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話語與意識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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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魔不是以魔術來征服人的意志，而是以虛構的價
值來誘惑人的意志，奸狡地混淆善與惡，誘惑人的意志
服從它。
——俄國流亡哲學家N.洛斯基 一 流亡話語現象之所以值得文化社會學作為一項重要課題來讨論，其理由不在于，流亡話語是二十世紀文化的突出表征之一，而首先在于，流亡話語是人之文化的原生觀象。
流亡是人的存在的一個生存論現象，流亡文化不過是其表達形式。
早在人類精神文化的第一個繁榮期，流亡話語就已經突出地呈現出來：荷馬史詩《奧德賽》以流亡為主題；舊約全書整個來說是流亡話語的結集；屈原的《離騷》可視為第一部漢語流亡文學作品，而孔夫子則把流亡視作一條在道不顯的時代的生存之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流亡話語伴随着人類精神文化的發展，正如流亡伴随着人的存在，直到今天，不僅未曾減少，反而更顯突出。
流亡是人類文化的一個維度，一種獨特的話語形式以至一種人的生存方式或臨界處境。
我先不從哲學方向上去提問，也不從曆史現象描述方面來處理這一課題，那将是一個繁複的工作。
當我打算從文化社會學視域來考察某個時代的流亡話語，而不是對它熟視無睹，這暗含着我設定的問題是：既然流亡（Exil一詞的中文譯法似應為“放逐”）與人類精神文化幾乎有一種孿生關系，那麼，由此所顯示出的社會存在與知識類型的關系是什麼，以及在流亡話語中所顯示出的人的生存論上的存在處境和精神處境是什麼。
文化中的某些——而非所有——話語形式有如情意結般隐含着多維度的人的存在處境和精神處境的症候，流亡話語就是這樣的話語形式。
對某一時代的流亡話語的透視，有可能獲得至少三個維度的景觀透視：a.話語的源初的政治性——政治性（Politik）既是在這個詞的希臘詞源（Politdia）的含義上來使用的（即具有“公民性”、“公衆性”和“國家性”等含義），又是在這個詞的當前漢語意識形态語境中的含義上來使用的；b.話語與個體處境之關聯的獨特現實性；c.話語中精神意向的曆史處境性。
在本文中，我不打算從文化社會學的立場來處理一般流亡話語及其曆史形态，而隻打算對某一特定時代——二十世紀的流亡文化加以分析，進而讨論這一時代的上述三個維度。
從曆史的情形來看，流亡話語是政治迫害的結果。
但我亦不從政治學的角度來讨論這一問題。
政治亦是一種話語行為，無論民族性迫害還是宗教性迫害，均是一種話語權力行為。
由于流亡以及流亡話語均非二十世紀獨有的現象，當我要審理二十世紀的流亡話語時，就必須着重關注其形成的獨特語境，因此我将着重讨論流亡話語與另一種類型的話語——意識形态全權話語的關系。
由于本世紀四個主要的流亡文化形态（俄國、德國、東歐——以波蘭和捷克為主、中國）的形成和發展，無一例外地與某種全權意識形态話語相關，我的論題自然将集中指向流亡話語與意識形态全權話語的關聯和張力關系。
二 在展開我的論述步驟之前，需要對“流亡話語”這一概念作大緻的描述性讨論。
流亡（Exil）一詞在希臘文Ψυγη中意為逃亡、畏避，放逐、補救、避難所。
從流亡話語與人類精神文化活動的生存論關系來看，人類的精神文化形态（哲學、宗教、文藝、倫理論說等）在一開始就有政治之維。
某種話語類型與現實政治權力的結合，并導緻對另一種話語類型的政治迫害，亦是話語本身的一種生存論規定。
反過來看，流亡話語的存在及其形态，剛好可以反映人類的某種社會政治處境及其形态，如曆史上的種族迫害、宗教迫害形成的流亡話語。
流亡話語的首要含義在本文中因此不是指在文學作品中從古至今都得到表現的流亡主題（ExilalsThemaderLiteratur），這至多隻是文藝學上的一個類型學主題。
流亡話語的界定可以是：一種與個體或群體本己的存在處境和精神處境相分離的生活形式（ExilalsLebensfom）、話語形式及其所建構的話語類型或精神定向。
首先是與存在之地域相分離：話語自有其生存論上的土地因素，流亡話語即與其本己的土地在場被迫相分離的話語活動；随之是與精神之地域相分離，每種話語亦自有其本己的精神地域，流亡話語可以被看作是精神處于異在狀态中的話語形式。
不管是生存地域還是精神地域，在傳統的流亡話語現象中，經常涉及民族政治沖突。
生存地域和精神地域的語言在性與流亡話語形式的獨特張力關系，乃是最重要的方面。
在讨論流亡話語現象時，将生存地域與精神地域作為兩個最基本的因素加以某種程度的分别處理，是必要的。
如此才能不僅避免對一種自始就有的可稱之為内在的流亡話語現象的忽視，而且可能将問題引伸到現象的更為基本的層面——生存本體論的流亡性。
從以上的簡要描述出發，二十世紀的流亡話語現象有這佯一些特征：它們與現代政治民主之進程相關，而且處于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沖突之中；就與生存和精神地域的分離來看，表現為民族性地域的喪失——過去曆史上的流亡話語大都尚在本民族的地域之内（如中國方代之“放逐”詩文。
俄國十九世紀的國内流亡文學），盡管歐洲的情形略有不同；随之，也表現為屬己的生存語境的喪失——過去曆史上的流亡話語亦多在屬己的生存語境之内。
二十世紀的流亡話語不僅帶有國際性，而且由于本己民族性和語言在性處境的喪失，加深了流亡性。
三 就二十世紀流亡文化的規模而言，一九二二年是一個讓人清醒的标志。
盡管在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之後，已有不少俄國文人學者陸續流亡國外，但直到一九二一年為止，新政權尚未顧及到在文化領域施行全面清洗和無産階級化，以至于像别爾嘉耶夫（N.A.Berdjajev）這樣的自由思想家尚能在一九一九年建立“自由精神文化學院”，舉辦公開的哲學講座，聽衆甚至包括紅軍官兵和工人。
一九二二年，新政權突然逮捕了全俄一百二十多位著名學者、文人和科學家，其中包括别爾嘉耶夫、洛斯基（N.Losskij）、弗蘭克（S.Frank）等
——俄國流亡哲學家N.洛斯基 一 流亡話語現象之所以值得文化社會學作為一項重要課題來讨論，其理由不在于，流亡話語是二十世紀文化的突出表征之一，而首先在于，流亡話語是人之文化的原生觀象。
流亡是人的存在的一個生存論現象，流亡文化不過是其表達形式。
早在人類精神文化的第一個繁榮期，流亡話語就已經突出地呈現出來：荷馬史詩《奧德賽》以流亡為主題；舊約全書整個來說是流亡話語的結集；屈原的《離騷》可視為第一部漢語流亡文學作品，而孔夫子則把流亡視作一條在道不顯的時代的生存之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流亡話語伴随着人類精神文化的發展，正如流亡伴随着人的存在，直到今天，不僅未曾減少，反而更顯突出。
流亡是人類文化的一個維度，一種獨特的話語形式以至一種人的生存方式或臨界處境。
我先不從哲學方向上去提問，也不從曆史現象描述方面來處理這一課題，那将是一個繁複的工作。
當我打算從文化社會學視域來考察某個時代的流亡話語，而不是對它熟視無睹，這暗含着我設定的問題是：既然流亡（Exil一詞的中文譯法似應為“放逐”）與人類精神文化幾乎有一種孿生關系，那麼，由此所顯示出的社會存在與知識類型的關系是什麼，以及在流亡話語中所顯示出的人的生存論上的存在處境和精神處境是什麼。
文化中的某些——而非所有——話語形式有如情意結般隐含着多維度的人的存在處境和精神處境的症候，流亡話語就是這樣的話語形式。
對某一時代的流亡話語的透視，有可能獲得至少三個維度的景觀透視：a.話語的源初的政治性——政治性（Politik）既是在這個詞的希臘詞源（Politdia）的含義上來使用的（即具有“公民性”、“公衆性”和“國家性”等含義），又是在這個詞的當前漢語意識形态語境中的含義上來使用的；b.話語與個體處境之關聯的獨特現實性；c.話語中精神意向的曆史處境性。
在本文中，我不打算從文化社會學的立場來處理一般流亡話語及其曆史形态，而隻打算對某一特定時代——二十世紀的流亡文化加以分析，進而讨論這一時代的上述三個維度。
從曆史的情形來看，流亡話語是政治迫害的結果。
但我亦不從政治學的角度來讨論這一問題。
政治亦是一種話語行為，無論民族性迫害還是宗教性迫害，均是一種話語權力行為。
由于流亡以及流亡話語均非二十世紀獨有的現象，當我要審理二十世紀的流亡話語時，就必須着重關注其形成的獨特語境，因此我将着重讨論流亡話語與另一種類型的話語——意識形态全權話語的關系。
由于本世紀四個主要的流亡文化形态（俄國、德國、東歐——以波蘭和捷克為主、中國）的形成和發展，無一例外地與某種全權意識形态話語相關，我的論題自然将集中指向流亡話語與意識形态全權話語的關聯和張力關系。
二 在展開我的論述步驟之前，需要對“流亡話語”這一概念作大緻的描述性讨論。
流亡（Exil）一詞在希臘文Ψυγη中意為逃亡、畏避，放逐、補救、避難所。
從流亡話語與人類精神文化活動的生存論關系來看，人類的精神文化形态（哲學、宗教、文藝、倫理論說等）在一開始就有政治之維。
某種話語類型與現實政治權力的結合，并導緻對另一種話語類型的政治迫害，亦是話語本身的一種生存論規定。
反過來看，流亡話語的存在及其形态，剛好可以反映人類的某種社會政治處境及其形态，如曆史上的種族迫害、宗教迫害形成的流亡話語。
流亡話語的首要含義在本文中因此不是指在文學作品中從古至今都得到表現的流亡主題（ExilalsThemaderLiteratur），這至多隻是文藝學上的一個類型學主題。
流亡話語的界定可以是：一種與個體或群體本己的存在處境和精神處境相分離的生活形式（ExilalsLebensfom）、話語形式及其所建構的話語類型或精神定向。
首先是與存在之地域相分離：話語自有其生存論上的土地因素，流亡話語即與其本己的土地在場被迫相分離的話語活動；随之是與精神之地域相分離，每種話語亦自有其本己的精神地域，流亡話語可以被看作是精神處于異在狀态中的話語形式。
不管是生存地域還是精神地域，在傳統的流亡話語現象中，經常涉及民族政治沖突。
生存地域和精神地域的語言在性與流亡話語形式的獨特張力關系，乃是最重要的方面。
在讨論流亡話語現象時，将生存地域與精神地域作為兩個最基本的因素加以某種程度的分别處理，是必要的。
如此才能不僅避免對一種自始就有的可稱之為内在的流亡話語現象的忽視，而且可能将問題引伸到現象的更為基本的層面——生存本體論的流亡性。
從以上的簡要描述出發，二十世紀的流亡話語現象有這佯一些特征：它們與現代政治民主之進程相關，而且處于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沖突之中；就與生存和精神地域的分離來看，表現為民族性地域的喪失——過去曆史上的流亡話語大都尚在本民族的地域之内（如中國方代之“放逐”詩文。
俄國十九世紀的國内流亡文學），盡管歐洲的情形略有不同；随之，也表現為屬己的生存語境的喪失——過去曆史上的流亡話語亦多在屬己的生存語境之内。
二十世紀的流亡話語不僅帶有國際性，而且由于本己民族性和語言在性處境的喪失，加深了流亡性。
三 就二十世紀流亡文化的規模而言，一九二二年是一個讓人清醒的标志。
盡管在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之後，已有不少俄國文人學者陸續流亡國外，但直到一九二一年為止，新政權尚未顧及到在文化領域施行全面清洗和無産階級化，以至于像别爾嘉耶夫（N.A.Berdjajev）這樣的自由思想家尚能在一九一九年建立“自由精神文化學院”，舉辦公開的哲學講座，聽衆甚至包括紅軍官兵和工人。
一九二二年，新政權突然逮捕了全俄一百二十多位著名學者、文人和科學家，其中包括别爾嘉耶夫、洛斯基（N.Losskij）、弗蘭克（S.Frank）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