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辛欣:諾貝爾,藝術化的幽默作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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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出版,間接說明馬悅然的學術權威在發生變化。

     莫言的原因更充分。

    他的力作“紅高粱”英文是Goldblatt的翻譯,翻譯得很精心,并且,諾貝爾得主大江建三郎也曾提到他。

     而鄭義也有傳說。

    最近的傳說是,他自我感覺都要得獎了。

     “高行健呢?”陳邁平當時問。

     我承認,我沒想。

    并且,我坦率說,不覺得他真那麼棒。

     “不過,”邁平微笑說,“他的劇本,他的小說,加他的評論,關鍵是他有評論,他的作品在歐洲評論很多……” 不難聯想到,最近得主們創作和涉獵廣搏的前例,特别是想到文字遊走國際時候,評論制造的幻覺,常常可能大于文字内容的幻術效果,如果說,這是一個國際化商業時代,特點之一就是,說法要比内容更重要。

    我立刻就同意他的預測了。

    何況,他分析了諾貝爾文學獎内部新生力量出現:于是,高行健的作品不需要仰仗英文市場的漢學家,也不需要瑞典馬悅然提拔,他可以從法文翻譯,通過其他評委直打諾貝爾。

     雖然當時我聽這句不是很用心,但是,接着,見到馬悅然,我就明白了。

    當年我見過馬,10多年了,他還是那樣,一頭銀發,很有風度的樣子,不過,有了多年闖蕩國際文化江湖的經驗後,我承認,我看人看事不一樣了。

    那一次是中國女經濟學家何清漣唱主角,馬在聽衆席裡。

    然而,作為聽衆發言的時候,他可不是聽衆的角色。

    在批判了中國知識分子都缺乏反省之後,突然,話題一轉,他提到高行健,說他最近看了高行健的作品,他非常欣賞高行健。

    他要翻譯高行健。

     他的發言長度和内容完全超過了聽衆提問,和會議話題毫無關系。

    坐在台上角落裡,在福爾摩斯的啟發下,看這位漢學家,直覺着,他的話是放出來給其他什麼人聽的。

    我是不是敢說,我那時候就認定高行健是重要人選了?不過,和陳邁平讨論下來,我們認為,主攻高行健的話,也還需要幾年。

    我們還是太狹窄于文化遊戲,那時候忘記WTO這類參數。

     依我看,眼下真想議論高行健的中國評論家,可能不是劉再複,而是李陀等大陸80年代那時候的文化風雲人物?高行健在大陸文化圈子裡最早知名的,與其說是在小劇場上演的《車站》(我用來寫在《劇場效果》的短篇小說裡),不如說是《現代小說技巧初探》的小冊子。

    那是80年代初,他和李陀,馮骥才讨論小說的新形式,新手法。

    後來他們自己認為,很難說那有什麼真新的東西。

    那個揚起來的“屁股簾“(當時文學評論語)引起大讨論和大批判的一部分。

    我也因此成為大批判對象之一。

     在處境小改善之後,我得以進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作導演,高行健當時在人藝當編劇,剛寫了話劇《野人》。

    副院長林兆華導演,想讓我給他作副手。

    我讀了劇本。

    我對高行健的劇本是有看法的。

    我覺得,他的劇本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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