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辛欣：諾貝爾，藝術化的幽默作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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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更多的真正話題。
這種感覺，我倒是從高行健那裡體會到的。
是90年代初，我到法國作訪問學者，私下裡和高行健研究能不能在那裡生存。
行建給我的指點非常直接。
一點饒彎都沒有。
那時候他靠賣畫為生，(盡管他的畫我覺得也是說法大于“看法”。
)說寫作是絕對不能吃飯的。
當然，他有法語，他大學是法語專業。
他就這樣直接攤開自己，讓我研究一下我自己怎麼個活法，怎麼才能以其他來養自己的文字。
高行健是不是個超等作家，現在很可能成為私下争議的話題。
不過，在我的感覺裡，高行健倒是個誠懇的人。
在創作層面，做人的誠懇與文學表現，這之間的關系，并不是普通讀者以為的那麼大。
問題是，這裡其實沒有普通讀者的份。
高行健得獎提出了一些問題：比如，果真是扮演對抗專制的創作者嗎？作品現在被禁止嗎？還是說，在商業化時代，放到焦躁的中國，他的作品沒有什麼出版市場？而諾貝爾不是奧斯卡，和大衆閱讀市場無關，不過，在21世紀“全球化”的虛幻感下，個人創作這種精神生存行為，其實空前依賴于評論的隐蔽的商業化促銷，而銷售是異地來的好銷，是以他鄉“轟動”轉銷的。
至于轉銷之後，好不好銷，又是另外的事了。
而高行健究竟是不是中文的一流寫手？外國人是不是在翻譯裡走了眼？這問題有點意思。
依我看，人對語言的感覺是相當有地域性，内心時空性的，以為中文老大的讀者們自己，也不能全以自己的口味來評定文字。
而高行健文學“成功”的現象，提出了主題哲學化，空靈化，可能還和着國際文化市場(誰說不要讀者的諾貝爾不是市場？)對中國創作産品多年來缺乏哲學感，内省感，史詩感的口味感？還有一個隐秘的問題：如果說，高行健的小說，雖然在台灣銷路也極小(一個人的聖經銷200冊)，但是台灣有些小出版社能夠給大陸作家印書，這個事實是不是提醒我們，文化在高度商業化的世界裡，目前在哪些異地有更多的小生存氣候？因為，同樣的，高行健的一些戲劇創作是得到法國文化部獎金支持的。
好奇的是，高行健這兩天在準備的發言稿寫作裡，會不會感激繼續他的創作的文化滋養者？ 而中國文化知識分子會因此内部亂一下？而怎麼亂，才不是在罵或捧，而老百姓仍然說看不懂的表面文章上？那會比80年代努力過的情景還不如。
就在諾貝爾出結果的前幾天，大江建三郎到中國訪問。
這一次大江沒有提莫言，隻提鄭義。
他透露給人的感覺是，鄭義很有可能獲獎，而一個國家不應當把自己的優秀作家放逐門外。
他在發言裡再三地提鄭義的名字，堅決要求翻譯把這些内容都翻譯出來。
結果也都給翻譯了。
離開中國的前一天晚上我到一個女編輯家，她是把大江的版權作品引進中國的人，也是《今天》早年發起人的亡妻，自己是一個極好的散文寫手。
我進去的時候，邁平才來過電話。
她帶着震驚告訴我說，她問邁平來着，這次哪個國家的作家會得獎？她想着版權引進的問題。
邁平告訴她，這次可能是中國。
她猜到鄭義。
邁平說不一定。
隻說，“我為老北島悲哀。
不過，你等着看，這次是很有戲看的。
” 我告訴她，他說的是高行健。
她不能相信。
這位女編輯的小桌上擺着和丈夫的舊日照片。
我每次去都會默默看上一會。
這個當年幫助抄寫的女學生，後來，丈夫病了，在長期卧床後終于去了。
她一個人帶着孩子，總處在被監視，被抄查的恐懼裡，她寫作着，她作着出版，進了家，放下書包，就趴在稿子前。
和照片上那個天真的女人不同，她已經相當老辣，還有反省。
下一代詩人在裡搜集了一些回憶，包括她的回憶。
不像高行健的作品，這書的确被禁止了，隻印了6000冊，但是，至今仍然在公開出售和盜版中。
永遠打着6，000冊。
無以記數的讀者在書中尋找微小的回憶，盜版商隻看中偷摸的利潤。
邁平打長途，本隻為告訴她，他的床頭也放着一本，讀着這本書勾起他寫自己的文學回憶。
而當我們在瑞典街上走着的時候，讨論著高行健和諾貝爾，也和邁平讨論他自己的新小說。
他自己還說了一個故事，說當年第一次見到阿城的時候，有一桌人，阿城正在大成名，卻說，自己寫小說是有榜樣的，小說的一個榜樣是個“萬之”。
當場的人都直笑阿城，指着陳邁平。
萬之是陳邁平的筆名。
邁平是大陸現代小說的先驅人物。
聽他講自己的老故事時，我有一種淡然的傷感。
感覺邁平這樣講，有點強行自我提示，自我鼓舞的味道。
他還在寫小說，是寫給兒子們的自己生命的經驗，不過，他的新小說失去了早期的先鋒性，是非常老實（太過老實！）的方法。
──所有遊走邊緣的，曾經的文學分子和不文學的過來的我們，不知道，此刻的其他人，是不是像我一樣，在表面的自我鼓舞下，在溫和的質疑裡，呼喚着遙遠的，過去的，一切的自我修行？
這種感覺，我倒是從高行健那裡體會到的。
是90年代初，我到法國作訪問學者，私下裡和高行健研究能不能在那裡生存。
行建給我的指點非常直接。
一點饒彎都沒有。
那時候他靠賣畫為生，(盡管他的畫我覺得也是說法大于“看法”。
)說寫作是絕對不能吃飯的。
當然，他有法語，他大學是法語專業。
他就這樣直接攤開自己，讓我研究一下我自己怎麼個活法，怎麼才能以其他來養自己的文字。
高行健是不是個超等作家，現在很可能成為私下争議的話題。
不過，在我的感覺裡，高行健倒是個誠懇的人。
在創作層面，做人的誠懇與文學表現，這之間的關系，并不是普通讀者以為的那麼大。
問題是，這裡其實沒有普通讀者的份。
高行健得獎提出了一些問題：比如，果真是扮演對抗專制的創作者嗎？作品現在被禁止嗎？還是說，在商業化時代，放到焦躁的中國，他的作品沒有什麼出版市場？而諾貝爾不是奧斯卡，和大衆閱讀市場無關，不過，在21世紀“全球化”的虛幻感下，個人創作這種精神生存行為，其實空前依賴于評論的隐蔽的商業化促銷，而銷售是異地來的好銷，是以他鄉“轟動”轉銷的。
至于轉銷之後，好不好銷，又是另外的事了。
而高行健究竟是不是中文的一流寫手？外國人是不是在翻譯裡走了眼？這問題有點意思。
依我看，人對語言的感覺是相當有地域性，内心時空性的，以為中文老大的讀者們自己，也不能全以自己的口味來評定文字。
而高行健文學“成功”的現象，提出了主題哲學化，空靈化，可能還和着國際文化市場(誰說不要讀者的諾貝爾不是市場？)對中國創作産品多年來缺乏哲學感，内省感，史詩感的口味感？還有一個隐秘的問題：如果說，高行健的小說，雖然在台灣銷路也極小(一個人的聖經銷200冊)，但是台灣有些小出版社能夠給大陸作家印書，這個事實是不是提醒我們，文化在高度商業化的世界裡，目前在哪些異地有更多的小生存氣候？因為，同樣的，高行健的一些戲劇創作是得到法國文化部獎金支持的。
好奇的是，高行健這兩天在準備的發言稿寫作裡，會不會感激繼續他的創作的文化滋養者？ 而中國文化知識分子會因此内部亂一下？而怎麼亂，才不是在罵或捧，而老百姓仍然說看不懂的表面文章上？那會比80年代努力過的情景還不如。
就在諾貝爾出結果的前幾天，大江建三郎到中國訪問。
這一次大江沒有提莫言，隻提鄭義。
他透露給人的感覺是，鄭義很有可能獲獎，而一個國家不應當把自己的優秀作家放逐門外。
他在發言裡再三地提鄭義的名字，堅決要求翻譯把這些内容都翻譯出來。
結果也都給翻譯了。
離開中國的前一天晚上我到一個女編輯家，她是把大江的版權作品引進中國的人，也是《今天》早年發起人的亡妻，自己是一個極好的散文寫手。
我進去的時候，邁平才來過電話。
她帶着震驚告訴我說，她問邁平來着，這次哪個國家的作家會得獎？她想着版權引進的問題。
邁平告訴她，這次可能是中國。
她猜到鄭義。
邁平說不一定。
隻說，“我為老北島悲哀。
不過，你等着看，這次是很有戲看的。
” 我告訴她，他說的是高行健。
她不能相信。
這位女編輯的小桌上擺着和丈夫的舊日照片。
我每次去都會默默看上一會。
這個當年幫助抄寫的女學生，後來，丈夫病了，在長期卧床後終于去了。
她一個人帶着孩子，總處在被監視，被抄查的恐懼裡，她寫作着，她作着出版，進了家，放下書包，就趴在稿子前。
和照片上那個天真的女人不同，她已經相當老辣，還有反省。
下一代詩人在裡搜集了一些回憶，包括她的回憶。
不像高行健的作品，這書的确被禁止了，隻印了6000冊，但是，至今仍然在公開出售和盜版中。
永遠打着6，000冊。
無以記數的讀者在書中尋找微小的回憶，盜版商隻看中偷摸的利潤。
邁平打長途，本隻為告訴她，他的床頭也放着一本，讀着這本書勾起他寫自己的文學回憶。
而當我們在瑞典街上走着的時候，讨論著高行健和諾貝爾，也和邁平讨論他自己的新小說。
他自己還說了一個故事，說當年第一次見到阿城的時候，有一桌人，阿城正在大成名，卻說，自己寫小說是有榜樣的，小說的一個榜樣是個“萬之”。
當場的人都直笑阿城，指着陳邁平。
萬之是陳邁平的筆名。
邁平是大陸現代小說的先驅人物。
聽他講自己的老故事時，我有一種淡然的傷感。
感覺邁平這樣講，有點強行自我提示，自我鼓舞的味道。
他還在寫小說，是寫給兒子們的自己生命的經驗，不過，他的新小說失去了早期的先鋒性，是非常老實（太過老實！）的方法。
──所有遊走邊緣的，曾經的文學分子和不文學的過來的我們，不知道，此刻的其他人，是不是像我一樣，在表面的自我鼓舞下，在溫和的質疑裡，呼喚着遙遠的，過去的，一切的自我修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