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辛欣：諾貝爾，藝術化的幽默作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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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室門突然被敲響，我知道，一定發生了很意外的事。
果然，在水聲裡我聽到斯蒂夫大聲報告：“中國人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他的名字叫個‘Gaoshinjin’。
” 我能想象，他是從NBC晨間電視新聞前直跳起來的，到處找我來着。
我繼續在水下，平靜地回答： “早就知道了。
” 然後，一邊穿着衣服，一邊看着在鏡子上斯蒂夫留的一張小條。
小條上急抄着同一個消息。
從新聞得來的高行健的名字全拼錯了，而搶在第一時間出手的報導太匆忙了，名字走調不說，居然說高現住美國。
收音機裡NPR在采訪普林斯頓大學的林培瑞教授。
他是這個國家最好的公共電台能找到的最好的漢學家。
林培瑞是80年代末中美學術交流委員會的主席，出版描述中國知識分子情況的“北京夜話”；是他把方勵之帶到美國大使館宴會上，引出布什的極端不滿，說不定，也為方先生後來避難美國使館提供了思路；我曾經參與寫林主持的一本《非官方的中國》，和他有過個人交談。
在我的印象裡，他的非官方立場是很溫和的，一口山東腔的流利中文，頗有幽默感，有一次在美國之音裡學中國的出租汽車司機，跟像相聲似的，聽的中文部編輯大為贊歎。
六四之後，他從中國逃出來，我正好到香港，在港大樓梯上相遇，他掏出學術主席的名片，劃掉了頭銜，匆匆寫下一個臨時寄居的電話。
那畫面極有逃難味道。
聽起來溫和的林培瑞顯然還在震驚之中。
落到林式句子裡是委婉着說，高本不在首選視線。
（可以猜想他眼界裡的首選），林背誦高行健的創作成績：話劇車站，長篇小說《靈山》。
記者問他，高在英語世界的出版情況，他描述說，也就是近一年，高兩個作品才有英語小出版。
林說，高行健的作品是藝術性的，是有社會批判性的，而中國大陸對藝術性的社會批判作品不能見容。
果然是林培瑞，婉轉着，學究着，說，無論如何，中國人曆史性第一次得諾貝爾獎，這會使中國作家更多地進入了世界文學的視線。
而中國作家長期不能獲獎的原因，他認為和翻譯有關。
我聽着心想，美國漢學界那幾位腕兒HowardGoldblatt，OrvilleSchell，JeffreyKinkley，聽了不知該怎麼想？擴大着再想，諾貝爾這回讓在美國的國際中文評論腕兒，比如王德威，鄭樹森什麼的，一定都傻眼了？所有腕兒們都有點找不到北？都在找詞調整說法？是說自己有先見之明？還是照直說有點想不通？而中國究竟怎麼對待這個被國際媒體描述為“作品在中國被禁止”的中國作家？怎麼對待諾貝爾的選擇？ 讓我真正生感慨的卻是，放眼浮華文學世界，誰會知道，在邊角北歐，有一個中國人非常安靜地握着這副文學牌的基本玩法？ 而這個人給香港《明報》的評論新諾貝爾得主的文章早在幾天之前就寫好了。
這人叫陳邁平。
是《今天》雜志的元老級人物，現在瑞典大學中文系教書。
兩個孩子，一個瑞典漢學家的也是翻譯家的妻子，妻子很漂亮，也很學究氣，曾經有機會到中國作文化參贊，而邁平被中國大使館打了小報告，于是，瑞典外交部想把他妻子的機會轉給别人，一時間，成為瑞典媒體現場連續直播的新聞，弄得瑞典外交部很下不來台，那位置便一直空着。
我和邁平是中央戲劇學院時候的同學。
我念導演本科，他是研究生，專攻莎士比亞。
今年三月，我到瑞典開會，他帶着我逛大街。
說起學院的舊日風景。
并且才發現，在學院的時候彼此話并不這麼多。
他說，他現在敢說了，覺得我當時很孤傲，不敢跟我說話，而我說，我覺得他很深沉，于是不敢和他說話。
邁平穿着件暗綠色風衣，晃着一把極長的傘，提着教書匠沉甸甸的皮包，在結冰的斯德格爾摩街邊搖晃着，慢聲慢氣說着。
北歐的漫長冬季，使他本來的憂郁更加重了。
不過，在我看來，邁平似乎有一點偵探味道。
台灣的李敖不愧聰明，比漢學家和國際中國文學評論腕們更注意到陳邁平的重要性。
去年，陳邁平到台灣開會時，發現有人老在旅館門口晃，晃得他煩起來，打算抓住人家問個明白的時候，人家自動湊上來，說是李敖的代理人，請教怎麼弄諾貝爾提名。
邁平松下一口氣，笑起來，指出諾貝爾提名的幾個要素：作品翻譯，什麼人能作提名人，包括學院的教授。
在邁平的具體指點下，人找了翻譯，翻譯了作品，又問，那怎麼才能證明諾貝爾委員會收到了提名信？邁平繼續微笑，慢聲慢氣說，一封回執挂号信，秘書簽字就是證據。
這就是李敖為黨作秀弄得中文世界一時沸揚的諾貝爾提名故事。
如果說，走在瑞典街上的陳邁平像偵探，有點福爾摩斯，我可能更像華生，像那個代表讀者發問的傻瓜。
我們自然談論到諾貝爾。
因為談他曾經心目中的大哥北島來着。
談早年參加刊物，兩人騎着自行車，他跟在北島
果然，在水聲裡我聽到斯蒂夫大聲報告：“中國人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他的名字叫個‘Gaoshinjin’。
” 我能想象，他是從NBC晨間電視新聞前直跳起來的，到處找我來着。
我繼續在水下，平靜地回答： “早就知道了。
” 然後，一邊穿着衣服，一邊看着在鏡子上斯蒂夫留的一張小條。
小條上急抄着同一個消息。
從新聞得來的高行健的名字全拼錯了，而搶在第一時間出手的報導太匆忙了，名字走調不說，居然說高現住美國。
收音機裡NPR在采訪普林斯頓大學的林培瑞教授。
他是這個國家最好的公共電台能找到的最好的漢學家。
林培瑞是80年代末中美學術交流委員會的主席，出版描述中國知識分子情況的“北京夜話”；是他把方勵之帶到美國大使館宴會上，引出布什的極端不滿，說不定，也為方先生後來避難美國使館提供了思路；我曾經參與寫林主持的一本《非官方的中國》，和他有過個人交談。
在我的印象裡，他的非官方立場是很溫和的，一口山東腔的流利中文，頗有幽默感，有一次在美國之音裡學中國的出租汽車司機，跟像相聲似的，聽的中文部編輯大為贊歎。
六四之後，他從中國逃出來，我正好到香港，在港大樓梯上相遇，他掏出學術主席的名片，劃掉了頭銜，匆匆寫下一個臨時寄居的電話。
那畫面極有逃難味道。
聽起來溫和的林培瑞顯然還在震驚之中。
落到林式句子裡是委婉着說，高本不在首選視線。
（可以猜想他眼界裡的首選），林背誦高行健的創作成績：話劇車站，長篇小說《靈山》。
記者問他，高在英語世界的出版情況，他描述說，也就是近一年，高兩個作品才有英語小出版。
林說，高行健的作品是藝術性的，是有社會批判性的，而中國大陸對藝術性的社會批判作品不能見容。
果然是林培瑞，婉轉着，學究着，說，無論如何，中國人曆史性第一次得諾貝爾獎，這會使中國作家更多地進入了世界文學的視線。
而中國作家長期不能獲獎的原因，他認為和翻譯有關。
我聽着心想，美國漢學界那幾位腕兒HowardGoldblatt，OrvilleSchell，JeffreyKinkley，聽了不知該怎麼想？擴大着再想，諾貝爾這回讓在美國的國際中文評論腕兒，比如王德威，鄭樹森什麼的，一定都傻眼了？所有腕兒們都有點找不到北？都在找詞調整說法？是說自己有先見之明？還是照直說有點想不通？而中國究竟怎麼對待這個被國際媒體描述為“作品在中國被禁止”的中國作家？怎麼對待諾貝爾的選擇？ 讓我真正生感慨的卻是，放眼浮華文學世界，誰會知道，在邊角北歐，有一個中國人非常安靜地握着這副文學牌的基本玩法？ 而這個人給香港《明報》的評論新諾貝爾得主的文章早在幾天之前就寫好了。
這人叫陳邁平。
是《今天》雜志的元老級人物，現在瑞典大學中文系教書。
兩個孩子，一個瑞典漢學家的也是翻譯家的妻子，妻子很漂亮，也很學究氣，曾經有機會到中國作文化參贊，而邁平被中國大使館打了小報告，于是，瑞典外交部想把他妻子的機會轉給别人，一時間，成為瑞典媒體現場連續直播的新聞，弄得瑞典外交部很下不來台，那位置便一直空着。
我和邁平是中央戲劇學院時候的同學。
我念導演本科，他是研究生，專攻莎士比亞。
今年三月，我到瑞典開會，他帶着我逛大街。
說起學院的舊日風景。
并且才發現，在學院的時候彼此話并不這麼多。
他說，他現在敢說了，覺得我當時很孤傲，不敢跟我說話，而我說，我覺得他很深沉，于是不敢和他說話。
邁平穿着件暗綠色風衣，晃着一把極長的傘，提着教書匠沉甸甸的皮包，在結冰的斯德格爾摩街邊搖晃着，慢聲慢氣說着。
北歐的漫長冬季，使他本來的憂郁更加重了。
不過，在我看來，邁平似乎有一點偵探味道。
台灣的李敖不愧聰明，比漢學家和國際中國文學評論腕們更注意到陳邁平的重要性。
去年，陳邁平到台灣開會時，發現有人老在旅館門口晃，晃得他煩起來，打算抓住人家問個明白的時候，人家自動湊上來，說是李敖的代理人，請教怎麼弄諾貝爾提名。
邁平松下一口氣，笑起來，指出諾貝爾提名的幾個要素：作品翻譯，什麼人能作提名人，包括學院的教授。
在邁平的具體指點下，人找了翻譯，翻譯了作品，又問，那怎麼才能證明諾貝爾委員會收到了提名信？邁平繼續微笑，慢聲慢氣說，一封回執挂号信，秘書簽字就是證據。
這就是李敖為黨作秀弄得中文世界一時沸揚的諾貝爾提名故事。
如果說，走在瑞典街上的陳邁平像偵探，有點福爾摩斯，我可能更像華生，像那個代表讀者發問的傻瓜。
我們自然談論到諾貝爾。
因為談他曾經心目中的大哥北島來着。
談早年參加刊物，兩人騎着自行車，他跟在北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