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話語與意識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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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著名學者，将他們（連同家屬）一并驅逐出境。
對此應該問一下，究竟是什麼意識或知識類型構成了如此廣泛的話語迫害的基礎，以至于有時甚至像自然科學家這類可以為新政權效勞的知識人也被迫流亡？全權專政固然是流亡顯而易見的原因，然而，全權專政的正當性，從社會學來講，依然要求有一套知識—價值體系來支撐，否則，全權專政的正當性及其實施是難以設定的。
更重要的是，人們很難理解和解釋全權專政在起初受到相當多知識分子擁護和熱情獻身的情形。
例如，在文化教育領域施行徹底的清洗，是在一種理論上具合理性（而不是非合理性）的話語前提下邊行的，即是由某種強權政治力量以意識形态話誤在道義合理性而不是非合理性給予支持的前提下進行的。
不管是所謂“階級的純化”（俄國）——要由無産階級的紅色教授和文人來占領文化、教育陣地，還是所謂“種族的純化”（德國）——要由有民族血性的知識人來占領文化教育領域，情形無一例外的是：先有一套意識形态話語的确立，随之将這套話語轉換成社會行動。
即使像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三四年那樣的大逮捕、大驅逐不曾發生，流亡文化亦是不可避免的。
一旦某種話誤全權意識形态化，個體性話語就不可能有容身之地。
本來，任何一種話語都是個體性的，問題之相當引人之處在于，何以某種個體性話誤會成為總體性的、全權道義性的話語，以至形成意識形态的話語形式。
事實上，本世紀的流亡話誤無不與某種名之為某種“主義”的知識—價值話語有關。
固然，在“主義”這一名稱之下，有不同的知識—價值類型，并非所有“主義”話語都必然導緻全權專政的正當性。
但同樣明顯的是，肯定有一些“主義”的話語類型必然導緻全權意識形态的專政之正當性的确立。
因而，此類總體話語背後的知識一價值論基礎值得審察。
現代全權專政的施行者無不以為，如此全權專政具有曆史及存在的合理性，具有合曆史發展規律的知識—價值根據，因為他們代表着某個總體的價值或利益，盡管這個總體的擔綱者可以是某個種族或階級。
然而，一旦這個種族或階級本身被作為絕對的總體來看待時，它們就禀有絕對的意識或絕對的價值。
從個體到總體的轉換中出現了一種信仰的形式。
全權專政以及在此形式下把某一類人消滅掉或逐出某個地域，乃是一種信仰的實踐或信仰的體現。
于是，才出現有人——經常甚至是知識人滿腔熱誠地去實施專政的情形。
施迫害者真誠地相信自己是在行善、救人、救世。
波蘭流亡哲學家科技柯夫斯基（L.Kolakowski）注意到：惡魔聲稱他們是出于大愛才對你們行惡，他們要解放你們，給你們提供心靈的幫助，給你們帶來偉大的學說讓你們靈魂開竅。
施迫害者這樣聲稱時，他們并沒有說謊，他們相信自己是天使般的，并早已打算為自己的崇高事業獻身。
如此屬靈力量來自于其賴以成立的知識—價值話語的獨斷客觀合理性，這種獨斷客觀合理性又産生于某種科學理論與價值目的論的奇妙結合。
全權“主義”話語在其誕生之初，帶有強烈的價值意願，要為人類社會及其發展探尋最基本的現實因素，要為人類社會獲得幸福之可能性提供最具說服力的實在根據。
我對“主義”一詞的用法是：一種把個體有效的話語轉換為全體有效的話語的言述行為。
這種行為自古有之。
現代的種種“主義”之正當性論證的特點在于實證科學的引入。
正因為某些個體自以為其理念是可實證的，因而是客觀必然、普遍有效的，故理所當然地是應有政治權力的。
上世紀的某些思想家們一直在努力尋找人類存在之基本推動力。
有的找到了生産力和生産關系及其曆史的機制，有的則發現了生物學的要素如種族之類。
應該說，這種“尋根”大概會引發社會學家們的職業精神不斷追尋下去，不然的話，松巴特（W.Sombart）何以會因種族論曆史觀之出現導緻的對經濟史觀獨斷論的兼并而感到高興呢？ 一旦社會學家或其他什麼科學家憑其“洞見”所尋到的基礎事實成為客觀的所見，并與救世的主觀意願相結合，自然産生全權“主義”話語。
有多少“洞見”所尋到的基礎事實，就會有多少全權“主義”話語，迸而施行政治手術。
在尋求曆史理性的社會學家對形而上學的著名非難中，實際表現出另一種形而上學的成分——韋伯看到了這一點，所以，他才要竭力從社會學中清除這種“隐藏的形而上學”。
對本文的問題來說，重要的在于，出現了這樣一種話語類型：它以科學的表述形式把主觀意識變成客觀事實（或規律）——與此同時發生的是把個體話誤變成總體話語。
哈伯馬斯（Habermas）看到，對舊有意識形态的消解是以建立另一種意識形态的方式來完成的。
但新的意識形态已全然不再想僅隻是意識形态，它也要成為下層建築，成為社會存在本身。
有社會學家說，社會存在決定精神意識，人們後來發現，情形也是可以颠倒過來的。
不然，就不僅很難理解曆史在其客觀必然的展開中走向善的目的的論斷，也難以理解以後所發生的一些事情，如：意識形态何以反而成了下層建築，而社會存在倒成了意識形态。
與此相關，一旦道義性的東西被變換成自然性的，自然性的東西被變換成道義性的，殘忍就可能變成美德，而不僅僅是合理了。
四 意識形态的下層建築化和社會存在的意識形态化給社會存在與話語類型的關系帶來了新的結果：社會意識的一體化。
總體化，個體話語不可能在這樣的處境中存在。
如果某種個體話語還想為其個體存在保留一點地盤，就隻有流亡一途。
二十世紀的流亡文化表明，意識形态已遠不僅是馬克思所謂的虛假的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和哈伯馬斯所謂的被扭曲的交往，而且還是一種社會機體的樣式。
不過，我們可以理解馬克思和哈伯馬斯的意識形态批判理論的某種不足，因為，他們實際都沒有親身體驗過作為意識形态的社會存在。
應該問的倒是，意識形态是何以成為一種社會存在的。
這一問題雖然饒有興味卻非常複雜，在此我隻能有限地簡要讨論。
任何社會存在樣式是一種語言的樣式，因而，可以通過對某個意識形态話語的考察來看這一問題：例如，所謂“自絕于人
對此應該問一下，究竟是什麼意識或知識類型構成了如此廣泛的話語迫害的基礎，以至于有時甚至像自然科學家這類可以為新政權效勞的知識人也被迫流亡？全權專政固然是流亡顯而易見的原因，然而，全權專政的正當性，從社會學來講，依然要求有一套知識—價值體系來支撐，否則，全權專政的正當性及其實施是難以設定的。
更重要的是，人們很難理解和解釋全權專政在起初受到相當多知識分子擁護和熱情獻身的情形。
例如，在文化教育領域施行徹底的清洗，是在一種理論上具合理性（而不是非合理性）的話語前提下邊行的，即是由某種強權政治力量以意識形态話誤在道義合理性而不是非合理性給予支持的前提下進行的。
不管是所謂“階級的純化”（俄國）——要由無産階級的紅色教授和文人來占領文化、教育陣地，還是所謂“種族的純化”（德國）——要由有民族血性的知識人來占領文化教育領域，情形無一例外的是：先有一套意識形态話語的确立，随之将這套話語轉換成社會行動。
即使像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三四年那樣的大逮捕、大驅逐不曾發生，流亡文化亦是不可避免的。
一旦某種話誤全權意識形态化，個體性話語就不可能有容身之地。
本來，任何一種話語都是個體性的，問題之相當引人之處在于，何以某種個體性話誤會成為總體性的、全權道義性的話語，以至形成意識形态的話語形式。
事實上，本世紀的流亡話誤無不與某種名之為某種“主義”的知識—價值話語有關。
固然，在“主義”這一名稱之下，有不同的知識—價值類型，并非所有“主義”話語都必然導緻全權專政的正當性。
但同樣明顯的是，肯定有一些“主義”的話語類型必然導緻全權意識形态的專政之正當性的确立。
因而，此類總體話語背後的知識一價值論基礎值得審察。
現代全權專政的施行者無不以為，如此全權專政具有曆史及存在的合理性，具有合曆史發展規律的知識—價值根據，因為他們代表着某個總體的價值或利益，盡管這個總體的擔綱者可以是某個種族或階級。
然而，一旦這個種族或階級本身被作為絕對的總體來看待時，它們就禀有絕對的意識或絕對的價值。
從個體到總體的轉換中出現了一種信仰的形式。
全權專政以及在此形式下把某一類人消滅掉或逐出某個地域，乃是一種信仰的實踐或信仰的體現。
于是，才出現有人——經常甚至是知識人滿腔熱誠地去實施專政的情形。
施迫害者真誠地相信自己是在行善、救人、救世。
波蘭流亡哲學家科技柯夫斯基（L.Kolakowski）注意到：惡魔聲稱他們是出于大愛才對你們行惡，他們要解放你們，給你們提供心靈的幫助，給你們帶來偉大的學說讓你們靈魂開竅。
施迫害者這樣聲稱時，他們并沒有說謊，他們相信自己是天使般的，并早已打算為自己的崇高事業獻身。
如此屬靈力量來自于其賴以成立的知識—價值話語的獨斷客觀合理性，這種獨斷客觀合理性又産生于某種科學理論與價值目的論的奇妙結合。
全權“主義”話語在其誕生之初，帶有強烈的價值意願，要為人類社會及其發展探尋最基本的現實因素，要為人類社會獲得幸福之可能性提供最具說服力的實在根據。
我對“主義”一詞的用法是：一種把個體有效的話語轉換為全體有效的話語的言述行為。
這種行為自古有之。
現代的種種“主義”之正當性論證的特點在于實證科學的引入。
正因為某些個體自以為其理念是可實證的，因而是客觀必然、普遍有效的，故理所當然地是應有政治權力的。
上世紀的某些思想家們一直在努力尋找人類存在之基本推動力。
有的找到了生産力和生産關系及其曆史的機制，有的則發現了生物學的要素如種族之類。
應該說，這種“尋根”大概會引發社會學家們的職業精神不斷追尋下去，不然的話，松巴特（W.Sombart）何以會因種族論曆史觀之出現導緻的對經濟史觀獨斷論的兼并而感到高興呢？ 一旦社會學家或其他什麼科學家憑其“洞見”所尋到的基礎事實成為客觀的所見，并與救世的主觀意願相結合，自然産生全權“主義”話語。
有多少“洞見”所尋到的基礎事實，就會有多少全權“主義”話語，迸而施行政治手術。
在尋求曆史理性的社會學家對形而上學的著名非難中，實際表現出另一種形而上學的成分——韋伯看到了這一點，所以，他才要竭力從社會學中清除這種“隐藏的形而上學”。
對本文的問題來說，重要的在于，出現了這樣一種話語類型：它以科學的表述形式把主觀意識變成客觀事實（或規律）——與此同時發生的是把個體話誤變成總體話語。
哈伯馬斯（Habermas）看到，對舊有意識形态的消解是以建立另一種意識形态的方式來完成的。
但新的意識形态已全然不再想僅隻是意識形态，它也要成為下層建築，成為社會存在本身。
有社會學家說，社會存在決定精神意識，人們後來發現，情形也是可以颠倒過來的。
不然，就不僅很難理解曆史在其客觀必然的展開中走向善的目的的論斷，也難以理解以後所發生的一些事情，如：意識形态何以反而成了下層建築，而社會存在倒成了意識形态。
與此相關，一旦道義性的東西被變換成自然性的，自然性的東西被變換成道義性的，殘忍就可能變成美德，而不僅僅是合理了。
四 意識形态的下層建築化和社會存在的意識形态化給社會存在與話語類型的關系帶來了新的結果：社會意識的一體化。
總體化，個體話語不可能在這樣的處境中存在。
如果某種個體話語還想為其個體存在保留一點地盤，就隻有流亡一途。
二十世紀的流亡文化表明，意識形态已遠不僅是馬克思所謂的虛假的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和哈伯馬斯所謂的被扭曲的交往，而且還是一種社會機體的樣式。
不過，我們可以理解馬克思和哈伯馬斯的意識形态批判理論的某種不足，因為，他們實際都沒有親身體驗過作為意識形态的社會存在。
應該問的倒是，意識形态是何以成為一種社會存在的。
這一問題雖然饒有興味卻非常複雜，在此我隻能有限地簡要讨論。
任何社會存在樣式是一種語言的樣式，因而，可以通過對某個意識形态話語的考察來看這一問題：例如，所謂“自絕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