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辛欣：諾貝爾，藝術化的幽默作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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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後，一前一後，頂着大風，繞了一大圈，又回到原來的破房子，好象一場考驗。
那個短促的清純時代！ 而北島無疑是很想得獎的。
有一年連記者都先招好了，邁平給他打電話，十分震驚，北島回答說，“如果我得了獎，紹飛（離婚妻子，畫家）也許會回來？” (──我覺得北島因此是人。
) 邁平眯着眼，微笑問：“現在你想到中國的誰呢？” 他的微笑像個作怪的大孩子，于是，我自暴自棄地想，我是怎麼都答不對的。
我還是數了北島，莫言，鄭義。
北島的原因是委員會裡的中文霸主馬悅然。
他在作家和評論家裡被大寫景仰着，我看，這和他在諾貝爾裡大有關系。
他是瑞典大學前中文系主任，提名北島，提了有10年之多。
外界說他也非常喜歡李銳，但是，他不會提李銳──絕對不會自己亂了自己的陣腳。
（讀讀描寫學院派内幕的小說是很容易理解的。
）他翻譯的北島詩集瑞典出版社今年居然不想出版，間接說明馬悅然的學術權威在發生變化。
莫言的原因更充分。
他的力作“紅高粱”英文是Goldblatt的翻譯，翻譯得很精心，并且，諾貝爾得主大江建三郎也曾提到他。
而鄭義也有傳說。
最近的傳說是，他自我感覺都要得獎了。
“高行健呢？”陳邁平當時問。
我承認，我沒想。
并且，我坦率說，不覺得他真那麼棒。
“不過，”邁平微笑說，“他的劇本，他的小說，加他的評論，關鍵是他有評論，他的作品在歐洲評論很多……” 不難聯想到，最近得主們創作和涉獵廣搏的前例，特别是想到文字遊走國際時候，評論制造的幻覺，常常可能大于文字内容的幻術效果，如果說，這是一個國際化商業時代，特點之一就是，說法要比内容更重要。
我立刻就同意他的預測了。
何況，他分析了諾貝爾文學獎内部新生力量出現：于是，高行健的作品不需要仰仗英文市場的漢學家，也不需要瑞典馬悅然提拔，他可以從法文翻譯，通過其他評委直打諾貝爾。
雖然當時我聽這句不是很用心，但是，接着，見到馬悅然，我就明白了。
當年我見過馬，10多年了，他還是那樣，一頭銀發，很有風度的樣子，不過，有了多年闖蕩國際文化江湖的經驗後，我承認，我看人看事不一樣了。
那一次是中國女經濟學家何清漣唱主角，馬在聽衆席裡。
然而，作為聽衆發言的時候，他可不是聽衆的角色。
在批判了中國知識分子都缺乏反省之後，突然，話題一轉，他提到高行健，說他最近看了高行健的作品，他非常欣賞高行健。
他要翻譯高行健。
他的發言長度和内容完全超過了聽衆提問，和會議話題毫無關系。
坐在台上角落裡，在福爾摩斯的啟發下，看這位漢學家，直覺着，他的話是放出來給其他什麼人聽的。
我是不是敢說，我那時候就認定高行健是重要人選了？不過，和陳邁平讨論下來，我們認為，主攻高行健的話，也還需要幾年。
我們還是太狹窄于文化遊戲，那時候忘記WTO這類參數。
依我看，眼下真想議論高行健的中國評論家，可能不是劉再複，而是李陀等大陸80年代那時候的文化風雲人物？高行健在大陸文化圈子裡最早知名的，與其說是在小劇場上演的《車站》（我用來寫在《劇場效果》的短篇小說裡），不如說是《現代小說技巧初探》的小冊子。
那是80年代初，他和李陀，馮骥才讨論小說的新形式，新手法。
後來他們自己認為，很難說那有什麼真新的東西。
那個揚起來的“屁股簾“(當時文學評論語)引起大讨論和大批判的一部分。
我也因此成為大批判對象之一。
在處境小改善之後，我得以進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作導演，高行健當時在人藝當編劇，剛寫了話劇《野人》。
副院長林兆華導演，想讓我給他作副手。
我讀了劇本。
我對高行健的劇本是有看法的。
我覺得，他的劇本和他的小說一樣，說法上的玄妙，要大于閱讀快感和舞台實踐的魅力。
換句話，他比較像為評論家二度創作提供的原本創作。
我在大學裡讀過些當代“外國戲劇”手法，我能在他的劇本裡找到對照，而刺激我的創作欲的生命本源性東西不那麼多。
并且，林兆華是有他的狡猾的，你很難說他是不是理解了作者，理解了劇本，他也喜歡用說法罩住舞台，而不是哪怕說不出來的誘人的地方。
我委婉地說了我認為的舞台修改方法，高行健當然是自我堅持的，是非常溫和的，不過，是隻可以領會他，不可以向其他創作合作者開拓的，而我，甯願劇作者是激烈對抗的，那更可能出現新創作。
大不必為一個戲搞僵了關系，于是，我就騎車走運河，寫自己的去了──現在我是不是應該說，我是認識得主的？ 和高行健交往的時候，從來不談小說，不談創作。
我主觀地想過，因為觀點不很相同。
不過，作為朋友，有的時候，你居然會有比以為的生命既創作
那個短促的清純時代！ 而北島無疑是很想得獎的。
有一年連記者都先招好了，邁平給他打電話，十分震驚，北島回答說，“如果我得了獎，紹飛（離婚妻子，畫家）也許會回來？” (──我覺得北島因此是人。
) 邁平眯着眼，微笑問：“現在你想到中國的誰呢？” 他的微笑像個作怪的大孩子，于是，我自暴自棄地想，我是怎麼都答不對的。
我還是數了北島，莫言，鄭義。
北島的原因是委員會裡的中文霸主馬悅然。
他在作家和評論家裡被大寫景仰着，我看，這和他在諾貝爾裡大有關系。
他是瑞典大學前中文系主任，提名北島，提了有10年之多。
外界說他也非常喜歡李銳，但是，他不會提李銳──絕對不會自己亂了自己的陣腳。
（讀讀描寫學院派内幕的小說是很容易理解的。
）他翻譯的北島詩集瑞典出版社今年居然不想出版，間接說明馬悅然的學術權威在發生變化。
莫言的原因更充分。
他的力作“紅高粱”英文是Goldblatt的翻譯，翻譯得很精心，并且，諾貝爾得主大江建三郎也曾提到他。
而鄭義也有傳說。
最近的傳說是，他自我感覺都要得獎了。
“高行健呢？”陳邁平當時問。
我承認，我沒想。
并且，我坦率說，不覺得他真那麼棒。
“不過，”邁平微笑說，“他的劇本，他的小說，加他的評論，關鍵是他有評論，他的作品在歐洲評論很多……” 不難聯想到，最近得主們創作和涉獵廣搏的前例，特别是想到文字遊走國際時候，評論制造的幻覺，常常可能大于文字内容的幻術效果，如果說，這是一個國際化商業時代，特點之一就是，說法要比内容更重要。
我立刻就同意他的預測了。
何況，他分析了諾貝爾文學獎内部新生力量出現：于是，高行健的作品不需要仰仗英文市場的漢學家，也不需要瑞典馬悅然提拔，他可以從法文翻譯，通過其他評委直打諾貝爾。
雖然當時我聽這句不是很用心，但是，接着，見到馬悅然，我就明白了。
當年我見過馬，10多年了，他還是那樣，一頭銀發，很有風度的樣子，不過，有了多年闖蕩國際文化江湖的經驗後，我承認，我看人看事不一樣了。
那一次是中國女經濟學家何清漣唱主角，馬在聽衆席裡。
然而，作為聽衆發言的時候，他可不是聽衆的角色。
在批判了中國知識分子都缺乏反省之後，突然，話題一轉，他提到高行健，說他最近看了高行健的作品，他非常欣賞高行健。
他要翻譯高行健。
他的發言長度和内容完全超過了聽衆提問，和會議話題毫無關系。
坐在台上角落裡，在福爾摩斯的啟發下，看這位漢學家，直覺着，他的話是放出來給其他什麼人聽的。
我是不是敢說，我那時候就認定高行健是重要人選了？不過，和陳邁平讨論下來，我們認為，主攻高行健的話，也還需要幾年。
我們還是太狹窄于文化遊戲，那時候忘記WTO這類參數。
依我看，眼下真想議論高行健的中國評論家，可能不是劉再複，而是李陀等大陸80年代那時候的文化風雲人物？高行健在大陸文化圈子裡最早知名的，與其說是在小劇場上演的《車站》（我用來寫在《劇場效果》的短篇小說裡），不如說是《現代小說技巧初探》的小冊子。
那是80年代初，他和李陀，馮骥才讨論小說的新形式，新手法。
後來他們自己認為，很難說那有什麼真新的東西。
那個揚起來的“屁股簾“(當時文學評
我也因此成為大批判對象之一。
在處境小改善之後，我得以進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作導演，高行健當時在人藝當編劇，剛寫了話劇《野人》。
副院長林兆華導演，想讓我給他作副手。
我讀了劇本。
我對高行健的劇本是有看法的。
我覺得，他的劇本和他的小說一樣，說法上的玄妙，要大于閱讀快感和舞台實踐的魅力。
換句話，他比較像為評論家二度創作提供的原本創作。
我在大學裡讀過些當代“外國戲劇”手法，我能在他的劇本裡找到對照，而刺激我的創作欲的生命本源性東西不那麼多。
并且，林兆華是有他的狡猾的，你很難說他是不是理解了作者，理解了劇本，他也喜歡用說法罩住舞台，而不是哪怕說不出來的誘人的地方。
我委婉地說了我認為的舞台修改方法，高行健當然是自我堅持的，是非常溫和的，不過，是隻可以領會他，不可以向其他創作合作者開拓的，而我，甯願劇作者是激烈對抗的，那更可能出現新創作。
大不必為一個戲搞僵了關系，于是，我就騎車走運河，寫自己的去了──現在我是不是應該說，我是認識得主的？ 和高行健交往的時候，從來不談小說，不談創作。
我主觀地想過，因為觀點不很相同。
不過，作為朋友，有的時候，你居然會有比以為的生命既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