當時尚未組建的農發行接收。
1994年8月，農發行總行的組建工作基本完成。
1994年農發行成立之時，國務院高層領導就對農發行提了“兩不”要求：不購置豪華汽車，不購置高檔寫字樓，要完全從服務農業、農村經濟為出發點。
除此之外，另有人士提出農發行“不要設分支機構，以避免風險”。
但農發行成立不久，便背離原來的初衷，一舉購買約3萬平方米的寫字樓，也就是月壇北街甲2号的月壇大廈南樓。
月壇大廈1998年竣工，農發行總行第一時間即已入住。
月壇大廈已經成為農發行的代名詞。
對“兩不”約束的突破并未就此中止，農發行分支機構的建設也緊鑼密鼓。
到1997年3月末，農發行在機構設置上實行總行、分行、支行制，系統内實行垂直領導。
總行設在北京，在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計劃單列市設有35個分行，地市二級分行295個，縣（縣級市、區）支行1613個。
全行員工接近6萬人。
銀行業内很多人士認為，農發行完全沒必要建立這些分支機構。
但實際情況卻是，全國1000多家農發行縣級支行，均斥巨資建辦公樓。
如遼甯某市農發行分行辦公樓，耗資近1.2億元。
除辦公大樓外，存儲并處理銀行日常交易信息的大型主機，以及獨有的電子安保監控設備，為另一項最重要的投入。
一份資料顯示，截至1999年，農發行總行、省分行、地（市）分行及縣級支行的電子化網點數量約占總數的85%，共約1647個。
為此，農發行共租賃了8000多套PC台式機、PC服務器、筆記本電腦，還為各機構租賃激光打印機、路由器、UPS等設備。
其中僅農發行總行配備的PC機就超過300台，已基本做到了人手一台。
顯然，為農發行提供租賃業務的公司，是這筆大買賣的受益者。
農發行高官落馬的導火索，就是這些租賃業務。
在這起窩案中第一個落馬的是
此案之所以非同尋常，在于不僅把農發行兩個位高權重的副行長拉下馬，還把财政部頗有前途的金融司司長徐放鳴拉下水，農發行窩案更因此成為2006年反商業賄賂第一大案。
由審計風暴引出的這起窩案，直到以财政部金融司司長徐放鳴被終審判處有期徒刑13年而宣告審判終結，所有的一切都水落石出，其中的曲折和複雜的案情才能解密。
為了方便讀者閱讀，在講述這個錯綜複雜的窩案之前，有必要像章回小說那樣，把本案的主要人物名單羅列一下： 胡楚壽：原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副行長、國有重點金融機構監事會主席。
因貪污罪被判無期徒刑。
于大路：原中國農業發展銀行财會部主任、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副行長。
因貪污罪、挪用公款罪、行賄罪被判無期徒刑。
徐放鳴：原财政部金融司司長，因貪污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3年。
蔡國安：原北京美禾電子公司總經理，因貪污罪和職務侵占罪被判處有期徒刑20年。
黃俊傑：原亞捷電子(深圳)公司董事長，因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
趙東明：原中國電子租賃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因貪污、受賄、挪用公款罪被判處有期徒刑20年。
王剛：原中國瑞聯實業集團公司副總裁，因貪污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3年。
中國政府向商業賄賂宣戰 2006年2月24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第四次全國廉政會議，部署2006年政府系統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治理商業賄賂”成為重點之一。
在不到10天時間裡，溫總理已就這一問題進行了兩次部署。
此前的2月15日，溫家寶在部署行政監察工作時，要求認真開展治理商業賄賂專項工作，并重點查處政府機關公務員在其中利用行政權力收受賄賂的行為。
據新華社報道，這兩次會議，均系對中央紀委第六次全會精神的貫徹落實。
在2006年1月6日舉行的中央紀委第六次全會上，反商業賄賂首度作為反腐敗的重要内容被提出，并被明确定為2006年的工作重點，反商業賄賂由此被提高到反腐敗的高度。
與此同時，為治理商業賄賂而由中央紀委牽頭成立的“反商業賄賂領導小組”，其成員也由原來的18個部委擴充到22個部委。
這個包括立法機構、司法機構和執法機構在内的高規格領導小組随之成立。
其成員包括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監察部、财政部、國土資源部、建設部、交通部、信息産業部、商務部、衛生部、審計署、國務院國有資産監督管理委員會、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等單位。
所謂商業賄賂，是以獲得商業交易機會為目的，在交易之外以回扣、促銷費、宣傳費、勞務費、報銷各種費用、提供境内外旅遊等各種名義直接或間接給付或收受現金、實物和其他利益的一種不正當競争行為。
盡管普遍存在于各個行業，但商業賄賂大多數作為一種“潛規則”，長期遊離于執法部門的視野之外。
打擊商業賄賂，被提到“影響中國經濟社會能否持續發展”的高度。
商業賄賂給中國經濟已經造成巨大危害。
來自商務部的統計表明，在全國藥品行業，僅藥品回扣一項，每年就侵吞國家資産約7.72億元，約占全國醫藥行業全年稅收收入的16%。
令人觸目驚心的是，在經濟流通領域内，幾乎每個行業都存在着權錢交易的商業賄賂潛規則。
其中尤以醫療衛生、基建、電信、金融等部門為重。
商業賄賂問題如不及時解決，将會有難以承受的社會後果發生。
在中央下發的一份文件中，工程建設、土地出讓、産權交易、醫藥購銷、政府采購以及資源開發和經銷六大領域的商業賄賂行為，被确定為重點治理的對象。
在我國，已查處的高級領導幹部受賄犯罪案件和重大經濟犯罪案件中，絕大多數都涉及商業賄賂，因此反商業賄賂的同時也就是在反腐敗。
2006年2月24日的廉政會議上，溫家寶總理強調，要依法重點查處政府機關公務員在其中利用行政權力收受賄賂的行為。
他說，商業賄賂雖然發生在經營者的交易活動中，但與政府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濫用職權、以權謀私有密切關系。
本書所涉及的官員犯罪中，大部分是因為商業賄賂落馬。
就農發行系列行賄受賄案而言，這起案件之所以成為2006年度第一個被關注的大案，不僅在于這個案件把衆多金融高官拉下馬，更重要的是，2006年度國家反腐倡廉重拳打擊的對象是商業賄賂，此案是2006年度國家反商業賄賂案件中最大的案件之一，所以，從這個角度上講，農發行窩案不但是2006年度反商業賄賂第一大案，也是2006年度第一大案。
其實，在近年來查處的腐敗案件中，農發行窩案既無數額上的突破，也無情節上的特别惡劣之處。
但這個案件和同一時期其他腐敗案件一樣，也深深打上了這個時代特有的烙印。
這是一個變化中的時代、一個轉型中的時代、這是一個市場經濟大變革的時代、這是一個政府官員在“官商勾結、貓鼠結盟”中紛紛落馬的時代。
這個時代的官員犯罪，具有的時代特點是：他們既是“遊戲規則”制訂者，又是“遊戲”的參與者和既得利益者。
為确保自己能赢得這個遊戲，他們還常常利用訂規立制之便，把自己設計成“監督者”或者“裁判員”。
正因為“遊戲規則”的不透明、不穩定，導緻了“遊戲”的不公正。
國家資源總是很輕易地被“規則”的制定者們壟斷并加以利用，過多的任意處置權則為腐敗提供了滋生暗長的廣闊空間。
以徐放鳴為例，這位财政部前司長所掌控的金融司，是财政部負責貨币政策與财政政策協調配合的核心部門，負責金融機構國有資産的基礎管理工作等11項重要職能。
用業内人士的話說，金融司對國有銀行和金融機構是“有監有管有審批”。
作為司長，徐放鳴擁有的這些權力足以“令每一位知情者敬畏有加”。
所以我們才能看到，當農發行一份報批租賃業務的報告遞交給了徐放鳴時，他“首先推薦中國電子租賃有限公司承接部分租賃業務，随後又将自己熟悉的北京誠奧達商務投資咨詢有限公司，安排為租賃業務的中介公司”。
在徐放鳴手裡，某項動辄數億元業務的歸屬，誰來做、怎麼做，都是動動嘴皮子的事情，卻可以在談笑間獲得數百萬元的好處。
盡管農發行窩案中官員腐敗的具體情況不同，但這些官員腐敗的軌迹卻個個相似：未入官場之前根正苗紅，上任之初也曾勤勉有加，一旦手握權柄，不用多久就失足于權力陷阱。
絕對的權力加上虛無的監管和貪欲動機，構成了當今官員堕落定律。
而我們的防腐之道仍然一廂情願地相信官員會基于自己的理想信念而遠離權力背後的欲望誘惑。
然而在市場經濟時代，能夠完全依靠道德力量和組織力量來約束自身的官員實屬罕見，更多的政府官員在絕對的權力面前湧動着以權謀私的沖動。
審計風暴揪出胡楚壽 為了讀者盡快弄清農發行窩案的來龍去脈，首先應該介紹一下中國農業發展銀行成立的有關背景資料。
北京市月壇北街甲2号，這座北京西二環邊上的大樓是中國農業發展銀行總部所在地。
作為政策性銀行，農發行的辦公地址及業務範圍鮮為人知，在業内有“最寂寞的銀行”之稱。
1994年4月19日，國務院下發“國發（1994）25号”文件，宣布組建中國農業發展銀行。
依上述文件，農發行最初的業務範圍相當廣泛，兼有信貸業務和财政任務，即承擔國家的農業政策性金融業務，代理财政性支農資金的撥付，主要任務是“為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服務”。
1994年6月30日，中國農業銀行、中國工商銀行正式向農發行劃轉農業政策性信貸業務，由中國農業銀行代當時尚未組建的農發行接收。
1994年8月，農發行總行的組建工作基本完成。
1994年農發行成立之時，國務院高層領導就對農發行提了“兩不”要求：不購置豪華汽車，不購置高檔寫字樓，要完全從服務農業、農村經濟為出發點。
除此之外，另有人士提出農發行“不要設分支機構，以避免風險”。
但農發行成立不久，便背離原來的初衷，一舉購買約3萬平方米的寫字樓，也就是月壇北街甲2号的月壇大廈南樓。
月壇大廈1998年竣工，農發行總行第一時間即已入住。
月壇大廈已經成為農發行的代名詞。
對“兩不”約束的突破并未就此中止，農發行分支機構的建設也緊鑼密鼓。
到1997年3月末，農發行在機構設置上實行總行、分行、支行制，系統内實行垂直領導。
總行設在北京，在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計劃單列市設有35個分行，地市二級分行295個，縣（縣級市、區）支行1613個。
全行員工接近6萬人。
銀行業内很多人士認為，農發行完全沒必要建立這些分支機構。
但實際情況卻是，全國1000多家農發行縣級支行，均斥巨資建辦公樓。
如遼甯某市農發行分行辦公樓，耗資近1.2億元。
除辦公大樓外，存儲并處理銀行日常交易信息的大型主機，以及獨有的電子安保監控設備，為另一項最重要的投入。
一份資料顯示，截至1999年，農發行總行、省分行、地（市）分行及縣級支行的電子化網點數量約占總數的85%，共約1647個。
為此，農發行共租賃了8000多套PC台式機、PC服務器、筆記本電腦，還為各機構租賃激光打印機、路由器、UPS等設備。
其中僅農發行總行配備的PC機就超過300台，已基本做到了人手一台。
顯然，為農發行提供租賃業務的公司，是這筆大買賣的受益者。
農發行高官落馬的導火索，就是這些租賃業務。
在這起窩案中第一個落馬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