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訪談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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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這個事情，我就開始用法文讀東西。
我們比較正式的聚會就是紫竹院那次，以後人就沒有湊齊，隻是三三兩兩的聚會，持續了一段時間。
我們常常在一起議論各類的事情，常常發狂言：“那些人宣傳的文藝簡直就是狗屁，算是什麼東西。
” 我們當時盡管沒有走得很遠，讨論的是蘇聯二十年代、十月革命前的那批文人。
我開始注意到布萊希特，他也是馬列主義，但是布萊希特還是受到控制。
這些都是在内部資料上看到的。
我一個同學的哥哥是青藝的導演，我從他那看到了最早的那批灰皮書、黃皮書。
黃皮書比較厚，灰皮書是社會科學方面的東西，包括羅素的一本哲學書。
法文中也讀到了薩特編的《現代》雜志，還有法共的一些東西。
在大學裡 别人都不懂現代主義，所以我完全沒有人可以談，隻有北大的那個同學英文好，一起談的比較多。
我們談了斯大林和非斯大林化、平反和貝利亞的惡行。
我們都不敢輕舉妄動，隻是在下面胡說八道，且對我們小兒科式的教育無法忍受。
我們當時也不是要否定革命。
我很早就讀了很多馬列原著，像列甯的哲學筆記我在大學就讀了。
那時的哲學課教辯證唯物主義，太小兒科了，所以每到上課，我就坐在後排讀列甯的哲學筆記。
那時我覺得馬列還有點意思。
除了馬列，我還讀了康德和黑格爾。
黑格爾的《美學》第一卷當時剛剛出版，我自己就花錢買了一本。
因為這些，讓我突然想起來有一天在高一的時候，我跟同學閑談過去家庭生活時，曾讨論過一個很深刻的哲學問題。
那是在我倆剛拉完提琴以後，在音樂的感觸下，我突然指着一個墨水瓶，問他那是什麼顔色？他說是藍色的，因為它上面寫着藍黑色。
我說，我也同意那是藍色，不過，我看到的藍和你看到的藍是不是一個藍？我們用的都是一樣的詞，但是，我們的感受卻不一樣。
這樣一來的問題是，人們到底 是否能交流？實際上，我在中學時就已經有了一些哲學思考。
我們家裡有《大衆哲學》，因此就知道一些像費希特、貝克萊、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等。
當時就曾因為“我思故我在”，感受到這個感覺隻有我才存在，由而産生了一種恐懼感，因為感覺是不可交流的。
這麼一來，那些似乎看起來合理的理論、教條，都是可以懷疑的。
我的這種潛在的懷疑到了大學就進一步發展了，但是并沒有發展到否定唯物主義，隻覺得唯心主義是很具思考性的，是完全可以讨論的。
我就跟原來其中的一個同學開始讨論哲學，有了不少書信的來往，幸好這些東西都沒有被發現。
我們常常在想，到底活著有什麼意思？到底這個存在是個什麼東西？到底社會中我跟他人之間存在的這個畏懼有什麼意思？ 而學術界裡讨論的問題卻很無聊。
記得關于美學的讨論，有一篇姚文元寫的文章挺可惡的，後來我就寫了一篇很長的文章批判他，也不能算是批他，但點了他。
實際上他是根本不值得批的，例如：紅色就是革命的，審美的标準是客觀的。
而我則指出：審美沒有客觀的标準。
我就舉了悲劇的例子，讨論了車爾尼雪夫斯基。
後來我居然還把這篇文章寄了出去。
但是在學校裡，我卻不跟人家談這事，隻是跟我的要 好的中學同學談了。
我的那個同學也有他自己的看法，比如他認為馬雅柯夫斯基寫的《澡堂》就比較深刻，覺得要寫就應該寫這類的東西。
當然我們還寫一些詩，屬于現代派傾向的那種，這樣就種下了後來的種子。
當時已經在反右了，又開始了反修，這些事情我們知道是絕對不能向外談的。
而蘇聯當時正搞得很厲害，開始了第二次反斯大林化。
我就設法去找當時法國出的報刊來讀。
這些報刊很多也是左派的，還有号稱是馬克思主義的，包括薩特也是馬克思主義的同盟。
但這些報刊披露了很多關于俄國文學作家的一些遭遇，由此我也就接觸到了法共，包括阿拉貢的作品。
當然阿拉貢作品的原作我找不到，但有五卷本的《共産黨人》翻譯出來了，基本沒什麼人讀過它，隻有第一卷有人讀過，所以我就把五卷全讀了。
盡管我還想找這之外更超前的東西，但《共産黨人》在當時就已經是非常現代主義的了。
他們的共産黨跟我們大陸的共産黨完全是兩回事。
我也了解了北歐的工人運動，沒想到還有另外那樣原味的做法，很吸引人。
還有就是高爾基早期的一些戲，我都覺得很有意思，例如他的《避暑客》讓我覺得革命和藝術實在是無法被拉到一起去，《避暑客》是相當頹廢的。
接着我又看了一些非常邊緣的東西，其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部叫《野鴨》的作品。
我不知道它到底要說什麼，覺得它跟我在中國這樣的生活沒有什麼關系，但又覺得那裡面有什麼東西吸引我。
從那時起，我就想我要往那方面搞，要搞像布萊希特那樣的戲。
就這樣，我那時大部份的時間都是在内心裡渡過，讀了很多書，一直到工作分配。
我們比較正式的聚會就是紫竹院那次，以後人就沒有湊齊，隻是三三兩兩的聚會，持續了一段時間。
我們常常在一起議論各類的事情，常常發狂言：“那些人宣傳的文藝簡直就是狗屁，算是什麼東西。
” 我們當時盡管沒有走得很遠，讨論的是蘇聯二十年代、十月革命前的那批文人。
我開始注意到布萊希特，他也是馬列主義，但是布萊希特還是受到控制。
這些都是在内部資料上看到的。
我一個同學的哥哥是青藝的導演，我從他那看到了最早的那批灰皮書、黃皮書。
黃皮書比較厚，灰皮書是社會科學方面的東西，包括羅素的一本哲學書。
法文中也讀到了薩特編的《現代》雜志，還有法共的一些東西。
在大學裡 别人都不懂現代主義，所以我完全沒有人可以談，隻有北大的那個同學英文好，一起談的比較多。
我們談了斯大林和非斯大林化、平反和貝利亞的惡行。
我們都不敢輕舉妄動，隻是在下面胡說八道，且對我們小兒科式的教育無法忍受。
我們當時也不是要否定革命。
我很早就讀了很多馬列原著，像列甯的哲學筆記我在大學就讀了。
那時的哲學課教辯證唯物主義，太小兒科了，所以每到上課，我就坐在後排讀列甯的哲學筆記。
那時我覺得馬列還有點意思。
除了馬列，我還讀了康德和黑格爾。
黑格爾的《美學》第一卷當時剛剛出版，我自己就花錢買了一本。
因為這些，讓我突然想起來有一天在高一的時候，我跟同學閑談過去家庭生活時，曾讨論過一個很深刻的哲學問題。
那是在我倆剛拉完提琴以後，在音樂的感觸下，我突然指着一個墨水瓶，問他那是什麼顔色？他說是藍色的，因為它上面寫着藍黑色。
我說，我也同意那是藍色，不過，我看到的藍和你看到的藍是不是一個藍？我們用的都是一樣的詞，但是，我們的感受卻不一樣。
這樣一來的問題是，人們到底 是否能交流？實際上，我在中學時就已經有了一些哲學思考。
我們家裡有《大衆哲學》，因此就知道一些像費希特、貝克萊、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等。
當時就曾因為“我思故我在”，感受到這個感覺隻有我才存在，由而産生了一種恐懼感，因為感覺是不可交流的。
這麼一來，那些似乎看起來合理的理論、教條，都是可以懷疑的。
我的這種潛在的懷疑到了大學就進一步發展了，但是并沒有發展到否定唯物主義，隻覺得唯心主義是很具思考性的，是完全可以讨論的。
我就跟原來其中的一個同學開始讨論哲學，有了不少書信的來往，幸好這些東西都沒有被發現。
我們常常在想，到底活著有什麼意思？到底這個存在是個什麼東西？到底社會中我跟他人之間存在的這個畏懼有什麼意思？ 而學術界裡讨論的問題卻很無聊。
記得關于美學的讨論，有一篇姚文元寫的文章挺可惡的，後來我就寫了一篇很長的文章批判他，也不能算是批他，但點了他。
實際上他是根本不值得批的，例如：紅色就是革命的，審美的标準是客觀的。
而我則指出：審美沒有客觀的标準。
我就舉了悲劇的例子，讨論了車爾尼雪夫斯基。
後來我居然還把這篇文章寄了出去。
但是在學校裡，我卻不跟人家談這事，隻是跟我的要 好的中學同學談了。
我的那個同學也有他自己的看法，比如他認為馬雅柯夫斯基寫的《澡堂》就比較深刻，覺得要寫就應該寫這類的東西。
當然我們還寫一些詩，屬于現代派傾向的那種，這樣就種下了後來的種子。
當時已經在反右了，又開始了反修，這些事情我們知道是絕對不能向外談的。
而蘇聯當時正搞得很厲害，開始了第二次反斯大林化。
我就設法去找當時法國出的報刊來讀。
這些報刊很多也是左派的，還有号稱是馬克思主義的，包括薩特也是馬克思主義的同盟。
但這些報刊披露了很多關于俄國文學作家的一些遭遇，由此我也就接觸到了法共，包括阿拉貢的作品。
當然阿拉貢作品的原作我找不到，但有五卷本的《共産黨人》翻譯出來了，基本沒什麼人讀過它，隻有第一卷有人讀過，所以我就把五卷全讀了。
盡管我還想找這之外更超前的東西，但《共産黨人》在當時就已經是非常現代主義的了。
他們的共産黨跟我們大陸的共産黨完全是兩回事。
我也了解了北歐的工人運動，沒想到還有另外那樣原味的做法，很吸引人。
還有就是高爾基早期的一些戲，我都覺得很有意思，例如他的《避暑客》讓我覺得革命和藝術實在是無法被拉到一起去，《避暑客》是相當頹廢的。
接着我又看了一些非常邊緣的東西，其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部叫《野鴨》的作品。
我不知道它到底要說什麼，覺得它跟我在中國這樣的生活沒有什麼關系，但又覺得那裡面有什麼東西吸引我。
從那時起，我就想我要往那方面搞，要搞像布萊希特那樣的戲。
就這樣，我那時大部份的時間都是在内心裡渡過，讀了很多書，一直到工作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