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訪談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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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畫油畫是在初中開始的，開始我連油畫怎麼畫都不知道。
他在畫的時候，我也不告訴他，就在邊上看，看他怎麼調顔色，然後自己就到圖書館去找怎樣畫油畫的書。
我一直偷偷地畫油畫，他始終不知道。
到了高中以後就沒有繪畫課了。
畢業的時候，老師要帶着升學建議與家長見面。
有一天，他到我們家來，一進屋子，看到滿屋子挂着我畫的油畫，他就發了個感慨，說很有印象派的味道。
我當時受寵若驚，因為我沒有受過什麼學院派的訓練，但我畫的顔色非常鮮明，大膽地把顔色往上抹。
我當時也沒看過什麼印象派的畫作。
我的這個美術老師有很多同學在中央美院當老師，他們原來都是從中大出去的。
“我推薦你考中央美院一定沒問題。
”他說。
我非常興奮，可我媽反對。
我媽說：“畫畫，畫什麼畫？在街上畫什麼大躍進、什麼支援社會主義的宣傳畫？”當時還不像後來隻是畫毛主席像了。
我說那有什麼，畫還有西方的和蘇聯的。
我媽說：“畫家各個都窮，窮困潦倒地生活在亭子間裡。
你各科成績都很好，你做什麼我都不反對，隻有畫畫這一件事，你得聽我這一次。
” 在我們家一直有這麼一種東西，它對我後來的成長很重要，就是LIBERAL，極端的自由化。
我可以跟我的父母讨論我們這個月的錢怎麼花，按照每個人的需要一起花。
我們每件事都是可以讨論的。
我們沒有一般中國家庭的家長制的那種壓力。
所以我做什麼事情都可以。
我的父母從來不擔心我，因為我不是那種闖禍搗亂的那種小調皮，吃吃喝喝地把别人的窗戶打爛。
因為做什麼，包括學音樂、拉琴，幹什麼都不會影響我的功課。
但是我媽說：“這件事你一定要聽我的，我從來沒反對過你做任何事。
你别學那美術，我看不到畫家的前途。
其他，你幹什麼都行。
”後來，我就聽了母親的話放棄了畫畫。
如此一來，我該學什麼呢？ 我學法文完全是偶然的，大概是小時候的性格吧，我想要做什麼就做什麼。
當時我跟幾個成績好的同學一起複習高考。
那時都比較狂妄，要考文科非北大莫數；如果要考理工科，清華以外一概不去。
我們那時自信心都很強，蘇聯的那種數學競賽題，我們都掐着表算。
但突然一道很小的題目，把我卡住了，連做了兩節課都沒出來。
那時，我們學校還很自由，大家都在準備高考，因為是好學生，在語文課上做數學，隻要你不說話，老師就不管你。
他明明看見我在做數學題也不管我，所以我連做了兩節課也沒做出來。
那時是五月份，校園裡的揚花都開了，花滾成了球，滾到教室裡，這情景我記得特别清楚。
我突然覺得，我如果一輩子就這一隻筆、一張紙去搞這個理科，太枯燥了，這一輩子就這麼的話，我覺得不值得。
我不過是在盲目地跟着别人後面覺得學理科好，就是有前途。
我于是開始想自己要過什麼樣的生活。
我覺得我應該不是當作家就是藝術家。
即如此，我就撩下了手上的題目，并跟我一起做題的兩個同學說，我不參加你們的複習了。
那兩個同學很奇怪，問我怎麼了？我說等我想好了再告訴你們。
接着，我就花了一下午，泡進了圖書館。
到了圖書館我就翻書和雜志，把所有我想要做的事的相關的書都翻了個遍。
翻着翻着，我就突然翻到一本當時由國際共産在布拉格出版的雜志叫>，是個相當開放的雜志，其中正好有愛倫堡的>的連載，那是最早的連載，是五十年代初。
在那裡讀到了本世紀初巴黎的超現實主義畫家和藝術家、詩人和文學家們在巴黎小酒館裡的生活。
我覺得那種生活太有意思了。
書裡有一段很浪漫的東西：當時巴黎的這些所謂的畫家們白天在街上畫畫，晚上就發表他們的狂言，而且都沒什麼錢，就群居一起。
其中有一天，一位女詩人，很年輕的，很窮困潦倒。
把她自己的孩子放在酒吧的櫃台上跟老闆娘說她出去買點東西，以後她就再也沒回來過。
于是，老闆娘就抱着那孩子四處去問誰是他父親，但所有人都說不出來。
後來，老闆娘就決定把那孩子收養了下來。
以後常來的客人每人都會自覺捐一點來養活那孩子。
這讓我非常感動，可又說不清為什麼。
僅僅就因為這個，我就決定了自己要學法文。
從這天回家開始，我就把所有理科的東西全部扔一邊，開始準備文科的高考。
結果外語學院提前招生，六月份，在全國統考以前。
我一考，結果在發榜以前就被錄取了。
到了學校之前還都不知道以後會做什麼呢，去了才知道是培養翻譯，好一點的可能是去外交部。
我們學校當時是唯一開放給外國人參觀的學校，是當時外交部的陳毅當院長。
我看那些翻譯像個小二兒似的跟着外國人後面，一年級過後就向學校提出來我要退學，我要換學校。
可是換什麼學校我不知道，因為那時學校裡沒什麼作家呀。
後來我有個同學在人大，我就去看了那個學校，聽他講了一通，覺得那裡還不壞。
于是我就正式提出轉
我畫油畫是在初中開始的，開始我連油畫怎麼畫都不知道。
他在畫的時候，我也不告訴他，就在邊上看，看他怎麼調顔色，然後自己就到圖書館去找怎樣畫油畫的書。
我一直偷偷地畫油畫，他始終不知道。
到了高中以後就沒有繪畫課了。
畢業的時候，老師要帶着升學建議與家長見面。
有一天，他到我們家來，一進屋子，看到滿屋子挂着我畫的油畫，他就發了個感慨，說很有印象派的味道。
我當時受寵若驚，因為我沒有受過什麼學院派的訓練，但我畫的顔色非常鮮明，大膽地把顔色往上抹。
我當時也沒看過什麼印象派的畫作。
我的這個美術老師有很多同學在中央美院當老師，他們原來都是從中大出去的。
“我推薦你考中央美院一定沒問題。
”他說。
我非常興奮，可我媽反對。
我媽說：“畫畫，畫什麼畫？在街上畫什麼大躍進、什麼支援社會主義的宣傳畫？”當時還不像後來隻是畫毛主席像了。
我說那有什麼，畫還有西方的和蘇聯的。
我媽說：“畫家各個都窮，窮困潦倒地生活在亭子間裡。
你各科成績都很好，你做什麼我都不反對，隻有畫畫這一件事，你得聽我這一次。
” 在我們家一直有這麼一種東西，它對我後來的成長很重要，就是LIBERAL，極端的自由化。
我可以跟我的父母讨論我們這個月的錢怎麼花，按照每個人的需要一起花。
我們每件事都是可以讨論的。
我們沒有一般中國家庭的家長制的那種壓力。
所以我做什麼事情都可以。
我的父母從來不擔心我，因為我不是那種闖禍搗亂的那種小調皮，吃吃喝喝地把别人的窗戶打爛。
因為做什麼，包括學音樂、拉琴，幹什麼都不會影響我的功課。
但是我媽說：“這件事你一定要聽我的，我從來沒反對過你做任何事。
你别學那美術，我看不到畫家的前途。
其他，你幹什麼都行。
”後來，我就聽了母親的話放棄了畫畫。
如此一來，我該學什麼呢？ 我學法文完全是偶然的，大概是小時候的性格吧，我想要做什麼就做什麼。
當時我跟幾個成績好的同學一起複習高考。
那時都比較狂妄，要考文科非北大莫數；如果要考理工科，清華以外一概不去。
我們那時自信心都很強，蘇聯的那種數學競賽題，我們都掐着表算。
但突然一道很小的題目，把我卡住了，連做了兩節課都沒出來。
那時，我們學校還很自由，大家都在準備高考，因為是好學生，在語文課上做數學，隻要你不說話，老師就不管你。
他明明看見我在做數學題也不管我，所以我連做了兩節課也沒做出來。
那時是五月份，校園裡的揚花都開了，花滾成了球，滾到教室裡，這情景我記得特别清楚。
我突然覺得，我如果一輩子就這一隻筆、一張紙去搞這個理科，太枯燥了，這一輩子就這麼的話，我覺得不值得。
我不過是在盲目地跟着别人後面覺得學理科好，就是有前途。
我于是開始想自己要過什麼樣的生活。
我覺得我應該不是當作家就是藝術家。
即如此，我就撩下了手上的題目，并跟我一起做題的兩個同學說，我不參加你們的複習了。
那兩個同學很奇怪，問我怎麼了？我說等我想好了再告訴你們。
接着，我就花了一下午，泡進了圖書館。
到了圖書館我就翻書和雜志，把所有我想要做的事的相關的書都翻了個遍。
翻着翻着，我就突然翻到一本當時由國際共産在布拉格出版的雜志叫>，是個相當開放的雜志，其中正好有愛倫堡的>的連載，那是最早的連載，是五十年代初。
在那裡讀到了本世紀初巴黎的超現實主義畫家和藝術家、詩人和文學家們在巴黎小酒館裡的生活。
我覺得那種生活太有意思了。
書裡有一段很浪漫的東西：當時巴黎的這些所謂的畫家們白天在街上畫畫，晚上就發表他們的狂言，而且都沒什麼錢，就群居一起。
其中有一天，一位女詩人，很年輕的，很窮困潦倒。
把她自己的孩子放在酒吧的櫃台上跟老闆娘說她出去買點東西，以後她就再也沒回來過。
于是，老闆娘就抱着那孩子四處去問誰是他父親，但所有人都說不出來。
後來，老闆娘就決定把那孩子收養了下來。
以後常來的客人每人都會自覺捐一點來養活那孩子。
這讓我非常感動，可又說不清為什麼。
僅僅就因為這個，我就決定了自己要學法文。
從這天回家開始，我就把所有理科的東西全部扔一邊，開始準備文科的高考。
結果外語學院提前招生，六月份，在全國統考以前。
我一考，結果在發榜以前就被錄取了。
到了學校之前還都不知道以後會做什麼呢，去了才知道是培養翻譯，好一點的可能是去外交部。
我們學校當時是唯一開放給外國人參觀的學校，是當時外交部的陳毅當院長。
我看那些翻譯像個小二兒似的跟着外國人後面，一年級過後就向學校提出來我要退學，我要換學校。
可是換什麼學校我不知道，因為那時學校裡沒什麼作家呀。
後來我有個同學在人大，我就去看了那個學校，聽他講了一通，覺得那裡還不壞。
于是我就正式提出轉