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訪談節錄
關燈
小
中
大
學，也不管什麼輕重。
校方把我當個小孩，很友好地對我說：“你要是退了學，就别想再轉學校，你這是在瞎胡鬧。
”這一吓，我當時就沒敢呢。
我當時覺得那學習是件很無聊的事，除了外語的精讀和口語以外，其他的我都覺得非常無聊。
那時，政治空氣已經越來越強了，但還不至于像後來管得那麼嚴，那是逐漸逐漸緊起來的。
那時上課還可以不去，大課都可以不去，報個到就行了。
我十七歲到的北京。
我主要的學院生活是不愉快的。
我大部份的大學時間是在圖書館裡，人就像做夢一樣的。
陳：周圍的環境對你沒有任何影響嗎？ 高：實際上馬上就來了，什麼反右運動呀，什麼58年的交心運動呀，完了就是大煉鋼鐵，簡直就是胡鬧。
因為我過去生活的影子還在，總希望自己輕輕松松地活着，所以對那些事，在我的良心來說，抵觸就特别大。
我覺得呢，有些事情簡直就是胡鬧，像站在别人屋頂上打上半天的麻雀，然後揮着杆子到處吆喝等等。
于是我就有一大堆牢騷。
就是因為這些牢騷，我被認為是團也入不了的人。
還有就是我常發表 一些怪論，但那也不是什麼政治上的怪論，因為我不懂政治，也不關心政治。
當時的《青春之歌》很熱，團支部就組織學習，不管是不是團員，所有的青年都得讀，還得讨論。
但是，我卻連三頁也看不去。
我就對他們說：這書也沒什麼吧。
這種言論在當時還算不上什麼反革命言論。
但是我卻目睹了他們是怎樣批鬥右派分子的。
我們新生進校的第一課的政治教育就是參加高年級的鬥右派。
我們隻是列席，插不上嘴。
當時隻是覺得這些學生好可伶呀。
他們一個個被叫上來。
陳：你們的系有多大？ 高：我們的法文系不大，每個年級才一百多人，全部加一起也就兩、三百人。
這些右派學生後來都不見了，會開完後就被押走了。
這批人大概有上十個吧。
我們開始都不知道他們都去了哪，後來很久以後才知道他們都被直接送去勞改了。
開始時，我沒受過什麼批判，隻是在班上的小批評，因為我的言論。
從此我就覺得說話要小心，并覺得周圍的學生如此積極地向黨靠攏，覺得很古怪。
人都這麼積極地向黨支部、團支部彙報思想，而我因為從來沒有彙報過，于是就被别人認為是思想黑暗。
然後呢，還因為跟同班的女生談戀愛，結果她把我跟她談的話，包括我對《青春之歌》的牢騷都彙報了上去。
後來，黨支部就找我談話。
我這才知道他們掌 握了我的一些情況。
他們那時候想探探我的思想情況，還給了我一些告誡。
因為我有了防備，所以就還好沒出什麼問題。
從此我就更不再說什麼了，也不再在班上交朋友了。
陳：那你的那個戀愛關系呢？ 高：那當然就沒有了。
接着我就組織劇團。
這個劇團沒有活動到兩年。
我們是個小劇團，但在學校演出都很轟動。
每個人演的都不錯，是契可夫的東西，還挺洋的。
因為當時還沒有反修，人藝也演過它。
後來還排了拉丁美洲的戲《中鋒在黎明前死去》，是革命的、第三世界的戲。
校方對這些都沒什麼可說的，但是後來還是找了我談話。
陳：你在這個劇團中的角色是什麼？有多少人？你自己參與演戲嗎？ 高：我是跟另外一個低年級的同學組織的這個劇團，叫海外劇社。
我們真正經常在一起排戲的隻有五、六個人。
我在中間作過導演，也演過莫裡哀的戲，用法文演的。
因為我們這是個非組織的活動，後來才知道因為我們中間一個團員也沒有，又不是學校出面組織的，所以叫非組織。
其實，學校有自己的劇團，像宣傳小分隊。
隻是他們做的事情越來越無聊，一天到晚大躍進啦，活報劇這類政治化的、宣傳的東西。
我們剛進去的時候，他們倒還演過幾場像什麼曹禺的《雷雨》之類的戲，之後就沒有了。
以後因為我們搞了這個非組織的劇團，學校就要我們停止活動。
對我來說，劇團已經搞過了，我就完全沉浸在自己寫戲、寫小說裡頭。
後來我又組織串聯了另一批考進北京的中學老同學，碰巧我們的成績依然都很好，其中有兩個是北大的，一個是地質學院的，一共五、六個人吧，我們就在校外的紫竹院舉行了一次聚會。
我們大家都寫點東西，也有寫詩的。
我們這些人在一起沒有什麼顧忌，什麼都談。
我就在那次的聚會上第一次談到将超現實主義的創作作為範例寫東西，然後，大家互相交換作品看。
當然沒有想出版，隻是自己互相看并論。
其中一個朋友就講到了赫魯曉夫和他的秘密報告，因為他的外文好，所以在外文上看的。
後來，我也找來看了。
看到了當時蘇聯一些平反的情況，其中一個藝術家因為搞了形式主義而被槍斃。
我在想，因為形式主義的罪名就能槍斃人，那我們這樣搞不就很危險了嗎？ 由于我在藝術上的早熟，所以我對政治上的這種宣傳非常反感。
因
校方把我當個小孩，很友好地對我說：“你要是退了學，就别想再轉學校，你這是在瞎胡鬧。
”這一吓，我當時就沒敢呢。
我當時覺得那學習是件很無聊的事，除了外語的精讀和口語以外，其他的我都覺得非常無聊。
那時，政治空氣已經越來越強了，但還不至于像後來管得那麼嚴，那是逐漸逐漸緊起來的。
那時上課還可以不去，大課都可以不去，報個到就行了。
我十七歲到的北京。
我主要的學院生活是不愉快的。
我大部份的大學時間是在圖書館裡，人就像做夢一樣的。
陳：周圍的環境對你沒有任何影響嗎？ 高：實際上馬上就來了，什麼反右運動呀，什麼58年的交心運動呀，完了就是大煉鋼鐵，簡直就是胡鬧。
因為我過去生活的影子還在，總希望自己輕輕松松地活着，所以對那些事，在我的良心來說，抵觸就特别大。
我覺得呢，有些事情簡直就是胡鬧，像站在别人屋頂上打上半天的麻雀，然後揮着杆子到處吆喝等等。
于是我就有一大堆牢騷。
就是因為這些牢騷，我被認為是團也入不了的人。
還有就是我常發表 一些怪論，但那也不是什麼政治上的怪論，因為我不懂政治，也不關心政治。
當時的《青春之歌》很熱，團支部就組織學習，不管是不是團員，所有的青年都得讀，還得讨論。
但是，我卻連三頁也看不去。
我就對他們說：這書也沒什麼吧。
這種言論在當時還算不上什麼反革命言論。
但是我卻目睹了他們是怎樣批鬥右派分子的。
我們新生進校的第一課的政治教育就是參加高年級的鬥右派。
我們隻是列席，插不上嘴。
當時隻是覺得這些學生好可伶呀。
他們一個個被叫上來。
陳：你們的系有多大？ 高：我們的法文系不大，每個年級才一百多人，全部加一起也就兩、三百人。
這些右派學生後來都不見了，會開完後就被押走了。
這批人大概有上十個吧。
我們開始都不知道他們都去了哪，後來很久以後才知道他們都被直接送去勞改了。
開始時，我沒受過什麼批判，隻是在班上的小批評，因為我的言論。
從此我就覺得說話要小心，并覺得周圍的學生如此積極地向黨靠攏，覺得很古怪。
人都這麼積極地向黨支部、團支部彙報思想，而我因為從來沒有彙報過，于是就被别人認為是思想黑暗。
然後呢，還因為跟同班的女生談戀愛，結果她把我跟她談的話，包括我對《青春之歌》的牢騷都彙報了上去。
後來，黨支部就找我談話。
我這才知道他們掌 握了我的一些情況。
他們那時候想探探我的思想情況，還給了我一些告誡。
因為我有了防備，所以就還好沒出什麼問題。
從此我就更不再說什麼了，也不再在班上交朋友了。
陳：那你的那個戀愛關系呢？ 高：那當然就沒有了。
接着我就組織劇團。
這個劇團沒有活動到兩年。
我們是個小劇團，但在學校演出都很轟動。
每個人演的都不錯，是契可夫的東西，還挺洋的。
因為當時還沒有反修，人藝也演過它。
後來還排了拉丁美洲的戲《中鋒在黎明前死去》，是革命的、第三世界的戲。
校方對這些都沒什麼可說的，但是後來還是找了我談話。
陳：你在這個劇團中的角色是什麼？有多少人？你自己參與演戲嗎？ 高：我是跟另外一個低年級的同學組織的這個劇團，叫海外劇社。
我們真正經常在一起排戲的隻有五、六個人。
我在中間作過導演，也演過莫裡哀的戲，用法文演的。
因為我們這是個非組織的活動，後來才知道因為我們中間一個團員也沒有，又不是學校出面組織的，所以叫非組織。
其實，學校有自己的劇團，像宣傳小分隊。
隻是他們做的事情越來越無聊，一天到晚大躍進啦，活報劇這類政治化的、宣傳的東西。
我們剛進去的時候，他們倒還演過幾場像什麼曹禺的《雷雨》之類的戲，之後就沒有了。
以後因為我們搞了這個非組織的劇團，學校就要我們停止活動。
對我來說，劇團已經搞過了，我就完全沉浸在自己寫戲、寫小說裡頭。
後來我又組織串聯了另一批考進北京的中學老同學，碰巧我們的成績依然都很好，其中有兩個是北大的，一個是地質學院的，一共五、六個人吧，我們就在校外的紫竹院舉行了一次聚會。
我們大家都寫點東西，也有寫詩的。
我們這些人在一起沒有什麼顧忌，什麼都談。
我就在那次的聚會上第一次談到将超現實主義的創作作為範例寫東西，然後，大家互相交換作品看。
當然沒有想出版，隻是自己互相看并論。
其中一個朋友就講到了赫魯曉夫和他的秘密報告，因為他的外文好，所以在外文上看的。
後來，我也找來看了。
看到了當時蘇聯一些平反的情況，其中一個藝術家因為搞了形式主義而被槍斃。
我在想，因為形式主義的罪名就能槍斃人，那我們這樣搞不就很危險了嗎？ 由于我在藝術上的早熟，所以我對政治上的這種宣傳非常反感。
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